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4.25”事件21周年，也是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第21年。当时，我在中纪委监察部工作，同时，也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也参加了“4.25”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上访。
21年后再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心中无限感慨。特将我亲历的这一事件记录下来，留下一份历史的见证。
我去中南海上访的动因
我是1995年5月3日开始修炼法轮功的。那一年，我32岁。此前，我的人生，表面看上去，一直在往上走：大学毕业后，直接考取硕士研究生；之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师从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的高放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纪委监察部工作。1995年5月16日，成为副处级官员。
但是，人为什么活着？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人为什么会生病？如何才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心灵？如何对待权力、金钱、美色？我一直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工作期间，我经常听到领导讲，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过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等。但是，我看到中纪委监察部查办的那些省（部）级及以上的高官，在落马前，他们接受了大量这样的教育，他们在公开正式场合，都是这么说的，但是，做的却完全相反。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刚开始是抱着袪病健身的目的修炼法轮功的。很多人都说，法轮功袪病健身效果好，我亲身实践，确实是这样。到1999年4月25日，我修炼法轮功近4年，没花中纪委监察部1分钱医药费，身体状况良好。
经过反复通读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特别是多次参加大型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对我的心灵触动非常大。上面提到的长期困扰我的问题，全部都得到解答。在“钱”和“色”这两个当代中共官场最大的问题上，不夸张地说，我按照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要求，做到了最好。
修炼法轮功的4年，是我有生以来各方面表现最好的4年。1998年7月的一天，中共政治局作出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经商的决策。当天下午，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主持召开中纪委常委会，我列席会议。会后，由我执笔起草了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经商的通知”。这项工作涉及中共党政军最高机密，只有最信任的人才可能参与。
1998年11月，领导安排我到东北、西北、西南调研。到黑龙江的第3天，我就被紧急召回北京，说是根据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胡锦涛的指示，有一个重要讲话要起草。当时，中纪委监察部有1000多人，笔杆子不少。1998年一整年，我只出了这么一次差，出去仅3天，就被召回。这件事充分说明，当时，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对我是非常信任和器重的。直到“4.25”事件发生前9天，我还参与了尉健行一个重要讲话的起草。
修炼法轮功近4年，我学习勤奋，工作认真，生活简朴，作风正派。正因为此，直到1999年“4.25”事件发生时，中纪委监察部领导没有一个人反对我修炼法轮功。直到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日，中纪委监察部领导一直没有禁止我修炼法轮功。
我是法轮功的亲身受益者，当法轮功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我站出来，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理所当然。
我骑自行车到中南海
1999年4月25日早晨，跟往常一样，我炼完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突然，电话铃声响了。电话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校友、也是炼法轮功的朋友打来的。她是天津人。她说，天津发生了警察殴打、抓捕4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严重事件，她和她的家人都准备到中南海上访，问我去不去。我在进一步了解了有关情况后说，我去。
这一天是星期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我带上一本《转法轮》，就匆匆下楼，骑上自行车，直奔中南海。刚到家门口的过街天桥时，突然想到，我没带工作证，到了中南海，怎么进去呀。于是，立即返回家，取了工作证之后，再出发。一路上，看到不少法轮功学员正朝中南海方向走。到了中南海北门时，文津街的北边已站满了人，往西看，中南海西门对着的府右街，也已站满了人。
当时，我看到，虽然人很多，但秩序很好，没有人大声喧哗，没有人打横幅、发传单、喊口号，也没有影响正常的交通。大多数人静静地站在街边，有的在看《转法轮》，有的在炼功，有的在小声交谈，没有看到任何人有任何过激言行。
我把自行车停好后，独自一人，穿过马路，直接进到中南海北门传达室。进去后，我把工作证递给里面的工作人员，说：“我想向中央领导反映法轮功问题。”工作人员接过我的工作证后说：“请稍等一等。”
在中南海跟中纪委领导谈话
过了一会儿，两位自称是国家信访局的官员，到中南海北门传达室跟我谈话。我把我了解到的天津法轮功学员被打、被抓情况，以及我了解的法轮功的有关情况向他们做了介绍，还把随身带的一本《转法轮》送给他们。之后，他们就离开了。
又等了一会儿，等来4位中纪委监察部领导——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长何勇，时任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时任监察部副部长干以胜，时任中纪委法规室主任屈万祥。之后，他们把我带到中南海中央警卫局的一间办公室，跟我谈话。何勇主谈，其他人不时插话。
何勇说：“先不谈法轮功的是与非，你是中纪委监察部的干部，你在今天这个时间，到这个地方来，你就是错的，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何勇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中纪委监察部官员必须讲政治。第二，4月25日是中共所谓的“敏感日”。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病逝后，北京不少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逐步演变成“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运动。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之后发生了“六四”屠杀事件。从此，每年4月26日左右，都是中共所谓的“敏感日”。第三，中南海是中共最高权力机关所在地。
我说：“我就是来反映法轮功问题的，怎么能不谈法轮功问题呢？”我向何勇介绍了此前法轮功学员向中央领导反映法轮功问题的有关情况。
1998年11月22日左右，在XXX宾馆吃午饭时，我亲手将我写的反映法轮功问题的信等3份材料，送到尉健行手上。当时，我说：“现在，全国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我在信中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要，请您一定抽空看一看。”尉健行接过信后说：“我一定看。”后来，时任中纪委副秘书长彭吉龙告诉我，尉健行看过后，将这3份材料交给了他。对我反映的问题，尉健行没表态。
1998年8月底，中纪委监察部副局级官员葛秀兰等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信江泽民总书记并朱镕基总理，反映法轮功问题。没有任何回音。
1998年8月中旬，我写了一封反映法轮功问题的信，寄给江泽民等7位中共政治局常委，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时任中宣部长丁关根。没有任何回音。
1998年8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前院长李其华、公安部十一局副局长叶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贵敏等21名法轮功修炼者，联名致信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反映法轮功问题。没有任何回音。
何勇说，你给尉健行写信，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法轮功问题，这都没有错。但是，你就不能在这个时间到这个地点来。
我说，我来中南海反映法轮功问题，既没有违反宪法，也没有违反党章；是因为法轮功学员长期向中央领导反映法轮功问题，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以至于发生了天津警方殴打、非法抓捕4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我才到这里来的。
我还特别谈到了法轮功书籍出版问题。1996年7月24日，新闻出版署发布文件，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等法轮功书籍。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从1996年7月起，法轮功的所有书籍，都成了禁书。出版、发行法轮功的书籍是非法的，那么，阅读、收藏、传播法轮功的书籍，是不是非法的？按照法轮功的书籍修炼法轮功，是不是非法的？
当时，全国各地许多法轮功学员给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写信，要求解禁法轮功的书籍。我也写了一封题为《功德无量<转法轮>》的信，寄给新闻出版署图书司，但是，没有任何回音。
我还谈到公安机关干扰法轮功学员学法炼功问题。我说，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以秘密方式深入调查、搜集法轮功“违法犯罪”证据。江苏、辽宁、山东、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发生一些警察强行驱散炼功群众，非法拘禁法轮功学员、抄家、罚款等严重违法问题。
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仿效公安部一局的《通知》，以“法轮功是公安部明令禁止的非法气功”为名，向所属公安部门下发《关于禁止法轮功非法活动的通知》，对法轮功要“立即予以取缔”。
何勇继续说，这里先不谈法轮功的是非。你今天到这个地方来本身就错了。作为你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具体表现，你立即出去劝那些法轮功学员赶快离开。劝走一个算一个。
我说：我只对我个人的行为负责。我违反了党纪，您按党纪处分我；我违反了政纪，您按政纪处分我；我违反了法律，您按法律处分我。外边那些法轮功学员，不是我要他们来的，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整个谈话大约持续了3个小时。从始至终，何勇等4位领导都没有说法轮功的对与错，全部重心集中在我不该在这个时间到这个地方来。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承认我在这个时间到这个地方来有任何错。看实在谈不出什么结果来，到下午4点多，我被带回中纪委大院。到晚上9点左右，监察部副部长干以胜把我送回家。
这次在中南海面对面跟何勇等中纪委监察部领导谈话，是我永生难忘的一次经历。何勇在中纪委监察部参与领导查办了许多大案要案。他是正部级，我是副处级，我们之间相差5个级别。中共官场有个说法：“官大一级压死人。”如果是一个把乌纱帽看得很重的人，听到何勇的严厉批评，可能早就吓的直哆嗦了。但是，整个谈话过程中，我都不卑不亢，一直没认错。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
我后来了解到：4月25日当天，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从中南海西门出来，找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石采东等3名法轮功学员进中南海，向他们了解情况。石采东等提出3点诉求：第一，立即释放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法轮功的书籍公开出版发行；第三，为法轮功学员提供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
到晚上9点左右，聚集在中南海围墙外的法轮功学员，得知天津被非法抓捕的40多名法轮功学员已全部获释后，立即安静有序地撤离，警察扔在地上的烟头都被捡走了，地上干干净净，连一片纸屑都没留下。
写作《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有关情况
1999年4月29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一天，中纪委监察部有关领导向我传达了江泽民“4.25”事件当晚写给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信中，江泽民提出了“战胜法轮功”的论断。这是中共最高层领导第一次就法轮功问题表态，而且是全盘否定性的。
当时，我认为，江泽民可能不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中纪委监察部领导要求我就“4.25”去中南海写一个书面材料。在认真回顾了自己修炼法轮功近4年的亲身经历，以及我听到、看到的大量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体会后，1999年5月7日，我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5月8日，以挂号信方式，寄给江泽民等7位中共政治局常委。
信中，我谈了法轮大法的六大好处：（1）只讲奉献，不讲索取；（2）在祛病健身方面有奇效；（3）非常重视心性修炼，对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4）实行松散管理，不干涉国家政治；（5）促进了中外传统文化的交流，客观上已成为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因素；（6）揭示了许许多多科学的奥秘，是真正超常的科学。
这封信1999年7月27日发表在明慧网上。21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封信，除了一些党文化的用词用句外，除了当时作为中共体制内官员对中共认识的局限性外，基本观点仍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信中，我写道：“可以预言，将来不论有多大的阻力和障碍，还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行列之中。”事实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在中共以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21年后的今天，法轮功已传播到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已被译成40多种外语，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经典。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因为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卓越贡献，受到超越党派、国界、种族、语言、年龄、职业、文化、宗教信仰的各阶层人士，发自内心的敬仰与推崇。
两点感悟：
第一，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是完全错误的。
法轮功是1992年5月13日从中国东北长春市传出的。到1999年4月25日，短短7年间，没花中共政府1分钱，通过人传人，心传心，迅速传遍全中国，传到全世界。靠的是什么？不是强迫命令，不是金钱权势，而是法轮功净化身心的奇效。
“4.25”事件发生前，长达7年的时间里，作为中共党魁，江泽民拥有一切便利条件，及时了解并妥善处理法轮功问题。但是，江泽民从来没有对法轮功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包括我本人在内，全国许许多多法轮功学员给江泽民写信反映法轮功问题，全都没有引起他的重视。江泽民的严重失职，是“4.25”事件发生的最大内因。
“4.25”事件发生后，关于法轮功的真话，江泽民一句也听不进去，一意孤行，非要迫害法轮功不可。1999年6月7日，江泽民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就“如何战胜法轮功”发表长篇讲话。江泽民提议成立中央解决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问题进行调查。1999年6月1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中央610办公室成立。
之后，中央610办公室根据江泽民“战胜法轮功”的结论，到全国各地找证明这个结论正确的证据。凡是说法轮功好的，尽管是大量的，普遍的，一概不予采纳；凡是说法轮功不好的，尽管全是假的，如获至宝。199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取缔法轮功的决策。
由于1999年“4.25”事件当晚江泽民“战胜法轮功”的结论是错的，据此找到的“证据”是错的，据此作出的取缔法轮功的决策也必然是错的。
第二，江泽民已成千古罪人，希望习近平以江泽民为戒。
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将他本人变成臭不可闻的千古罪人。从2000年起，法轮功学员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江泽民告上法庭。从2015年5月1日起，全世界21万名法轮功学员，实名向北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江泽民早已被押上历史、道德、人心的审判台，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正义大审判。
江泽民因听不进真话，决策错误，导致极其严重的恶果。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21年的后果是，中共变成了全世界最腐败的政党，全世界人民追责、算总账的政党。
在“4.25”事件21周年这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作为一个曾经在中纪委监察部工作过的国家公务员，我奉劝习近平等高层领导人为国家民族着想，为自己的一生声名和未来着想，静下心来，认真看一看这篇文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该怎么做，才不至于“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