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都有地摊，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概无例外。唯独在中国，最近地摊问题突然成了一个国内外热烈讨论的话题。有的媒体讨论它带动经济的重要性，也有的媒体批评它破坏市容、影响城市形象；其实，在这种浅表层面的讨论背后，真正凸显出来的是中共恢复经济之图所面临的困境，即虚面子与真里子的冲突。保持“橱窗城市”的表面光鲜，是中共为国际社会营造经济幻觉的主要手段，而地摊经济这种减少失业的现实需要，必须让位于当局“高于一切”的“形象工程”。
一、事起人代会
上个月中国人代会期间，一份修改版的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在网上流传，其中第三项“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企业保就业”中，关于“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的措施方面，有一句“合理设定流动摊贩经营场所”被标红了。随后就引出了一场准不准许地摊经营的政策辩论。
为什么这句话要标红？这份政府工作报告修改版应该是发给两会代表看的，标红的内容乃报告通过之前的例行修改之处。李克强5月22日在人大会议上做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文稿照例分发与会代表，组织分组讨论；然后由全国人大办公厅综合各省市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的意见，用会议简报形式报送政治局和国务院；国务院随即选择代表们的一些意见，将政府工作报告原稿略加修改补充，再交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代表们投票通过。很可能，“合理设定流动摊贩经营场所”这句话来自四川代表团的建议，其他省市的代表或许也有类似看法。今年3月成都市在疫情初缓时为地摊经济松绑，2个月内有10万人摆摊为生。当地政府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减少失业。
李克强作为中南海的经济大管家，直接面临全国失业高潮造成的种种压力，自然对成都市的开放地摊之举大加赞赏。6月初李克强考察山东烟台时高度称赞地摊经济能创造就业岗位，是“人间的烟火”、“中国的生机”。中央官媒跟进报道，一时间地摊经济一片火热。
二、失业大潮被掩盖
中共一向掩盖失业真相，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人数远低于真实数据。比如，大批原籍农村的工人（中共称之为“农民工”）过去常年在城市打工或经商，他们一旦失业回乡，当局将他们视为可耕种农民，不管他们是否仍有务农技能或意愿，一律列入务农“就业”人口；而对城市常住居民的失业人数也尽量低估。
《华尔街日报》6月6日刊登了一篇报道，《一些经济学家质疑中国劳动力市场良好表现》。报道指出，中共的失业率严重失真。今年疫情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像其他国家一样大范围停摆，大量就业人口失去了工作；然而，世界各国公布的失业数据当中，只有中国的失业率保持稳定不变。《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一严重局面几乎没影响到中国的官方失业率，最近中共公布的失业数据显示，疫情爆发之前的1月份全国失业率是5.3%；而疫情爆发之后失业率仅微微增加到6%。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引用了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陈兴动的估计，中国的失业者（包括暂无工作或无薪休假的）约占城市劳动力的30%，今年一度多达1.32亿；他的估算包括了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因为这些人一旦走出家乡进城打工，将不会在农村土地上劳作，所以应该把他们视为无收入、无工作的劳动者。
这庞大的失业人口，就是李克强感受到的就业压力，也正是地摊经济突然被高层重视的原因。
三、地摊救活中国经济？
每个地摊都可能有一点销售收入，那么，从宏观上看，“地摊经济”究竟能创造出多大的经济效应呢？它能拯救滑坡中的中国经济吗？其实，地摊生意无非是消费搬家，把超市、百货公司、网购的消费转移到地摊上而已；多了一些地摊，城市消费者的消费总量并不见得会大幅提升。即便地摊生意的商品品质与超市相近，可以让消费者省一点钱，但超市、百货公司和电商的营业额会相应下降。所以，地摊经济可能使一些失业者得以糊口，但随后超市、百货公司和电商的营业状况就可能恶化，这些企业或许就要裁员了。
所以，李克强推动地摊经济，并不是一种真正能全面改善中国经济的良策，而只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的临时办法，是就业形势严重恶化时的应急措施。历史上中共两次用过这个办法。第一次是1978年底大批下乡知青返城时，为了解决他们的就业困难，当局曾经鼓励回城知青通过摆地摊谋生。第二次是上世纪末实行国企“改制”的时候，那其实是国企私有化，企业被厂长经理们私有化成他们的私人企业，而几千万国企的“全民所有制职工”被迫下岗，只发微薄的生活补偿，各地大批城市家庭的生活陷入困境。这种情况下，各地不得不鼓励下岗职工摆地摊糊口。
今年再度推出地摊经济，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信号，那就是，城市的就业形势又一次面临严重困难。除了找出过去的老办法应急，实在是没有其他有效解决严重失业问题的办法和政策了。
四、地摊政策再翻转
官媒鼓吹地摊经济不过才几天，6月4日新华社捧地摊经济的“成都地摊经济观察系列”刚推出第三篇，高层又发出了相反的信号，要阻止地摊经济在北上广深等“橱窗城市”推开。6月6日《北京日报》发表题为《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的社评；6月7日央视播出“秦川”的评论，《“地摊经济”不能一哄而起》；央视财经6月8日推出评论文章，《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同时，中宣部网信办下令，严禁媒体在报导中使用“地摊经济”一词。
高层之所以改变态度，与中共在困难局势下的思维直接相关。虽然就业问题确实严重，但当局此刻更在意国际形象，尤其害怕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若果如此，西方企业可能失去对中国市场的期望和兴趣。一旦失去来自西方跨国公司的投资和技术，中国经济的复苏就再无指望。
因此，中共高层不愿放松“橱窗城市”（北上广深）的市容管控，想避免这些“橱窗城市”因地摊遍地而低端化。地摊经济一旦在“橱窗城市”全面推开，无疑是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中国经济正在加速滑坡，大量失业人口只能靠摆地摊糊口，连一线城市也不例外。如此一来，一直以“高大上”为目标的“橱窗城市”的市政建设就被地摊活动“抹黑”了，这样的负面信号很可能令跨国公司重新评估中国经济的前景，并相应减少对中国市场的期待。
五、“扮靓橱窗”保“成就”
中共在经济形势恶化时有两个不准：第一，经济再差，过去宣布的宏伟目标都会“成功”，凡是妨碍这种宣传的社会现象都不准出现；第二，尽管民众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也不准他们的谋生活动从负面影响国家形象。这是一贯的做法，保住“橱窗城市”的“高大上”，是国家形象的“面子工程”。在中共高层的心目中，内地城市并非外企关注的重心，所以，内地城市有大量地摊，无关“大局”；但是，“橱窗城市”代表着国家形象，不能为了减少失业，而牺牲或放弃这些“橱窗”的靓丽光鲜。这就是小小地摊起风浪的根本原因。李克强推动地摊经济，本意是暂时减少失业，无可厚非；但他这个经济大管家似乎被事务缠身，忽视了“橱窗城市”可能失色这个大问题。
对中共来说，用营造出来的“高大上”糊弄国际社会，永远是“头等大事”，除了GDP这类经济数据要尽量拔高、失业率要尽量压低之外，还必须不断为“橱窗城市”“扮靓”。此等治国之策是毛泽东、周恩来传下来的“葵花宝典”；尤其是在实体经济难以有效挽救的情况下，就更加依赖这个“秘诀”。当年尼克松访华时，北京市曾组织商店摆上民众久已不见的食品或布料，然后让指定的人买走，营造出市容“繁荣”的假象；事后再按原先的要求，让这些假“消费者”把“买走”的商品送回商店，全部退货入库。回想这样的滑稽景象，就不难理解，今天当局不让地摊“玷污” “橱窗城市”，是何等“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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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自由亚洲／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