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5月26日讯】从前线医护到参政，刘凯文的政治觉醒始于2003年反对23条立法的“7.1”大游行，接下来香港的民主运动几乎无役不与。目前准备参与9月立法会议员选举的刘凯文接受《珍言真语》专访，道出自己参政的心路历程。
“我的政治觉醒来得很早！”2003年考完高考，刘凯文参与了“7.1”反23条立法游行；2012年积极参与反国教运动；2014年参与雨伞革命。2016年特首选委员战中，他与集结30人的团队，“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该次的参选，表达我们的政治诉求，反对梁振英连任，也希望通过参选特首选委来改善施政。”而2019年以来的反送中运动，他更积极参与其中。
公立医院前线注册护士的刘凯文，也是香港专职医疗人员及护士协会干事。今年2月3日至7日香港进行的医护罢工行动，他是发起罢工的医护人员之一，“如果我们不在这一个危急的情况下，采取更加进取的措施的话，全香港人的全民健康，甚至公营医疗体系都会被这个不知名的新型冠状病毒（中共病毒）拖垮。”
疫情爆发前他在急诊室工作，疫情爆发后他自动请缨至抗疫战的最前线：位于亚洲博览馆的检测中心。朋友劝他，“你在急诊室做已经是高危了，你还刻意去亚洲博览馆干什么呢？”
但刘凯文认为，“高危区、哪里都需要人。既然我愿意去接受这个新的挑战，我觉得我就应该去做。”
提及当前参选的政治诉求，“当然就是‘35+’，也就是民主派要35个或以上的议员在立法会。”刘凯文说，目前建制派占多数的立法会，因“制度暴力”不断升级，“使在任议员的议事空间、和他们的权利不断地收窄。建制派很粗暴，这样漠视，甚至简直使议事规则完全被摧毁。”
他表示，反送中抗争以来，香港年轻人纷纷挺身而出，是因为他们对未来已失去希望，再加上“他们对香港的感情很深厚，他们很喜欢这个地方，他们才会奋不顾身。”
目前香港的巷弄街道以及游行到处可见“天灭中共”标语，他认为这反应了民众对港府不信任，“一国两制”已荡然无存，“中共甚至在国际舆论之间说，一国两制，甚至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变成一个历史的文件。这件事情令我们香港人觉醒。那么我们还会把‘信任’投放给这样的政权吗？我们绝对会觉醒了。”
以下为采访内容整理。
新工会成立是强心针 集中力量争取权益
记者：先绍一下这些新工会的情况。
刘凯文：医疗工会都有一定的数目，但有部分不是很活跃的，在反送中浪潮之后，有很多新工会成立，医疗背景的工会也不少，我们都很乐见这个情况出现。因为如果只有一个公会去争取，当然比较势孤力弱。反送中浪潮之后，有这么多新工会的成立，无疑加了一个强心针，可以齐集结力量，去一起争取我们的业界权益，不同的专职医疗。
记者：为什么做护士呢？
刘凯文：当时都有一个想法，（我的）成绩和前景，也和自己的性格合不合适，因为我自己性格是喜欢对人的，对人的工作是很好的，我自己也很喜欢，也是一个专业，同时也想在这个事业上发展，这都是我选择护理专业的原因。
记者：今年的医护罢工，有七千多个医护人员参加？
刘凯文：是的，我是其中一位的。
前线医护危险高 仍请缨加入Dirty Team
记者：打抗疫战非常之辛苦，对医护人员很多支持声音，当然也有很多说你们是“黑护（士）”，说我们我们记者是“黑记”，很多“黑”的。你发起这个罢工的医护人员之一，在这场抗疫之战有什么难忘的经历？或者当时的心路历程。
刘凯文：我自己是一个前线注册护士，在急症室工作，根据医管局的定义，当然我们在抗疫的最前线，我们在高危区工作。我们一直在这个抗疫战的最前线把关。当然同一时间也都有很多事情反映，例如，有很多不知名的病人，隐瞒他的外游史，或者外游纪录，或者接触史，令我们医管局的急症室，或者普通科门诊都中门大开，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他如实透露的外游史、接触史，可以做些更加高阶级的防御措施。这个事情我们工会都有发声，因为根据现在的法例，如果那些来看病的人士，只是向医生谎报他的病历，或者外游接触史，这样他们才是犯法的，这样其实对于我们医疗体系其它的岗位，例如，院前的救护员，分流站的护士，或者是在门口帮他们探热（量体温）的职工，基本上很不安全的。
如果那位来港人士，或者来求诊的人士，谎报说他没回过大陆，没有接触什么家禽，没有外游纪录，没有接触纪录，原来这样他们是不犯法的。这样对于我们员工的保障，是非常之危险和脆弱。所以我们的工会也就这件事情发声。
记者：你也加入了dirty team（抗疫队伍）？
刘凯文：是啊。我自己在急症室的地方工作，政府同医管局成立了一个检测中心，在亚洲博览馆，而我自己主动请缨去那里工作，之前都有个mission（任务）就是去骏洋邨，但因为很快已经满额，我唯有等下一轮（的任务），而到了这一轮的mission（任务），因为我在那个pool（人选）里面，（医管局）就叫了我去。
这个检测中心主要的工作是帮助来港人士、旅客，帮他们做一些检测的工作，和采集样本。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在亚洲博览馆里做，我们登记，看医生，帮他们留样本，等候这个化验结果，都是在亚洲博览馆那边进行。但是因为亚洲博览馆没有实验室，所以我们要将那个样本送出去。如果病人没有事，当然就要遵守他的隔离令，如果有事的话我们就会安排他入医院接受治疗。
记者：当时在亚洲博览馆检测的时候，也爆出在机场都有医生中招（感染）的。
刘凯文：是啊，那个是卫生署的医生。
记者：前线会不会觉得有一个危险性？
刘凯文：其实危险性是无处不在。那位中招（受感染）的医生，他（的工作）不是直接接触病人的，他只是负责签署隔离令的卫生署医生而已。很可能他在工作的期间，有些人过来查询，然后这些飞沫就落到了桌子上，或者他碰到了桌子附近的物品。
而卫生署的一些个人防卫装备又不是最高规格的，所以可能有一个感染的途径存在，所以那位医生很不幸的被感染了，而且那张桌子的距离也没有1.5米，这是很肯定的。藉这件事情的发生，检测中心也马上做了一些补救的措施，加强感染的控制。我们和病人沟通的时候可以满足1.5米的距离，起码有两张桌子的距离，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提醒我们的同事要时刻做好感染的控制，要做到零感染。
记者：在整个过程中，连你的家人都说，最好你别去？
刘凯文：当然，有的朋友或者家里人，或者身边的人都说：“其实刘凯文你不用去的，你在急诊室做已经是高危了，你还刻意去亚洲博览馆干什么呢？”其实我觉得高危区、哪里都需要人。既然我愿意去接受这个新的挑战，我觉得我就应该去做。同时亚洲博览馆也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如果有些同事不情不愿的被偏配到那些地方，那么遥远的地方，又是新的工作环境，还要全身穿着最高规格的个人防护装备（PPE），那么可能工作过程也未必十分顺利，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自动请缨去，可以免除这些同事们的担心，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记者：说说罢工那一仗，我们看到很多的打压都是针对医护人员，甚至说要秋后算账。你们在前线参与罢工的同事，包括你自己，有没有受到一些压力？
刘凯文：其实是有的，当然。我们参与了公会号召的罢工，其实是受到《基本法》的保障和《职工会条例》的保障。但是那些压力当然来自于同事、舆论，甚至可能是病人，病人家属或者其他与病人相关的组织。
其实我们罢工的初心，是希望政府能够封关堵截源头，令病毒不可以由海外进入本港，有一个围堵的效果，减少未来的病人，当然现在的病人也很重要。如果我们不在这一个危急的情景下，去采取一些更加进取的措施的话，我们全香港人的全民健康，甚至公营医疗体系都会被这个不知名的新型冠状病毒（中共病毒）拖垮。所以我们做出这个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记者：你自己罢工到现在准备有意去参选，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呢？
刘凯文：其实我在卫生服务界崭露头角是在特首选委员战，即2016年的时候。当时反对梁振英连任的声音非常的强烈，我们有一帮30人的团队，也是以这个目标为号召，希望可以反对梁振英连任，和要一个维护香港人利益优先的特首或特首候选人，所以我们就集结了这样一个团队，也有这样的旗号。
同时我们在医疗体系中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职系，我们还发现了医疗政策，甚至社会福利政策，或者院社政策，其实有很多漏洞，或者可以改善、改善得更加好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该次的参选，表达我们的政治诉求，反对梁振英连任，也希望通过参选特首选委来改善施政。
制度暴力收窄议员权利 争取民主派35+
记者：现在的政治诉求是什么？
刘凯文：现在的政治诉求当然就是“35+”，我想这是民主派的共同愿望，因为我们看到近期，或者一直以来，议会的暴力不断升级，议会的暴力指的是“制度的暴力”，制度的暴力使在任议员的议事空间、和他们的权利不断地收窄，我们见到这个环境感到很痛心，也见到建制派很粗暴这样漠视，甚至简直使议事规则完全被摧毁。所以我们的宏愿和共同愿望就是35+，也就是民主派要35个或以上的议员在立法会。
记者：最近议会发生了很多冲突事件，包括内会主席的争议，有很多泛民主派（议员）也有受伤的情况。如果你参选做了议员，面对议会里这些制度暴力，你觉得那个角色应该是怎样的？
刘凯文：我们见到民主派无论如何都要守护好议会的尊严，因为议会的议事项是议政，但最没规矩、最不按程序做事的偏偏是主席，或者他钦点的内会主席负责执行选举，我们见到是没办法去处理一些事，现在是这样。摆明是霸王硬上弓，不按照议事规则来安排那个主席。民主派无极力去对抗这种不公义、不公平，所以可能要身体力行，不只是大声疾呼就行了，可能无可避免地会有身体的碰撞，我们纵观近几个星期，议会有很多肢体碰撞，而这个肢体碰撞的根源就是那个制度暴力。
记者：据我所知有几个泛民主派的新生力量都想加入这次的选举，到时候怎么协调？是否担心票源会摊薄？
刘凯文：当然，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以大局为重，因为“35+”是高于任何一个有意参加候选人的优先次序。所以我们会做些协调磋商等等，应该会初选，但是初选的安排，戴教授（戴耀廷）会在稍后的记者会再说，我把细节留给戴教授在记者会上分享。
记者：做医务界到今天走到准备参选、积极参选，政治觉醒是什么时候？
刘凯文：政治觉醒很早就觉醒了，我第一次自己主动参与政治是在03年，那时候刚考完高考，参与了“7.1”游行，34度的高温我都走完全程，没有晕倒也算是厉害了，之后保持留意政治，或者一些事态的发展是怎么样的，比较近的是2012反国教，我都是很积极参与，虽然当时我已经脱离了中学年代，但是我都积极留意这些事。2014年就是雨伞革命，雨伞革命占领中环79日。
接着到了2016年，那个风雨飘摇的状态，我的感受是比较深刻的，因为我很清楚记得2016年2月有个补选，新界东的补选，之后紧接着9月就有一个立法会的换届选举，7月是一个提名期，在这一次提名期的期间，是有不止一位的候选人因为他的政治理念而拒诸于外，不被参选的，这非常令人痛心。我觉得香港一个这样文明的社会是不可以接受的，不可以因为他的政治主张而排除在参选之外，应该由选民用选票去做一个决定，哪一个做民意的代表。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很深刻的。
记者：所以都经过03年反对23条？
刘凯文：我是其中一位反对23条（的人），想不到我年纪这么小也有幸参与。
中共永远只指责别人 政治不可凌驾于专业
记者：现时关于教育都引起好多争议，中共说这个教育教坏了很多香港年轻的一代，你自己怎样看呢？这一班新香港人，为什么他们和其它国家的青少年不同呢？在这次反送中运动中，年轻的一代都令全世界很重视。
刘凯文：其实中共的“主旋律”一向都是指责其他人的，永远不会说自己是错的，这当然我们都很耳熟能详了。但是将这个矛头指向教育，（中共认定）一定是教育制度出错，一定是老师教错了，一定是这些学生学坏脑的，我想这样的指责并不是根据事实的。
香港是一个资讯相对自由的地方，也没有互联网的限制。这对于学术成就的孕育、对知识的探求是很重要的。而且教育还应该由教育的专业人士去把关，中共只是一个政权。为什么它能够做这些无理指控呢？我基本上是非常质疑的，不能让政治凌驾于专业的，否则整个行业都有一个不能承受不可逆转的恶果。
认真对待资料来源 影响到事物真确性
记者：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怎样去辨别是非？因为你成长过程中中共已经将香港收回，它们的国民教育、红色的利诱，一点一点的渗透到了社会里，你自己怎样去分清楚哪些事情是对的？哪些事情是错的呢？
刘凯文：当然首先要很认真的看看资料的来源，因为资料的来源会影响到事物发表（出来后）的真确性有多少。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我曾经也有分享过一些fake news（假新闻），我也觉得自己很愚蠢，（所以）以后自己要警醒一些，其他人也提醒了我。我也曾经做过这么愚蠢事。跌跌碰碰之下，自己觉醒了，要很认真对待每一个资料来源。
一国两制荡然无存 港人不再信任现政权
记者：香港年轻人是很不同的，对手足的感情还胜于家长。好多家长都不想他们冲到前线，也有很大的反对。但为什么这种同辈之间的感情能令他们站得那么前？
刘凯文：我觉得这样的感情从两方面产生的。第一，可能（年轻人）对香港已经没有希望，我不敢说绝望，而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因为我们看到向上流动的情景，是基本上不会再出现了。还有林郑月娥的政府，对年轻人是非常敌视的。搞青年事务委员会的人，全部都不是年轻人，他们都是四十岁以上的。我们对青年的定义是18至40岁，这样如何聆听年轻人的声音呢？
除了对向上流动，或者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希望了，我觉得他们对香港的感情亦都是很深厚的。他们是很喜欢这个地方，他们才会奋不顾身，或者不理太多的劝阻，都要挺身而出。这个都可以在不同的反送中运动片段中可以看到的。
记者：很明显他们都在喊“天灭中共”的口号，香港市民就将（天灭中共）写在很多地方，这令很多看到人都感到震撼。
刘凯文：是的，我们看到这个口号，竟然很多不同年纪的人都挂在口边。已经不是只局限在某个年龄层了，年轻人也有。
记者：你觉得这反映了什么现象？
刘凯文：这反映了对现任的政府，很明显是不信任的。我们说《基本法》承诺了，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国两制已经荡然无存很久了。中共甚至在国际舆论之间说，一国两制，甚至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变成一个历史的文件。这件事情令我们香港人觉醒。哗，历史文件不是50年不变，50年都还没过就和我们说这些话。那么我们还会把“信任”投放给这样的政权吗？我们绝对会觉醒了。
（转自香港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