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是第21个“世界法轮功大法日”，全世界法轮功学员都在以不同方式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作为一名原中纪委监察部官员，同时又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在这个特别的节日到来前，我想结合我的亲身经历，谈一谈回归对神的信仰与敬畏，尽快退出中共党、团、队这个话题。
1963年10月，我出生在湖北省仙桃市一个贫穷农民家庭。57年来，经历过5次大的磨难，每次磨难都使我对中共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了更多的认识，磨难的积累，逐步使我升起对神的信仰和敬畏。
跟大多数中国大陆人一样，我从小受的是无神论教育，不相信神的存在，在“妄念”的支配下，走了不少弯路。1980年，我考大学。录取分数下来那天，母亲到学校打听我的分数。半路上找个算命的给我算了算，结果是：我今年考不上大学。到学校一打听，我的分数远远超过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母亲回来跟我讲这件事之后，我更不相信什么神鬼之类的事。
但从小有“两样东西”在我脑子里扎了根：一个是孟子的那段非常有名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段话好像很久以前就印在我脑子里一样。再一个就是无论身心遭遇多大打击，决不自杀。
因结拜兄弟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1976年5月16日，是毛泽东发动的“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元人民币”的“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我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当时，我13岁，上初中一年级。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指示，标志着“革”文化“命”的十年文革开始。1976年5月16日下午，我所在的学校将举行纪念“五一六”指示发表十周年文艺演出。届时，我和另外两个同学都要上台表演。但是，当时年纪小，贪玩。演出前，我们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玩，一玩玩过了点，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轮到我们表演时，到处找不到我们。这一下可闯了大祸。等我们回到学校时，迎接我们的是老师冰冷的面孔，好像我们犯了天大的错似的。从这一天开始，我们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接下来，就是办学习班，挨批斗。从第二天开始，就不准回家了，住在教室里，由红卫兵看着，没完没了交代问题，没完没了写检讨。为什么成了“反革命小集团”呢？因为我们仨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其中一个是从一个小城镇下放到我们村的。他家里的书很多。有一本《三国演义》，讲到“桃园三结义”，对我们很有吸引力。
有一天，放学后，这个同学提议，我们也结拜兄弟吧，于是，郑重其事写了一份《山盟海誓》，上面写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患难与共，生死相随，如有谁违背此约，愿上帝降诏，惩处”诸如此类的话，各自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跑到我家附近一个烧砖的窑下面，三个人跪成一排，用针将姆指戳破，将血挤出来，按在各自名字下面，再用火将这张纸烧掉，磕头，礼成。从此，我们成了结拜兄弟。进进出出，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有时也议论一下国家大事。纪念文革那么重大的演出活动，我们居然给玩忘了，这还得了。
毕竟当时我只有13岁，什么革命？什么反革命？根本就不懂啊。但是，老师天天逼着交代问题。就那么点事，也交代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因为是“隔离审查”，也不知道另外两个同学都交代了什么。真想有个神帮我看一看他们都交代了什么。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校经常办“学习班”，一期一期的“学习班”结束了，一批一批的学生被“解脱”了，我们总是毕不了业。检讨书写了一摞又一摞，总被认为“不深刻”，“避重就轻”。真不知道检讨书怎么写才深刻。后来，才知道，就是不断骂自己，把自己骂的一钱不值了，那才叫深刻。
动不动就开全校批斗大会，有时在操场，有时在树林里。那时，毛泽东发表了一首诗叫《念奴娇 鸟儿问答》，其中有一句“哎呀，我要飞跃。”一次，一不留神儿，我脱口说出来，被红卫兵听到后，报告给老师，说王友群要“逃避斗争”，立即召开全校批斗大会，斗得我鼻血直流。还有一次，到我家附近一个大礼堂开批斗大会，十里八村许多学校的学生都赶来了。批斗会开始前，我们被勒令坐在第一排。心想，反正我个子小，大家也看不见，批就批吧。突然，一声令下，把三个“反革命分子”押上台来，我们被押上大礼堂主席台正中央，让全体批斗我们的学生看得一清二楚。然后，一个接一个学生代表上台，慷慨激昂地发言。虽然都是假话、大话、空话，但火药味十足。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到学校试验田参加劳动。挖沟，要“沟直如线”；碎土，要“土细如粉”；锄草，要“一根不剩”。炎炎烈日下，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经常干的汗流浃背，监督我们的红卫兵一口一个“你这个反革命！”，说的那个真叫难听。如此这般，一直折腾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起来，才分别给我们正式处分：另外两名同学被开除学籍；我的处分是：开除班内外一切职务，留校察看，以观后效。因为我出身好，属于贫下中农子女。
因观看一次游行成为最后一名被分配工作的硕士毕业生
我是1980年上大学的，1987年硕士毕业。1986年12月，我经历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学潮。起因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不满合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选举，抗议中共不遵守“新选举法”、干涉基层民主选举，联合安徽大学等高校4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发起“要求进行民主选举”的游行示威，由此引发全国范围的第一次学潮。此次学潮被平息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登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赶下台。
我当时对学潮的事不是很清楚。但是，好奇心很强。1986年12月9日晚，先是从武汉大学出来一批游行学生，然后，附近几所大学也有不少学生加入，汇合到一起之后，沿武珞路到大东门再左拐到武昌火车站。我在历史书上学过1935年发生过北京学生“一二九”上街游行示威，但从未亲眼见过，我也跑去看热闹。当时，天很冷，学生却热情高涨，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一路走，一路高呼口号。我跟去了，到武昌火车站之后，就返回了。然后，什么事也没有了，该干嘛还干嘛。
转眼到了1987年，我即将硕士毕业，得找工作了。当时，中国大陆硕士毕业生比较少，工作相对来讲，比较好找。我的不少同学进了党政机关。当时，我最大的心愿是从政。我自信满满，以为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充分发挥我的聪明才智的地方。但是，从3月一直找到9月，找了整整6个月，找一家，黄一家，再找一家，又黄一家。最后，武汉市委统战部的一位官员跟我讲了实话：说本来打算要你的，但去学校一了解，说你政治上有问题。这一下把我搞懵了。我政治上有什么问题？我没有犯什么政治错误啊。后来，了解到，睡在我上铺的那位，跑到研究生处告发我，说我参加了去年“一二九”游行。然而，从去年12月9日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位领导找我谈过一次话，说我参加游行错了啊。就因为看了一下热闹，我成了我所在大学最后一位被分配工作的硕士毕业生。
1976年，13岁的我，不信神，不信命，小小年纪，却遭了那么大的一场难，隐隐感到这命运还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然后是上大学，上研究生，顺风顺水，少年轻狂，心高气傲，那里想到什么神佛命运之类的。当时，一位很欣赏我的老师专门找我谈话，教导我要谦虚，我根本听不进去，认为我没有学会“装谦虚”。找工作6个月，处处碰壁，碰得鼻青脸肿，终于将我那颗高傲的头碰得低下来了。你想从政，想当官，门都没有。这个时候，虽然不完全信神信佛，但从此往后，我也常到庙里拜一拜，总感觉冥冥之中，有个什么因素在支配我的命运。
因签了一个名被取消博士研究生录取资格
有了1987年的教训，我开始夹着尾巴做人。除本职工作外，什么额外的政治活动一概不参加。如此，顺利走进1989年。这年3月，我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参加了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笔试之后，是面试，都通过了。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北京各大学的学生陆续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渐渐地，悼念活动演变成“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全国性学潮。刚开始，我一直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当时，我在大学当老师，每天看着我的学生出去游行，我一次也没有参加。但这次学潮参加人数之多，地域之大，持续时间之长，社会影响之大，我有生以来从没经历过。全国从上到下，从早到晚，就这一件事，主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渐渐地，我紧绷的弦开始放松，我也忘了我已参加今年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一天，有个人拿着一份声援学潮的呼吁书，跑到我的宿舍征集签名。其他几位年轻老师都签了名。轮到我了，本不想签，但经不起大伙一番劝说，我也把自己的名字签上了。不久，邓小平下令军队开进北京城，由此，发生了六四屠杀事件。紧接着，北京市实行戒严，一度轰轰烈烈的学潮，在坦克、装甲车、机关枪的轰鸣声中被镇压下去了，又一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被赶下台。再后来，就是全国范围的大清查。正好在这个时候，我的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来了。一查，虽然我没有参加游行示威，没有参加绝食静坐，没有参加任何与学潮有关的组织，但是，我参加了武汉地区百名知识分子签名。就因为签了一个名，我的录取资格被取消。
所幸的是，我签名的事没被写进我的人事档案，这等于说，我在“六四”中没有被列入政治上的“黑名单”。两年后，1991年，我再次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再次被录取。这时，国际上发生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苏共亡党，苏联亡国。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决定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并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11月6日，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关于终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活动的命令》。12月25日，圣诞节之夜，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69年的苏联国旗缓缓降落，苏联最后解体。就在苏联东欧剧变的重大历史关头，我来到北京，成了当代中国人文社科领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的高放教授的弟子。
转眼到了1994年，我博士毕业。到哪里去工作呢？冥冥中的安排，在这个时候变得清晰了。5年前，1989年冬，我曾跟一个朋友聊天时说，我将来要到监察部去反腐败。等我博士毕业时，我主动到中纪委干部室“毛遂自荐”。当时，中纪委正好想录用几名博士。机缘巧合，我被录取。入职培训结束后，我被分到中纪委法规室。
当时，我还不知道“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已经合署办公，即一个机关、两块牌子。但办公在两个地点，一个在中纪委大院，一个在监察部大院。中纪委法规室，也是监察部法规司，办公室设在监察部大院内。我刚去中纪委上班时，实际上，是在监察部大院上班。这就是说，5年前，我在一次聊天中，无意间，将我5年后的工作单位给准确无误的说出来了。
因给江泽民写了一封信被开除党籍
1995年5月3日，出于袪病健身的目的，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此前，我花钱练了一种假气功，不仅没袪病，还招来大麻烦。没练几天，就出了“自发功”。就是练着练着，只要放松自己，就自发动起来了，可以打出非常漂亮的拳法来。刚开始，我感到很新奇，沾沾自喜。但练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不对劲，这是在放松自己主意识之后，被控制的一种状态。我决定改变，然而，就在当晚，我便恶梦连连，此后，天天如此。白天要上班，晚上睡不好觉。如此折腾了我整整半年，每天昏昏沉沉的。
一天早上，我到公园溜湾儿，看到以前跟我一起练那种假气功的老太太又在练另一种气功。一打听，说是法轮功。我就开始跟着练。刚练一会儿，又自发动起来了。炼功点的辅导员立即制止我，说：“炼法轮功，必须严格按照法轮功的动作要求做，任何别的动作都不能有。”我听进去了。炼完后，那个老太太开始跟我介绍法轮功。我问：“要钱吗？”回答说：“义务教功。”“治病吗？”回答是：“修炼法轮功的人绝对不能给人治病。”这两点引起我的兴趣。如果要钱、治病，我肯定不练。因为刚练的那个假气功又要钱，又讲治病，结果，钱糟蹋了，旧病未治，又添新病。然后，老太太给我一本《转法轮》。我又问：“要钱吗？”老太太笑眯眯的说：“不要钱，送给你。”
回到家，我急不可耐的看起来。我没按顺序看，找到专门讲“附体”那一部分。一看，我明白了：我练功自发动起来，实际上是被另外空间的东西附体了。第二天炼完功之后，那个老太太说，有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建议你从头到尾看一遍。因为马上要到北戴河出差，我花两天时间全看完了。第一天，从早上8点多开始看，一直看到晚上12点多。看的过程中，我身上有很多反应，最突出的是头疼。到深夜看完出门时，我身体那个轻哪，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就像一团棉花放在手心，轻轻往上一弹，就弹起来了。难道这就是师父帮我净化身体后“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吗？我还感到了法轮的旋转，不是一个地方转，浑身上下，到处都在转。然后是我曾经练那个假气功出现的那些不好的状态全都消失了。
从那以后，我正式走入法轮功修炼。虽然有很多具体感受，但毕竟过去长期受无神论教育，对《转法轮》中的许多说法，我不敢认同。一段时间内，我天天在思想中跟师父辩论。因为有过一次练假气功的教训，对法轮功，我一直抱着非常慎重的态度，多听，多看，多思，少说。曾经好几次，辅导员要我写心得体会，我都婉言谢绝了，我想实践实践再说。
渐渐地，我听到、看到许多法轮功学员修炼后，身体、精神都发生了质的飞跃。当时，大型心得交流会比较多。每参加一次，就是一次心灵的净化。很多人的修炼体会，我是流着泪听完的。许多人用自己亲身的修炼实践证明：《转法轮》讲的句句都是千真万确的。我自己也按照《转法轮》的要求做，书上说的，在我身上也能印证。比如，身体消业的反应。有时候，像得了重感冒一样，鼻涕哗哗流个不停，但只要坚持学法炼功，很快就过去了。1997年，这一年的实修感触太多了。这是我最忙的一年，几乎每天都在单位加班加点写东西。按常理，上一天班已经很累了，再加班到晚上10点、11点回家，更是疲惫不堪。但我不是，每天晚上10点、11点回家，经常是前面说的那种“一身轻”的感觉，身体轻飘飘的。
到1999年4月25日，我修炼法轮功近4年，戒烟、戒酒、戒色，不贪1分钱的财，没花中纪委监察部1分钱医药费，身心不断被净化。有人给我送钱，我退回去了；有人给我送金戒指，我退回去了；有人给我送礼品，我退回去了；有人“暗送秋波”，我只当没看见；分配住房，按我的条件，我可以分到大三室一厅，两室两厅，或崭新的两室一厅，最后，我选了一套楼层很高、朝向西北的旧两室一厅。
我的工作深得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的信任，曾参与过涉及中共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最高机密的工作。直到1999年“4.25”事件前夕，我还参与了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一份重要讲话的起草。
1999年4月25日，由于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的严重失职，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不得不到中南海和平上访，我也参加了。当晚，此前从未就法轮功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江泽民，在致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竟然发誓要“战胜法轮功”。1999年5月7日，我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在法轮功问题上，表达了跟江完全相反的看法。这一下呛了江的喉笼管子。
从1999年7月20日起，江泽民动用全部国家机器，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大迫害。我首当其冲，“7.20”当天被抓。在武警24小时严密监控下，被“隔离审查”135天，被开除党籍，辞退回家。
修炼法轮功的4年多，是我有生以来各方面表现最好的4年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被中共清除出党。
因坚持在法轮功问题上讲真话被非法监禁5年
1999年12月2日回家之后，我成了“公安部重点监控对象”，我的人权状况不断恶化。我按照中共制定的法律法规维护我的人权，却没有一位中共官员依法解决我的问题。我坚持以寄挂号信的方式，就法轮功问题讲真话。中共的做法是先极右：无论我写了多少封信，多长时间的信，措辞多么尖锐激烈的信，全都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再极左：将我抓起来，关进监狱。从2008年7月11日至2013年7月10日，我被非法监禁5年，1825天。
5年间，就伪造我的电脑、U盘、MP3的鉴定结论等问题，我写了大量检举信、控告信，包括上诉状，白纸黑字向江泽民等索赔超过1亿元人民币。中共的公、检、法、司，从下到上，没有一位官员敢对此说一个“不”字。
我亲历的刑事诉讼全过程，就是中共公、检、法、司联手制造的一个大骗局：鉴定人骗预审警官，预审警官骗检察官，检察官骗初审法官，初审法官骗终审法官，终审法官骗监狱警官，然后，所有这些人，合起伙来，上骗时任中共党魁胡锦涛，下骗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我亲历的刑事诉讼全过程充分证明：只要中共当政一天，中国就不可能“依法治国”，中国就不可能有公平与正义。因为中共是党管一切，党管立法、执法、司法，党管公、检、法、司，党既当运动员，又当教练员、裁判员。这样的体制、机制、法制，每天都在批量复制冤假错案。
中共当政71年，过去，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现在，每天还在大量制造冤假错案。回望故国，冤狱遍中华，冤魂荡九洲。
“中国共产党亡”是天定的
2015年1月22日，我从北京飞抵美国纽约。在美国，我静下心来，对“百年共产党真相”进行了认真研究，对中共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中共一直在混淆中共与中国的界线。其实，中共不等于中国，两者有本质区别。
中国人是炎黄子孙，中共是马列子孙。中国人自古以来信神敬神，中共是无神论者。中国人根植中华大地，中共是国外敌对势力——苏联共产党操控下建立起来的。中共99年的历史，前28年，不择手段颠覆中华民国，后71年，不择手段维护中共极权统治。中共根本不爱中国，将170多万平方公里的神圣国土无条件拱手送给了俄罗斯等国。中共根本不爱中国文化，将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毁灭殆尽。中共根本不爱中国人，71年来，发动几十次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整死8000多万中国人。
中国人的精神源头，是儒、释、道交相辉映的神传文化，中华民族因此得以五千年生生不息。中共的理论源头，是171年前马克思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其实质是“假、恶、斗”。171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是一部从肉体上杀人和从精神上杀人的历史。
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中共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的本质昭告天下。从此，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一股退出中共党、团、队大潮。据大纪元退党网站统计，至今已有3亿5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2007年1月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全球出现三次反共浪潮：一是由美中贸易战引发的全球反共潮；二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引发的全球反共潮；三是中共人祸致“中共病毒”蔓延全世界引发的全球反共潮。
中共即将灭亡，这不是人定的，是神定的。疯狂迫害敬神信神的法轮功学员21年的中共，已经走向全面、彻底的腐败，正在迅速解体中。
这里，我再次奉劝良知尚存的中国人，在“天灭中共”的大劫来临之前，赶紧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回归对神的信仰与敬畏。信神的人，才会得到神的保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晓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