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4日，在延安考察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为中共唱赞歌
黄炎培从延安回重庆后，兴奋异常，闭门谢客，仔细回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延安归来》，将他与毛泽东的对话记录在案，并表示，延安“距离我的理想相当近”。这本书从延安观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风、延安会谈情形等多个层面对中共大唱赞歌。
延安之行成为黄炎培最终选择投奔中共的重要转折点。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取政权后，黄炎培打破“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欣然从政，曾任中共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毛泽东承诺的“民主”、“监督”都没了
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内务部一次部务会议上，首任部长谢觉哉做报告时，引用了黄炎培在延安跟毛泽东谈“周期率”以及毛泽东关于“民主”、“监督”的说法，提出了“民主监政”的口号。这番话却引来听众席上南方某省内务厅长的质问：“我们提民主监政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难道我们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政权还需要监督吗？这样监督来监督去，不是要监督到毛主席头上了吗？”
一连串提问完全符合当时中共的逻辑，却令谢觉哉猝不及防，想解释，却解释不清。事情到此还没有完，中共最高层一位领导得知后，完全支持这位厅长的意见，批评了谢觉哉，且明令以后不准再在党内党外引用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周期率”的对话。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一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发动整人的政治运动。有人统计，从1949年到1976年毛去世，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有70多次。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讲：“（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经说过，中国在文化革命中两亿人被批判、斗争、牵连，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和迫害。那么在文化革命以前呢，从流血土改，到清匪反霸，到镇压反革命，到三反五反，到批判俞平伯啊，胡风啊，再到反冒进，到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在中国几乎所有有知识的、有教养的、有文化的、有头脑的、有不同意见的，几乎没有人能逃过这一场接一场的运动。”“整个中国呈现的是一种用野蛮代替文明，用落后代替先进，用无知代替有知，这样历史性的倒退。”
黄炎培一家9人挨整
黄炎培与结发妻子王纠思生育的9个孩子中，4个儿子曾出国留学，长子黄方刚，是哲学家，留学美国卡尔登大学；次子黄竞武，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三子黄万里，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著名水利学家；四子黄大能，留学英国，著名水泥混凝土技术专家。长子和次子1949年前就去世了。黄炎培和后妻姚维钧育有两男两女。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先是鼓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帮党整风，承诺“言者无罪”，实际是“引蛇出洞”。等“蛇”都出洞后，毛立即将给中共提意见的人统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黄家除黄炎培外，三子黄万里，被清华大学打成右派，四子黄大能、五子黄必信、长女黄路、四女黄素回及其丈夫、二女黄小同的长子，都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全家出了7个右派，黄小同因笃信基督被内定为反革命。
黄万里被打成右派23年
黄万里1934年赴美留学，1935年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成为该校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工程博士。后受聘为田纳西流域治理工程专区诺利斯坝公务员。他曾驾车4万5千英里，考察美国各大水利工程。
1945年，黄万里任中华民国水利部工程师。1947至1949，任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49年9月到沈阳，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0年6月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调清华大学任教。
1955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中共水利部召集70多名学者就已开工的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黄万里是唯一反对建三门峡水库的人，但是，他的正确意见没被采纳。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致使两岸倒塌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4万农民被迁往宁夏缺水高地。到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不得不在坝底炸开几个大孔冲刷泥沙。
此后，黄万里提出，千万不要将江底6个泄水洞堵死。但在施工时，6个泄水洞还是被堵死。最后，这6个洞不得不以每个洞1000万元的代价重新打开。
1957年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他以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等为例，指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很有必要。这篇文章却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什么话”也被作为以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
毛泽东发话后，黄万里立即被清华大学打成右派，剥夺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他的子女升学也受影响。他被下放工地劳动，接受各种侮辱人格的批判，被迫上交一份份违心的检讨。文革中，黄万里被驱赶到校园劳动、受鞭打至出血、被剃成阴阳头，他的家也被抄数次，一些颇有价值的字画、文稿、照片被撕为碎片。不久，被赶出家门，三代同堂住进清华园最简陋的集体宿舍。他的工资被扣，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1969年，他被下放江西鄱阳湖劳动，1974年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直到1980年，才获平反。
黄大能被打成右派22年
黄大能1950年7月从大连调到北京后，先在重工业部华北窑业公司研究所任室主任，之后，调建筑材料工业部综合研究所任室主任，1956年7月起，任建筑材料工业部水泥研究院副院长。
1957年7月1日，民盟北京市委在北京西单的长安大戏院召开“反右”动员大会。主持人是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黄大能当时很平静，压根儿没有想到反右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在单位一直是先进分子，正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准备加入中共。
吴晗站在主席台上开始发言，他宣布了民盟内部“罗隆基反党集团”名单，上了名单的人就是右派，很快，几位黄大能很熟悉的人被读了出来：“费孝通、曾绍伦、潘光旦、浦熙修……”读完后，吴晗转身准备回到自己的座位。突然，吴晗又转过身，对着话筒大声说：“还有一个——黄大能。”黄大能一下子愣住了：入党积极分子怎么也成了右派？
黄必信家破人亡
黄家7个右派中，遭遇最惨的不是黄万里，也不是黄大能，而是黄炎培的第五个儿子黄必信。1949年，黄大能带弟弟黄必信从上海到东北参加革命。黄大能调北京后，黄必信留在大连工学院当老师，主讲电工学。
黄必信性格内向，为人朴实，沉默寡言。教书之外，闲来无事时，喜欢用苏州评弹演唱李商隐的诗《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其他人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他却边弹边唱，自得其乐。然而，这么一个散淡平和的人，也被打成“右派”。
文革开始后，老实巴交的黄必信再遭冲击，造反派轮番上阵，对他审讯、逼问，他实在受不了，1966年6月14日，在家中上吊自杀。不久，他14岁的小女儿黄可清失踪，从此人间蒸发。接连丧夫失女，黄必信的妻子余启运痛不欲生，但是，造反派没放过她，仍对她进行关押、毒打。1968年6月15日，余启运自杀身亡。
黄炎培妻子自杀
黄炎培幸亏在文革爆发前去世，否则，如果活到文革，肯定在劫难逃。他的夫人姚维钧，出身书香门第，能诗善文，是黄炎培的贤内助。她倒是活到了文革，却在文革中成了黄炎培的替罪羊，遭到毒打与侮辱，1968年年1月20日，服安眠药自杀。
结语
黄炎培是现代著名教育家，曾加入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同盟会，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1921年被中华民国任命为教育总长（部长）而不肯就职。
黄炎培无疑是一个名人、学者、专家，曾经有“不做官”、“不敛财”的美誉，但是，在1949年前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年月里，黄炎培也像许多其他名人、学者、专家一样，对中共的宣传缺乏深刻的洞见，对中共的行动只看到表面现象，最后选择投奔中共，其结果是，妻子、第五个儿子、儿媳被中共整死，对黄河三门峡工程和长江三峡工程有精辟见解的三子黄万里，一生怀才不遇，长期挨中共的整。有关民主、监督的期盼至今天仍是一个梦。
直到去世，黄炎培也没弄明白其家庭悲剧的根源。2004年11月，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将谜底揭开：中共是一个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的邪党。“假、恶、斗”才是中共的本质。据此观察中共99年的历史，可以一通百通。
今天，中共已经走到了“中国共产党亡”的最后阶段。但是，中共71年的洗脑宣传对许多人毒害极深。或许黄炎培一家9人挨整的遭遇，能够带来一些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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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