一、由于疫情的影响，《三峡啊》一书未能在2020年6月4日前出版
按照计划，李南央主编的《三峡啊》一书应该在2020年6月4日前由美国的溪流出版社出版。但是由于疫情的影响，印刷厂无法及时完成，《三峡啊》一书未能在2020年6月4日前出版，留下一点小小的遗憾。
如李南央在总序中所言，《三峡啊》一书分为两部分，上半部是1989年2月由戴晴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江、长江》的全部内容。下半部是李南央选编的反对三峡工程代表人物无法在大陆正式发表而散落在网上、或中国大陆以外出版物上有代表性的文章。
首先，笔者要表示对戴晴女士和李南央女士的敬佩。戴晴女士是一位拚命三郎，从1988年秋想为三峡工程做些什么，到1989年2月底，完成了在中国大陆似乎没有可能完成的事情。李南央女士也是一位拚命三郎，也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而且是在最艰难的时间段，完成了编辑工作。如果没有疫情的影响，也是应该在同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本书的出版。都说如今更无一个是男儿，但是女士中多有巾帼英雄。
《三峡啊》一书中收录了戴晴女士撰写的《独立历史调查记者的文字》一文，记录了《长江、长江》一书出版的过程。1989年2月底，《长江、长江》一书出版，“终于赶在政协、人大开会之前发行，直送到委员们下榻宾馆的小卖部！我们印了五千册，贵州出版社随即加印五万册，沿长江发行。但他们只卖了二万册，‘平暴’即发生，剩下三万，作为‘为动乱和暴乱做舆论准备’，奉旨销毁。”
这是现代版的焚书坑儒。“平暴”之后，戴晴被当作动乱和暴乱的幕后黑手送进了秦城监狱，《长江、长江》一书中的被采访者和作者都因此受到政治牵连。比如，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两位主管写信给林华、田方工作的国家计委党组（邹家华任计委主任），说《长江，长江》“是一本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是一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书，是一本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的书。你单位林华、田方同志参加了这一活动。现将‘有关材料’送上，供你单位清查和考察干部时参考。”国家计委党组负责人找林华、田方谈话，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要求林华、田方不能再在公开场合发表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否则政治后果自己负责。林华是国家计委副主任，田方是国家计委经济所副所长、原习仲勋的秘书。
从1989年6月4日到1993年3月全国人大讨论三峡工程，乃至到1998年长江洪水灾害前，三峡工程的反对派不能在中国媒体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而李鹏等就是利用这个政治上的“有利时机”把三峡工程推上马。
没有六四暴力镇压就没有祸国殃民的三峡工程。笔者以为，这就是李南央计划在2020年6月4日前出版《三峡啊》一书的动机。只要人们不忘却，那么无论《三峡啊》一书什么时候面世，人们的脑海里就会呈现那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幕。
二、谁与李鹏一起建造了愚蠢的纪念碑？
李南央在接受《明镜》陈小平博士采访时，引用了北大教授黄文西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不要为子孙后代留一座愚蠢的纪念碑”。李南央说：“现在，这座碑无可挽回地立起来了。那上面刻着决策者、鼓噪者、追随者的名字：邓小平、王震、江泽民、李鹏、钱正英、张光斗、林一山、潘家铮、李伯宁、郭树言……”
本文就这个问题提供一些证据和展开一些讨论。
李鹏的三峡日记取名《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什么是“众志绘宏图”？就是说许多人一起建造的三峡大坝工程，不是李鹏一个人要建的。那么到底谁和李鹏一起建造了三峡大坝工程、这座愚蠢的纪念碑？
记录了1981年到2003年的李鹏三峡日记给出了一个回答。笔者统计了《李鹏三峡日记》中所提及的人物，一共有四百多个人，上达大禹下至方丈，如果按提及次数排列，最多是江泽民104次，其次是郭树言94次；最少的国务院总理1次（赵紫阳0次）。如果把提及的人物分组排列，就得到很有意思的结果。
三、在国家级领导人中最主要的是江泽民和邓小平
下面是《李鹏三峡日记》中提到的国家级领导人及次数：
姓名次数
江泽民104次
邓小平39次
朱镕基33次
吴邦国30次
毛泽东25次
周恩来12次
万里14次
乔石13次
温家宝10次
胡锦涛8次
李先念5次
胡耀邦2次
李瑞环1次
国务院总理1次
赵紫阳0次
提到次数最多的人是江泽民，一共涉及104次；第二位是邓小平，39次。提到江泽民的次数比邓小平多出65次。可以说，没有江泽民的鼎力支持，单凭李鹏的力量是建不成三峡大坝工程的。除去在前言和目录中所提到的，最早提到江泽民的时间是1989年7月22日。
1989年5月23日江泽民接到中央书记处的紧急通知，乘坐飞机到北京，立即被带往邓小平在西山的别墅，被告知将任命他为新的总书记。会后江泽民又飞回上海，将出访归来的万里截留在上海。5月29日江泽民再次被紧急召往北京。5月31日邓小平召见李鹏和姚依林，希望他们能以江泽民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工作。邓小平、江泽民和李鹏一伙用部队、用坦克、机枪镇压了天安门民主运动。在6月23日和24日举行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正式走马上任，李鹏则做《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虽然李鹏在镇压六四民主运动中出了大力，却没有能够如愿更进一步当上总书记。但是他亲手搬掉了阻碍三峡工程建设的赵紫阳，并获得了新的总书记江泽民在三峡工程的大力支持。
7月21日至7月24日刚刚当上总书记不到一个月的江泽民便前往湖北省、前往三峡大坝坝址——三斗坪作为第一次国内视察的目的地。7月22日晚江泽民在湖北宜昌给在北京医院养病的李鹏打电话，报告行程计划和视察坝址的感想以及表示对三峡大坝工程的坚决支持。
7月25日江泽民返回北京便到医院去看望李鹏。江泽民对李鹏说，通过这次视察，他认为建设三峡大坝工程是必要的，并大肆赞扬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铮等人一番。三峡大坝工程是政治家手中的玩物。邓小平让江泽民当了总书记，用三峡大坝工程来安抚李鹏。江泽民用支持三峡大坝工程的建设，换取了李鹏对总书记工作的支持。有了江泽民的表态支持，李鹏也痊愈出院了。
所以说，没有1989年对民主运动的暴力镇压，就没有三峡大坝工程。
都说全国人大是橡皮图章，但是也是中共手中的橡皮图章。1992年3月18日，李鹏主持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江泽民主讲即将举行投票表决的三峡大坝工程，江泽民讲了整整两个小时，主要内容就是，党中央和总书记都投了赞成票，从而来影响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产党的投票。可惜，江泽民文选中并没有将这个两小时的讲话选入，可能是难以见阳光吧。李鹏主持“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江泽民去做投赞成票的动员，这是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上，江泽民自告奋勇地提出的。在会上江泽民表示，他将亲自到“两会”党员领导干部会上就三峡大坝工程去做动员，怕的就是人大代表会否决三峡工程提案。3月7日，江泽民又给李鹏打电话，让李鹏看一下他将在“两会”党员领导干部大会的讲话稿。可见当时江泽民和李鹏对三峡大坝工程的通过并不自信。用团结在党的核心领导周围、服从党中央决定的纪律，要求人大党员代表投赞成票，强势通过三峡大坝工程提案。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票未按表决器的结果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三分之二的人大代表投了赞成票，这和人大代表中的中共党员代表比例基本一致。根据一些代表事后的回忆，未按表决器的是台湾籍的代表，投弃权多是非中共党员代表，如香港的吴康民、黄梅戏演员马兰等。
所以说，没有江泽民到“两会”党员领导干部会上就三峡大坝工程去做动员，没有江泽民说党中央和江泽民都投了赞成票，用党的纪律约束人大党员代表的投票，就不会有人大代表的多数赞成票。1992年全国人大关于三峡工程的投票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最伟大的记录：三分之一的人大代表不同意中共三峡大坝工程的决策。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江泽民为李鹏挡枪，为三峡工程压制反对派的意见。李鹏没有与三峡工程反对派交换意见的习惯，李鹏最为擅长的就是告状。在李鹏三峡日记中提到的三峡工程反对派有
姓名次数
李锐9次
陆钦侃6次
翁长溥3次
周培源2次
刘崇熙2次
覃修典1次
1990年7月13日，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结束前一天，江泽民、李鹏邀请参加会议的民主人士吃饭。在餐桌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说：明天李鹏总理可能要对三峡工程表态，但是还有些问题研究得不透，特别是三峡工程的人防安全问题。是江泽民出面把周培源的问题挡了回去，说：三峡工程搞好了，将造福子孙后代。事实上，三峡工程的人防安全问题至今依然没有解决。周培源曾于1990年6月向中央军委领导建议，召开了一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等科研专家参加的战略研讨会。周培源带病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认为：在目前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一定要居安思危，将三峡工程的防护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如今，为了武统台湾，为了三峡工程的人防安全，中共当局将不得不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声称一旦中国重大水利设施受到攻击，将首先使用核武器报复。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置子孙后代的福祉于不顾。那一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最后一次向中共最高层表示反对建设三峡工程的意见。1992年周培源离世。
1996年4月15日江泽民通过电话告诉李鹏，李锐上书要求停键三峡工程已经被他制止。江泽民要求李锐从大局出发。
对于翁长溥的反对意见，则是由吴邦国出面挡驾回去的。
所以李鹏在《李鹏三峡日记》的前言中写道：“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建设三峡工程做出了重大决策。江泽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坝址。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因此在国家级领导人中江泽民提及次数最多，邓小平次之。这与《李鹏三峡日记》成书的时间有关，此时邓小平已经去世多年，邓家的势力也日渐衰弱，而江泽民还牢牢掌握大权。
四、在副国级领导人中最主要帮手是钱正英、邹家华、王任重、姚依林、陈慕华和贺国强
本文中的副国级领导人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姓名次数
钱正英32次
邹家华32次
王任重27次
姚依林15次
陈慕华11次
贺国强10次
钱正英在三峡工程中的作用，读者大多都有了解，笔者已经有文章论述，这里略去不表。
邹家华，1926年出生，和李鹏一样是烈士的儿子（父亲是邹韬奋），妻子叶楚梅是叶剑英的女儿。1948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补习俄语后，即赴苏联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院机械系学习。1955年回国，任工程师、厂长。1964年任第一机械工业部机床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1973年任国家工办副主任（副部长级），1985年任兵工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部长级）。1986年任第一机械部部长。1987年李鹏出任代总理后，1988年邹家华当选国务委员，1988年12月邹家华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成为李鹏的主要助手。1990年8月，邹家华担任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由水利部部长、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成员杨振怀兼任办公室主任，能源部副部长陆佑楣担任副主任，水利部副部长张春园担任常务副主任，审查由杨振怀、陆佑楣、张春园等提交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邹家华居然审查通过了这份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1991年邹家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3月21日在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邹家华受国务院委托就《国务院关于提请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作说明。邹家华的这个报告可以说是错误百出。单说三峡工程静态总投资570亿元人民币（1990年价格），包括三大项：大坝枢纽建设、输变电线路和移民费用，就是一个有意压低的数字，为了骗取人大代表的赞成。到了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时，三峡工程静态总投资上升为909亿元（1993年5月价格），而且只包括大坝枢纽建设和移民费用两项，大坝枢纽建设509亿元，移民费用400亿元。
王任重（1917年—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王任重一直在武汉市、湖北省、中南局工作，先后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武汉市副市长、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王任重就是三峡工程热衷的支持者。文化大革命后王任重曾短时间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年6月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88年3月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6年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同时决定由李鹏、薄一波、王任重、程子华等4人组成协调小组，协调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工作。从此王任重成为李鹏在三峡工程的得力助手。1991年2月17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在广州主持召开三峡工程问题专家座谈会，由王任重主持。参加广州会议的有：张光斗、严恺、张瑞瑾、魏廷铮、杨贤溢、殷之书、刘兆伦等。这次会议对推动三峡工程决策有重大影响。会议形成了以王震名义给江泽民、李鹏及各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邓小平同志呼吁尽快上三峡工程的报告。王震在报告上写道：“这是任重同志同意，根据专家意见写的，我完全同意。”在1991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大会上，李伯宁给王任重写了一封信，希望加强对三峡工程的正面宣传，并盼望中共中央早作决策，尽快开工修建三峡工程。王任重立即将这封信转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邹家华副总理。江泽民批示：“看来对三峡是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也应该开始作点准备……”王任重见到这个批示后，立即又把李伯宁叫到他的住处，给他看江泽民的批示，高兴地说：总书记讲话了，你们可以好好宣传了。5月份中宣部副部长徐惟诚主持召开“首都新闻单位三峡工程宣传工作通气会”，传达江泽民的批示，接着就来了一场狂风暴雨，一面倒的宣传。在1992年全国人大审查批准三峡工程之前，王任重于3月16日去世。李鹏对王任重的评价是：任重同志对于上三峡工程总是十分积极。
姚依林（1917年—1994年）从1946年开始就担任经贸部门的领导工作，长期在陈云手下工作，一直被认为是比较务实的经济、金融干部。1979年7月姚依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编制第六、第七个五年计划，强调经济计划要从国力出发，计划指标不要定得太高。1988年底盛传1989年两会将讨论三峡工程决策，戴晴等把《长江，长江》一书赶在两会开幕前出版，送到两会代表住的宾馆小卖店，努力阻止三峡工程进入决策程序。1989年4月3日，姚依林在七届二次人大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承诺说：“主张建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经过详细论证。我认为，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在目前治理整顿期间以及将来‘八五’期间，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见1989年4月5日《人民日报》）很多人以为，姚依林对上三峡工程并不积极，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是一个不错的信号。但是姚依林郑治态度的转变，改变了中共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内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结构。六四之后，姚依林转而支持三峡工程的上马，而且认为早上比晚上好。1992年4月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和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三峡工程也很快被纳入了第八个五年计划。姚依林自食其言。
陈慕华（1921年至2011年），1976年11月受到华国锋的重用，提升为对外联络部部长兼党组书记，1978年任华国锋手下的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赵紫阳组阁，陈慕华留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计划生育工作，1982年降任国务委员。1988年在国务院任职满两届的陈慕华退休，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应该说这是李鹏精心的安排。1986年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确定了三峡工程的决策程序：责成水电部组织重新论证、编制工程可行性报告，然后由国务院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再报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审议，最后提交全国人大审查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给全国人大布置了任务（违反宪法）。邹家华领导的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通过了工程可行性报告，现在该全国人大出台了。1991年11月13日至24日陈慕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峡考察团共25人考察三峡地区，代表团成员包括曹志和袁雪芬等。1991年12月26日陈慕华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作汇报发言指出：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具体地说，建比不建节省大半个三峡工程，早建比晚建节省小半个三峡工程。这是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三峡工程论证综合经济评价组的三个方案的费用比较分别为（括号中为三个方案的指数比较，早建方案为100.0%）：
早建方案：1908.9亿元（100.0%）
晚建方案：1981.5亿元（103.8%）
不建方案：2018.9亿元（105.8%）。
综合经济评价组副组长李京文2014年12月6日在科技日报上撰文说：“当时我们预算整个工程建设需要资金1900亿元，后来结算时花了1850亿元，说明预算还是基本准确的。”但是1993年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的静态总投资570亿元人民币，而综合经济评价组预算整个工程建设需要资金1900亿元，即没有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的结论，也没有建比不建节省大半个三峡工程、早建比晚建节省小半个三峡工程的结论。一切都是欺骗百姓。
1992年3月21日邹家华做三峡工程议案说明，1992年3月30日陈慕华领导的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查批准了国务院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批准并将兴建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邹家华和陈慕华帮助江泽民、李鹏完成三峡工程决策程序，姚依林1989年4月3日的承诺：（三峡工程）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就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
五、在省部级领导人中最主要打手是郭树言、陆佑楣、李伯宁、蒲海清、肖秧、甘宇平和魏廷铮
本文中的省部级领导人是指部长、省委书记和省长以及相当级别的干部。
姓名次数
郭树言94次
陆佑楣85次
李伯宁32次
蒲海清23次
肖秧22次
甘宇平22次
魏廷铮20次
郭树言，1935年出生，1952年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被选派赴苏联学习。1953年至1954年在北京学习俄语，1954年至1959年在苏联乌拉尔工业学院冶金系黑色金属铸造专业学习。回国后在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铸造研究所工作，从技术员一直干到副所长。1978年任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负责人，1982年任科学院管理学科负责人，1983年任国家科委预测局副局长，1984年任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1984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90年任湖北省代省长、省长、省委副书记。1992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李鹏），一直干到2003年。2003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树言在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位置上干了11年，1992年三峡工程正式进入决策程序，2003年三峡水库开始蓄水，船闸开通，第一台发电机发电。郭树言对于李鹏、对于三峡工程的重要性可以从三件事中看出。第一件是三峡工程的防洪库容计算出错。张光斗于2000年4月1日给郭树言写信说：“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钱副主席（指钱正英）知道后，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郭树言将有关文件报送主管副总理吴邦国，吴往上推，批示“请熔基同志阅”，朱将文件转给李鹏及三峡公司总经理陆佑楣，这个重大设计错误就没有了下文。三峡水库防洪库容是三峡工程最为重要的技术数据，防洪库容计算有错，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必然错误，三峡工程决策也必然错误。第二件是治理三峡水库水污染需要三千亿元人民币。2000年3月16日至18日，张光斗和钱正英赴重庆考察，4月1日就三峡水库水污染问题给郭树言主任、李进忠副主任写信，反映三峡水库水污染问题。张光斗在信中说∶“国内外许多人反对三峡工程，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由，我们表明能够保护好生态环境的，为此必须作出努力。特此报告对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了解到的情况。”张光斗接着写道，按照上海的经验，治理三峡水库重庆库区水污染问题，估计需三千亿元人民币。张光斗建议中央要投资。由于三峡大坝的阻挡，水流变缓，极大地减小了水流的自净能力，导致三峡水库水质变坏，甚至富营养化。治理水库水质需三千亿元人民币，超过三峡工程的总投资额，三峡工程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做出这个结论，无需高深的投资知识。但到郭树言那里也是压下不表。第三件是关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还是张光斗告之：“关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质量检查报告写得比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质量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而郭树言等只是公布专家写得十分漂亮的质量检查报告，而不把质量真相告诉老百姓。质量问题一直是三峡工程的心腹之患，何时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陆佑楣，1934年出生，1956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陆佑楣从基层干起，一步步地从技术员干到总工程师，从科长干到水电部副部长、能源部副部长。陆佑楣参与了黄河刘家峡、汉江石泉、汉江安康、黄河龙羊峡大坝工程的建设。上述四个大坝工程在设计和建造方面都存在很大问题。比如石泉大坝工程。1983年7月下旬汉江流域降暴雨，陕西省安康市上游的石泉水库水位超过最高水位，不得不紧急开闸放水，而安康市下游河段又被卵石阻塞，下堵上泄，导致安康段水位在十多小时内快速上涨19.4米。7月31日洪水进入安康城，很快淹没全城，爬上4楼的人也被淹毙，死亡超过千人。对此路遥在其作品中有所描述，黄万里教授也有专门的解释。1986年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组成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钱正英担任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陆佑楣担任副组长。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由14个专业组组成，各个专业组报告之间互相矛盾。比如泥沙组认定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为万分之0.7，这样才能冲沙排淤；移民组认定三峡水库没有水力坡度，这样计算出来的移民人数、淹没损失最小。防洪组认为下游长江堤防防洪能力低，所以要建三峡工程；泥沙组认为下游长江堤防的防防洪能力强，可以利用洪水把泥沙冲到下游去。这样的报告本来根本通不过审查。但是陆佑楣即负责可行性报告的撰写，又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可行性报告的审查。就像一个参加高考的学生，自己批卷，自己评分，结果自然是上清华北大。1993年1月陆佑楣担任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同时又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1994年升为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当选工程院院士，这得归功于钱正英和张光斗等人，为陆佑楣专门设置一个组别。1998年长江洪水时，陆佑楣评论说：“若有三峡工程在，岂容洪水逞凶狂？”2010年三峡工程蓄水至海拔175米，但是长江中下游洪水依然逞凶狂。2016年6月底7月初武汉汉口出现1949年以来的第四个高水位，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并未彰显。武汉受淹情况并不亚于1998年。7月6日李克强赶到武汉长江大堤，感慨地说：抗洪靠大堤。2019年长江中下游发生洪水，多处支流河堤溃塌，生灵涂炭。三峡工程不但没有发挥所宣传的防洪效益，而是加大泄洪流量，加大中下游洪水灾难。就是宣传的有了三峡工程之后，汛期老百姓就不用上堤巡查，可以安心睡觉，也成为一个不可实现的中国梦。2020年5月29日以来，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资水、湘江，鄱阳湖赣江、抚河、信江、滁河、水阳江等均出现超警及以上洪水，自6月5日20时长江水利委员会启动长江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而此时三峡工程还在不断加大下泄流量。中国媒体报道陆佑楣重视三峡工程质量：长江洪水后，朱镕基对三峡大坝建设质量不放心（可见三峡工程质量不好并非谣言），要求请外国公司做工程监理。有一位来自奥地利的工程监理，专门负责三峡大坝的钢筋焊接质量。他发现钢筋焊接质量不合乎规定，要求返工。中国工人不服从，说我们以前都是这么干的，中国监理从来没有认为质量不合格，拒绝返工。洋监理觉得这个工作没法干，只好去找陆佑楣。陆佑楣要求工人要按洋监理的要求去做。各位读者，你看到这则报道后有什么反应？这个报道透露了一个真相：当奥地利的工程监理发现钢筋焊接质量问题时，三峡大坝左岸坝段基础部分的钢筋焊接、混凝土浇灌工作已经完成，不合格的钢筋根本没有得到更换，混凝土也没有重新浇灌。这是三峡工程质量的真相。
李伯宁（1918年至2010年），1937年起从事抗日游击队工作，后在解放区担任报刊编辑工作。1949年起李伯宁在水利部工作，主要从事水库移民工作，一直干到水利部副部长。期间欠了三门峡、新安江、丹江口等大坝工程的移民安置的许多孽债。1984年由李鹏提名担任三峡省筹备组负责人。李伯宁在北京、宜昌招兵买马、封官许愿，不亦乐乎。好景不长，赵紫阳撤销了三峡省，李伯宁只能任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对哥儿们的封官许愿都未实现，让李伯宁对赵紫阳是耿耿于怀。1986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可行性论证，邀请李伯宁担任顾问，负责移民工作。李伯宁信誓旦旦地保证三峡工程百万移民全部可以就地安置。根据李伯宁的计算，在水库淹没涉及的19个县市中共有可以开垦的荒坡地2000多万亩，其中361个安置乡中就有荒山草坡地389万亩。按照李伯宁的计算，安置一个农村移民，需要开垦1.5亩荒坡地。389万亩荒地，起码可以安置259万移民。而三峡工程需要安置的农村移民只有51.89万。与移民组的结论相反，生态与环境组在论证报告中指出，三峡库区可开垦荒坡地不足30万亩，根本无法安置农村移民。可见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问题之严重。1989年北京爆发民主运动，李伯宁是李鹏扳倒赵紫阳的主要帮手，也是借暴力镇压打击三峡工程反对派的主要打手。之后李伯宁四处奔走，给中央领导写信，为早上三峡工程呼吁。根据卢耀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1990年李伯宁发信400多件，1991年发信700多件。要点就是建设三峡工程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能建。1992年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后，李伯宁被任命为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1993年国务院发布了《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就地安置农村移民，不许移民就赔偿问题上告法院。朱镕基任总理后发现三峡库区根本没有那么多可开垦荒坡地来安置移民。2001年国务院发布新的《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就地安置变成了就地安置与异地安置相结合。将近20万三峡工程农村移民被迫离开故乡，外迁安置。卢耀刚认为，三峡工程外迁移民缺少一个引导出走的摩西。李鹏高度赞赏李伯宁，说他是“呕心沥血，力排众议”，为三峡工程的上马立了大功。李伯宁的建设三峡工程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能建的论述，后来演变成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理论。其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任意从老百姓那里搜刮金钱，为当权者树碑立传，为错误决策买单。
蒲海清、肖秧和甘宇平都曾任四川省和重庆市领导人，后来也都担任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这里挑选肖秧。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肖秧（1929年至1998年），与李鹏、邹家华一样，是烈士后代。1947年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建筑系学习，与朱镕基是电机系同学。1948年至1954年任北京玻璃厂军代表、副厂长、厂长、党委书记。1954年至1956年在民主德国留学进修。回国后任北京玻璃总厂厂长和党委书记。毛泽东去世时，肖秧担任水晶棺组副组长。1977年至1984年肖秧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最后任市外经委副主任。1984年至1992年重庆市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在肖秧调任重庆领导之前，四川省，特别是重庆市的领导都是反对三峡工程的，理由是淹没、移民损失太大。肖秧调任重庆领导之后，重庆市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1980年7月邓小平视察三峡地区，听取了魏廷铮关于三峡工程150米方案的汇报，邓小平对三峡工程能让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特别感兴趣。1982年邓小平表态，赞成低坝方案（150米）。1984年4月，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150米方案。国务院的这个决定引起了国内外的激烈反对，特别是全国政协委员们的反对。这时肖秧的重庆市也提出反对150米方案，理由是150米方案不能使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重庆市的反对意见，正好证实了邓小平在三峡工程决策上受骗上当的事实。毛泽东认为三峡水库是平湖，周恩来、李鹏、肖秧等也认为三峡水库是平湖。肖秧认为，三峡大坝坝后蓄水位180米，600多公里之外重庆的水位也是180米。黄万里、李锐早就指出，三峡工程将加大了上游重庆地区的洪水灾害。2009年三峡枢纽工程完工（除升船机外），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8年重庆部分市区均被洪水淹没，水位均超过20年一遇洪水位。以重庆老城瓷器口（警戒水位181米）为例：
年份2010201220142018
最高洪水位/米186.8米186.79米185.77米186.92米
超水位/米5.80米5.70米4.77米5.92米
资料来源：从1998到2018，重庆最大洪峰到底是哪一年？https://zhuanlan.zhihu.com/p/39953550
以三峡大坝防坝后防洪限制水位145米计算，2018年重庆老城瓷器口最高洪水位比三峡大坝坝后水位高出41.92米。此时三峡工程完全没有发挥防洪效益。如果三峡工程发挥最大防洪效益，蓄水至海拔175米计算，那时瓷器口的水位依然是175米吗？
1989年肖秧从重庆市委书记提升为四川省副书记、副省长。按照江泽民、李鹏等的计划，肖秧将在十四届全国党代会上，接替退休的杨汝岱，担任四川省委书记，进入中央政治局。但是肖秧的倒行逆施引起四川人民、全国人民的极大反感。在1992年全国党代会上，肖秧在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中落选，仅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中央政治局的计划全部落空。肖秧只是升任了四川省省长。1993年肖秧兼任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97年重庆市成为中央直辖市，重庆市委书记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1984年肖秧已经是重庆市委书记，经过13年的努力爬升，好不容易当上了四川省省长、中央候补委员。重庆市从四川省分离出来，市委书记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肖秧很是想不通，不知道自己哪一步算计错误。一年之后，萧秧带着这个问题忧郁去世。
魏廷铮，1926年出生，从1949年起一直担任林一山的秘书，在长江水利委员会（一度称长江流域办公室）内一步一步得到提升。1980年7月副总工程师魏廷铮陪同邓小平视察三峡地区，向邓小平汇报三峡工程150米方案。关于三峡工程的航运效益，魏廷铮汇报说，万吨轮船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对此邓小平特别感兴趣。他对魏廷铮说：“1920年出川，去法国留学，船行到中途坏了，只好改变行程，起旱，走陆路出川，交通真是艰难啊！”其实，万吨轮船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是1958年三峡工程规划的目标，到1980年7月已经是不可能实现，一是1970年批准建设的葛洲坝大坝工程的船闸，只能通过3500吨的轮船；二是文化大革命中和后来建设的一些长江大桥由于净高不足，无法通过万吨轮船。上当受骗的邓小平船到武汉就立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宋平、姚依林等中央和国务院的负责人。邓小平说：“发电2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1100亿度，合全国上半年的全年发电量”。邓小平建议国务院要考虑三峡工程，胡耀邦和赵紫阳都表示同意。魏廷铮的汇报真是能梦笔生花，150米方案的平均年发电量1100亿度比现在175米方案的最大年发电量1000亿度还要高出百分之十。1989年7月24日江泽民视察长江水利委员会，听取了长江流域办公室主任魏廷铮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不知道魏廷铮给江泽民汇报的是128米、150米、190米、195米和200米方案中哪一个方案？很可能还是混合双打的方案，像给邓小平汇报的一样，移民、造价按低坝方案上报，防洪、发电、航运、南水北调按高坝方案上报。江泽民听了一样印象很深。25日江泽民回到北京后，便去医院探望李鹏。李鹏在日记中这么写：“他谈到去长江视察的印象，认为上三峡工程是必要的。他对长江流域办公室魏廷铮等一批老工程师忠心为国、热爱三峡事业的精神颇加赞赏”。1993年魏廷铮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1996年前任三建委办公室副主任，2000年离休。1994年魏廷铮出访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在当地关于巴贡水库的演讨会上被问及1975年中国河南水库溃坝事件时说，具体死亡人数不记得，但是不会超过一万人。他的理由是，如果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超过万人，国际新闻界必然会有报导。而真实的死亡人数是24万，事故发生时，中外媒体都没有报道。魏廷铮说谎绝对不会脸红的。
六、在所谓的专家中最主要的谋士是张光斗、潘家铮、宋健、谢鉴衡和窦国仁
姓名次数
张光斗8次
潘家铮8次
宋健5次
谢鉴衡2次
窦国仁2次
关于张光斗在三峡工程中的作用，读者大多都有了解，笔者也有介绍，这里略去不谈。
关于潘家铮，笔者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而且题目也拟好了，《绍兴师爷潘家铮》，但是一直没有写完。笔者一位朋友的父亲和潘家铮是当年浙江大学土木系的同学。一次同学会，不少同学问潘家铮三峡工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潘家铮回答说，很多事情，现在是说不清，将来有机会再说吧。潘家铮并没有直接给出回答。但是老天也没有给潘家铮说清楚的机会。在《三峡啊》一书中有一篇文章是专门介绍潘家铮的，是李南央撰写的，建议读者去看看，写得相当不错。里面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情：在关于金沙江梯级开发的一次会议上，国家环保局的一位司局级官员表态，国家环保局反对这个计划（笔者注：国家环保局曾几次叫停金沙江水电开发计划）。会议休息期间，潘家铮把国家环保局的这位官员拉到一边，悄悄地说：你不要再反对了，不建这些大坝，三峡不得了，要出大事呀！之前李南央以为潘家铮拒绝听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意见，因此对三峡工程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并不真正知情。哪里想到他根本清清楚楚地知道：会是“不得了”的灾难。竟然还要一意孤行！这不是无耻！是罪恶！！
为什么把宋健列在专家的组别中？这是因为，宋健更多是以学者的身份、以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的身份、以系统工程专家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以国务委员、或者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出现。
宋健、谢鉴衡和窦国仁都是留苏学生。
宋健，1953年至1960年在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院机械系学习（和邹家华是同学），以研究生学历毕业。1991年宋健以国务委员和国家科委主任的身份担任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副主任（邹家华主任）。1992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工程院院士，1994年被聘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1998年至2002年任中国工程院院长，2000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同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副院长。
窦国仁（1932年至2001年）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1951年赴苏联留学，在列宁格勒水运工程学院水利工程系学习（现圣彼得堡水上交通大学），1956年大学毕业。1959年获苏联副博士学位，1960年获苏联技术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工作，任高级工程师。1986年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泥沙组副组长。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谢鉴衡（1925年至2011年）1950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1951至1955年在苏联科学院学习并获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1986年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泥沙组副组长。1995年谢鉴衡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谢鉴衡的追悼会后，媒体传出谢鉴衡生前对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留言是：“三峡工程建成30年内，不论是坝区或变动回水区，泥沙淤积均不会对航运和发电造成不良的影响。”（参见《人民网》：武大著名水利学家谢鉴衡院士与世长辞）谢鉴衡领导并参与的泥沙组的结论是：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已基本清楚，可以解决。善良纯朴的中国百姓都把这个结论理解为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永久地解决了。中共领导人吹嘘三峡工程利在千秋，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说，三峡大坝万年不倒。但是谢鉴衡生前留言，所谓的泥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既不保证一万年，也不是保证一千年，连一百年也不保。谢鉴衡认为只能保证三峡工程建成后的三十年内。那么三十年后怎么办？谢鉴衡没有讲明。
七、三组人一起建造了这座愚蠢的纪念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一共有三组人与李鹏一起建造了这座愚蠢的纪念碑：
——投身革命，执意要建设三峡工程、展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
——从苏联留学回来、抱着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的；
——选择走绍兴师爷路的专家等。
邓小平、姚依林、王任重、陈慕华、钱正英、李伯宁、陆佑楣、魏廷铮等属于第一组；
江泽民、李鹏、邹家华、宋键、郭树言、萧秧、谢鉴衡、窦国仁等属于第二组；
张光斗、潘家铮等属于第三组。
当李鹏精心组织起建造三峡大坝工程的团队时，一直把李鹏当作接班人来培养的赵紫阳还能是他的对手吗？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暴力镇压1989年民主运动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建造了这座愚蠢纪念碑的必要选择。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民主中国／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