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4月24日讯】香港大埔区新进区议员文念志，是个九零后青年，他是新界原居民，第25代文氏家族成员。文念志接受《珍言真语》主持人梁珍专访时谈到他10年来的从政之路。
他说选择参政是受2010年的反高铁运动启蒙，当时他还是个中学生，被网上认识的义工邀请，发放反高铁的传单。2011年他开始在民主党北区帮忙，做一些选举和地区的工作。2013年他跟着师父区镇桦议员入行，2015年曾经参选区议员，由于经验不足而失败。之后4年他没有放弃，继续在地区工作，去年在大埔区颂汀选区成功当选。他说，“这次选举的结果，香港年轻人，勇武的一代付出了很多血、汗、泪，所以我们每一票、每个议席都是有血有泪。”
文念志谈到经过反送中运动之后，香港整体政治环境的改变，“热衷于了解政治的人变多了，甚至很多人想为这个社会出一分力，香港人普遍的思想意识改变了，可能到街上买个面包、买一枝笔、买杯饮料，都会想一想，这是不是一个黄店？我是不是在支持一个黄色的经济圈？如果这是个蓝店，我继续光顾它，是不是助长了它的声势？大家会有这种构想和反思。”而且香港市民比以前更加有人情味，更愿意将心比己。
自上任后，文念志感觉被警察针对着，3月8日那天，一个指挥官拨开他前面很多人，专门瞄准他的头喷胡椒喷剂，在场的人看到后都很吃惊。他说，警察追着区议员去滥捕，而且施加暴力。“很无奈，警察现在无需理由就可走过来抓你。”
自参选后，文念志已经两次被捕。第一次被捕是去年11月2日在维园；第二次是3月8日，他正式上任3个月左右，两次被捕给他的感觉是警暴从来没有停止过。
他说，郑丽琼议员是他们都很尊敬的一位老前辈，警方用意图煽动的罪名抓捕她，他认为警方很无理，也很明显是针对性的打压。
文念志在大埔一间名校念过7年中学，对其感情很深，让他难忘的是，去年9月7日，在大埔墟火车站，一群中学生想组织一个相当和平的人链活动，然而警方却出尔反尔，先假扮撤离，然后突然袭击，警察用警棍打伤了他的中学师弟朱同学的头，他就在旁边目睹这一切，却无能为力，很悲痛。朱同学身心都受到很大伤害，还留下创伤后遗症，无法再留在香港，连DSE（中学文凭考试）都没考，就离开香港。
目前政府推出防疫令，多于4人在公众地方聚集，就要抓捕。对此文念志指出，“有一帮无耻的执法部门打蛇随棍上，以这个防疫令为借口，将权力无限扩大，去抓拿、去拘捕、或者下罚单。”他说，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其实是想令我们害怕，想令社会弥漫一种白色的恐怖。”
他希望所有新当选的民主派同事要坚守地区工作，不要松懈，要争取下一届也能赢，守住票源。“要有很高的投票率，我们才有机会取胜，希望大家都谨记。”
文念志谈到，新当选的民主派区议员很辛苦地在做事，小区有确诊（中共肺炎）个案时，他们都急忙冲过去看清洁的工序和送去隔离的工序。在现场看不到那些建制派的落选者在做事，而且那帮人还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撒谎攻击他们，都是无的放矢、很不要脸、很可笑。
而从去年12月20日之后，当他出入时每天都有人监视、跟踪。“久而久之我就知道都是那帮人，他们是一队的，只是分散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时段，去跟踪我这个目标。”他说，“我不会因为你们的出现而害怕，如果政权真的要你害怕，你真的怕了你就正中下怀，我不是这一类人。”
他表示，因为反送中运动，香港疫情没有大爆发，但是如果政府的政策做得好一些，早一点把握黄金时机、早一点全面封关，确诊的人数会更少，可能就不需要现在这种强制的防疫令。
对于香港的前景，文念志相信香港会恢复过来的，“康复香港时代抗疫”，这句话是他的一位选民说的，这位选民的岳父母是选区里一间茶餐厅的老板，在区议会选举时，他专程从美国坐飞机回来投票给文念志。2月初的时候，香港口罩很缺乏，他从美国快递了7,000个医用口罩给文念志，让他分发给选区的居民。这件事让文念志很感动。
抗疫开始时，香港口罩供应很紧张，文念志指政府不作为，整个抗疫的工作畸形，如最需要的那群人，比如上班族、公公婆婆、甚至是前线的清洁工友，很多人没有口罩戴，很可悲。他和同事们尽力做了很多事，如团购口罩，先用仅有的钱去买，不赚一分钱卖给街坊，他们卖55元一盒时，药房已经卖到二百多元了。虽然吃力不讨好，因为排队的人很多，每次很快就会派完，派发多少都不够，但是他说，“我们真是做到问心无愧，尽了我们的全力。”
虽然由于疫情，香港出行的人少了，但是文念志表示，香港人抗争的心没有变，在沟通群组或不同的圈子里面，大家仍然在研究抗争的策略、方向，没有退却，而是在蓄势待发。文念志说，他是不会怕共产党的，当他3月8日第二次被捕、被警察抓住压到那一刻，他喊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共产党，我不怕你的！”他相信，“天灭中共”这一天会到来，他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以下是访谈内容整理。
第25代文氏家族成员 “大埔仔”
记者：最近我们推出了一系列区议会区议员的采访，叫做“区区有理讲”。今天我们请来大埔新进区议员文念志先生，请你介绍一下自己？
文念志：我的选区在大埔颂汀，这个选区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它包括了市中心的一些屋苑、富亨村，一些居屋和一栋公屋，所以在整个结构、地理上比较特别，与其它选区有些不同。
记者：你和这一届的很多区议员都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很年轻，九零后，而且你还是新界原居民，文氏家族成员，你是第几代？
文念志：如果按族谱和辈份，我应该是第25代（文氏家族族人）。
记者：所以你对新界、对大埔（很熟悉），是一个“大埔仔”。
文念志：是，绝对是。
记者：请讲一下大埔有什么特色？
文念志：大埔给我的感觉就是不会令人肚子饿，就算深夜也会有宵夜，有东西吃。以前我跟我师父区镇桦议员一起去做事，比如有时我们走遍整个新界东去挂横幅，去到沙田、将军澳、上水等其它地区，它们给我的感觉是到了晚上，例如到了凌晨12点的时候，肚子饿就找不到东西吃，但大埔却不会这样，住在那里的人都很幸福，因为居住环境好、有人情味、交通也便利。
受反高铁运动启蒙 从政十年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去参政？
文念志：选择参政，开始对政治有触觉的启蒙是2010年的反高铁运动。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六、中七的学生，也不知道反高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只是觉得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去兴建这个基建。我还记得那时用网上的沟通平台MSN认识了一些住荃湾的义工，他们邀请我去荃湾派发一些反高铁的单张。
当时我觉得派单张不难，但如果有街坊问到为什么反高铁，我怕回答不出来，用了几个晚上去做功课。当我派完后，感到有些街坊是不明白才到街上拿我的单张，他们也追问我一些问题，我很庆幸那时候没有答错什么。
后来2011年我在民主党北区，那时候还没有入党，纯粹是帮忙选举工作和做一些地区工作，跟进一些个案。2013年我去了大埔，认识了我师父区镇桦议员，他带我入行，也教了我很多东西，我跟了他6年。2015年我曾经在大埔的一个选区参选，但那时自己可能是经验不足，输了。这4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继续在这个地区工作。这次选举的结果，香港年轻人，勇武的一代付出了很多血、汗、泪，所以我们每一票、每个议席都是有血有泪。这是我10年来的从政之路。
记者：现在香港的年轻人让全世界都关注香港，为什么你肯走出来，还比别人多走一步去参政呢？到底生命中什么事情，使你不同于其它国家或大陆同一代的人？
文念志：令我感慨的是从去年六月份开始，见到很多年轻人走出来抗争，他们有的比我还年轻，正在读中六准备考DSE（中学文凭考试）、或大学一年级，但他们站得更前，出的力更多。作为年长几年的年轻人，我觉得惭愧，希望在不同的岗位上可以出一份力，包括参选区议员。他们抗争有抗争的路，我也希望在地区上、在地区服务上去改善，例如改善大埔区交通、环境卫生问题、屋苑管理问题，这些都是我当选之后慢慢逐步去改变。两者是环环相扣的，即使有抗争也不代表地区工作会少做；或者做了议员的工作、地区的工作，但如果有抗争的运动，还是会参加。虽然身份不同，但初心没变。
警暴从未停止过 区议员被滥捕
记者：你刚刚上任4个月，从当选为区议员到现在6个月的时间里，你已经两次被捕了？
文念志：第一次被捕时我还没有当选，是11月2日在维园，我只是一个区议会选举候选人；最近一次被捕是3月8日，我已经正式上任3个月左右。这两次被捕给我的感觉是警暴从来没有停止过。自上任后我的感觉是被警察盯着，他们追着区议员去滥捕，甚至施加一些他们所谓的合理暴力。3月8日一个指挥官对着我的头射胡椒喷剂，他面前还有另外两位大埔区区议员，最前面还有一班记者，他拨开所有人拿着胡椒喷剂就瞄准我、对着我的头喷射，大家看到后都大吃一惊，其实我前面还有很多人，他本来可以选择驱散其他人，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拨开所有人，瞄准我来喷。
记者：当时你有什么感受？
文念志：胡椒喷剂我已经受惯了，不是第一次被喷，当时很多人搀扶我，也有义务急救员帮我急救，把我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几个人轮流陪伴我，为我治疗。刚被喷到时我的眼睛、鼻子的确很痛的，我知道不能用手揉它，只能让那个感觉慢慢消退，但是是痛苦的，真的很痛苦，我感到麻、热、辣，眼睛睁不开，鼻水鼻涕全部流出来，又咳嗽，眼睛周围都红了。
记者：可能心里更加痛？
文念志：我觉得就是警察想羞辱我、针对我，我被你射了（胡椒喷剂），那又能怎样呢，我依然在那里。我不会因为你向我开枪，我就后退。那天晚上我就被捕了。
记者：现在看到很多区议员被捕，最近郑丽琼议员也受到国际关注，警方用了64年前的一条法律来抓她，所以有人担心23条立法重来。其实你们当选本来是很快乐的事，你想为地区工作，但现在你被控两条罪行，可能面临还押的情况，那么你自己的心情怎样？你觉得你们区议员为社会服务这个工作是不是很困难？
文念志：我第一次被捕之后，家人、街坊、议会的同事、朋辈都提醒我，希望我再谨慎些去做事。始终人民选你出来，是希望你能代他发声，而不是见到你被拘捕。我有一个想法，真的有一天我要还押的时候，我心里会很过意不去。因为对街坊来说，在地区服务方面，我是缺席了，哪怕一星期、两星期、三个月。
但有时我见到抗争的场面，我会先考虑手足、小朋友、或抗争者，为什么我会比他们站得更前，是怕他们有事，我纯粹是站在一个监察警方行动的位置，但是很无奈，警察现在无需理由就可走过来抓你。就好像你刚才说的郑丽琼议员，我以前在民主党里认识她，琼姐，我们都很尊敬的一位老前辈。警察认为她有意图煽动，便去抓捕她。作为议会同事，我们觉得警方是很无理的，也是很明显针对性的打压。
我们在这三个多月以来，接触了不同的政府部门，谈及不同的民生事务，比如，哪条渠道，哪个喉管，哪条交通线需要作什么改动。有熟悉的政府部门的一些同事告诉我，其实这一届政府不会怎样和我们合作，已经出了“口术”，因为民主派赢了，所以有些事，政府就专门刁难、怠慢、甚至拒绝跟你合作。我觉得如果政府有这个取态，真是很可惜，我们是人民授权进来（区议会）的，我们赢的时候，政府不跟我们合作。输打赢要的政府，真是很可悲。
目睹中学师弟被警察打爆头
记者：你是读教育大学的？
文念志：我的教育硕士学位，毕业后是不可以用来教书的，纯粹是我个人喜欢的科目，公共行政和管治的科目，一年制的硕士课程。那时都挺艰辛的，因为我从2014年9月读那个课程，正值雨伞运动开始，我第一学期应该是没上过课，所以要应付那些考试、那些论文，都是之后自己再去补回，慢慢读，慢慢学，慢慢温习，才追得上那个进度。老师不会理你的，你有权选择不去学校，你可以继续罢课，但是那个教学进度是要继续的。
记者：你念硕士时应该有很多同学，他们可能在做其它职业，你选择做区议员，背负着两条罪命，走在不同的人生路上，他们对你是什么看法？
文念志：有部分和我很熟悉的，他们真是觉得很自豪，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这么勇敢，愿意走出这么多步。而跟我最熟悉的，不是大学同学，应该是中学同学，我中学的师弟妹，始终中学的感情是最深厚的。那7年里，也是在大埔，在大埔一所算是首屈一指的名校。有时看到师弟妹愿意走出来，有一份特别的亲切感。
记者：（反送中运动期间）很多冲突都发生在大埔，最初主要在港岛区，或是尖沙咀，后来大埔也很多了，包括开枪事件也在大埔发生，你自己在现场经历了很多，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经历？
文念志：一定有，应该是去年9月7日，大埔墟火车站，当时，一群中学生想组织一个人链的活动，其实是相当和平的。但是警方出尔反尔，先假扮撤离，然后两队警察从火车站的另外一条山路冲下来。当时警察用警棍打伤了我师弟朱同学的头，我看到那一幕，就发生在我身边，但我完全救不了他。朱同学身心都受到创伤，再也不愿意留在香港，我的认知是他有些创伤后遗症，去了另一个国家生活和发展，DSE都不考了。那一刻，那一幕，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因为自己都觉得很悲痛，那位师弟倒在地上时，他跟我说：文念志，我认识你，我也是读迦密柏雨中学。但我无能为力，救不到他，在那一刻，我是很悲伤的。
记者：我也记得这个故事，大家都没想到，他完全没做任何事，两手空空，就被打了。
文念志：没错，没错。
经历反送中 港人改变 想为社会出力
记者：经过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你所看到的香港发生了什么改变，包括大埔？
文念志：首先，整体香港的政治环境是，热衷于了解政治的人变多了，甚至很多人想为这个社会出一分力，香港人普遍的思想意识改变了，可能到街上买个面包、买一枝笔、买杯饮料，都会想一想，这是不是一个黄店？我是不是在支持一个黄色的经济圈？如果这是个蓝店，我继续光顾它，是不是助长了它的声势？大家会有这种构想和反思。
大埔的改变就是大家更守望相助了，我们区议员有些不同的沟通群组，也有些不同的义工沟通群组，大家都尽心尽力，希望能改善地区上不同的问题。我是大埔其中一个选区的区议员。有很多不同的社区问题、地区问题，不论是交通还是环境卫生问题，其实都需要不同的议员、不同地区的拍档互相合作。例如有一个想法后，大家都愿意拿出来讨论，然后很快就得到一个共识。
其二就是，大家会愿意将心比己，比如你有些什么难处，大家可以怎样迁就一下。我觉得在反送中运动之前，香港人未必会有那份人情味，而这9个月来，大家学习到什么是真正的齐上齐下。
港人抗争心不变 政府借防疫制造白色恐怖
记者：现在这个疫情，令到很多抗争活动都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见面也少了，你觉得香港人这个争取的心有没有改变？
文念志：没有，我不相信有变，现在因为大家着重于整体防疫、或自身的健康上，所以真是很听话，不出来。我早上来这里之前，在大埔的一个巴士站那里数巴士的数目，的确发现出行的人数是减少了，包括是上班上学的人少了。但是在我的沟通群组、或我认识的一些不同的圈子里面，我觉得大家其实仍很热衷（参与抗争），即使有个疫情在，大家都在研究，一些（抗争的）策略、方向，我觉得大家都没有退却，大家在蓄势待发。
记者：现在政府说多于四人在公众地方聚集，就是犯法了、要即时收监6个月等，那你觉得政府会不会进一步打压香港的示威游行？
文念志：我认为政府推出的防疫令，是有其必要性的，但是，有一帮无耻的执法部门打蛇随棍上，以这个防疫令为借口，将权力无限扩大，去抓拿、去拘捕、或者下罚单。今天早上，听到郑若骅司长在新闻那里讲话，作为一个律政司司长，虽然她说不会评论个别事件，但是她又出口术，说“你们如果多于4个人聚集，就会开传票给你们”，我觉得她其实是想令我们害怕，想令社会弥漫一种白色的恐怖，我觉得大家要看清楚这件事，她每一个行为、每一个言语背后所带出的意思。
记者：会不会令到你们的工作更加困难？她虽然说，区议员、立法会议员是可获豁免的，但好像陈淑庄以立法会议员的身份，去参加一些讨论活动，她又说那是犯法的。那麽你们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未来你们怎样面对这些挑战？
文念志：如果私底下参加某一个地区活动、有会议要开，可能我跟我的助理、我的义工，会做好一些措施，保持一些距离，量体温等。如果我要去一个公开的场合，譬如跟某间巴士公司开会，可能我真是会直接打电话去政府部门问问会违法吗？因为始终它有这个防疫令，这个界线其实有很多灰色地带，我们作为议员、我们的议员同事、甚至想跟我们开会的政府部门，可能大家都不知道那个界线在哪里，的确是有担忧的。不论它的界线怎样画，我们都要履行我们的职务。难道我们当选了，因有个疫情在，我们便回家休息，不出来工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真是要学习一下在不踩线的情况之下，既能符合到它的要求，而我们也能开会、工作、讨论事情，或是有些行动可以做到，好像我今天早上坐巴士那样，我和几个同事，分散在不同的巴士站，起码不让它故意挑剔得到。
记者：大埔以前给我们的感觉是属于建制派驻扎（的势力范围），你知道在新界那些地方，中共中联办好像都相当活跃，但是这次大埔（区选后）全部变黄了。这对于整个中联办势力，或者亲共势力，有没有什么影响？你有没有遇到他们的抹黑或者挑战，你们会怎样去应对？
文念志：对中联办有什么影响？我相信我们能够打击到它，可能一届、两届、三届，我希望劝喻一下所有赢了议席、新当选的民主派同事，大家要先坚守自己的地区工作，你这届赢了，但始终下一届有可能输；如果下一届也赢了，你才是守住了你的票源。所以千万不要松懈，也不要骄傲，这是最基本的。但是，（中联办）它的部署是怎样，其实我们每一届的选战，都是相当难打，这届要感谢所有的选民支持我们。要有很高的投票率，我们才有机会取胜，希望大家都谨记。而我也相信，当选的这么多位议员同事，其实都是跟市民齐上齐下。我真的不是个喜欢依附权力的人，我觉得就算我成为了议员，其实我跟普通人一样。
我经常会在选区里让市民看见。即使是议员，我不会因此而得到什么厚待、礼遇，而我工作时也需要保持正常的礼仪。街坊说这个我是做到了的，我不会因为成了议员，对一些人粗声粗气，这一点我自己会谨守、谨记的。
遭遇监视、跟踪、亲共派网上攻击
记者：有没有遇到一些建制派的挑战？
文念志：建制派落选的那帮人多数会在社交平台上，针对我们做的事去攻击我们。比如我们派口罩，他会开个平台在YouTube讲，为什么赢的那一班人派那么少口罩，为什么赢的那一班人一两个礼拜都没有见过他们，为什么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不出来。我觉得这些真是无的放矢，其实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定比他们多。我真的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一班新当选的民主派区议员，其实是更加辛苦的。刚好碰到疫情，我自己也没有想过一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要想怎么才能找到口罩，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在大埔区里有很多不同的小区有确诊（中共肺炎）的个案，几天就一宗，那时我们都是急忙冲过去看清洁的工序和送去隔离的工序。我在现场就看不到有所谓建制派的落选者在做一些协调工作，所以我们有做事，但他们说我们没有做事，这一点我觉得真是很可笑。他们用一些他们熟悉的网上平台去攻击我们，我们觉得你那个平台都没有人看的，你的YouTube只有几百个人观看，我们不会介意。但你还有什么招数呢，你输了，是因为你懒惰，你却反过来说我们懒惰，真是很不要脸。
记者：好像你说被人跟踪，是不是有这样的事？
文念志：我应该是从去年12月20日，大埔翠屏花园枪击案之后，当我出入时有人跟踪。我家楼下有一些天桥、行人路之类的东西，起初，我一下楼就察觉到，对面桥头可能有一些身形比较健硕的人，纯粹看一看我而已，我也曾经能计算出他们的出现次序，如果用A、B、C、D来形容，他们是一队人，星期一就是A、B跟着我，看一看我，星期二就是C、D，到星期三又轮到A、B，但他们纯粹就是观察我出行时间，没有跟我到街站，我去做一些地区活动，他们也没有跟来，纯粹就站在我楼下。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都看见这帮人，我也对外宣称，怀疑他们是便衣警察或者杂差，我没有办法去确认，因为我不会笨到走过去问他们，“你是不是警察”，就算我问，他们都不会回答。你要来看我几点出门，就给你看啊，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害怕，我要继续过我正常的生活，我要做回正常的地区工作，例如抗疫的活动、派口罩、或者其它的一些活动甚至去开会，我不会因为有两个人安插在我家楼下而害怕。
后来，在3月8日我第二次被捕之后，他们也用同样的招数，除了我家楼下，有时我走过一些商场，我的选区真的很近市中心，从我家走到我选区的范围可能只需5分钟，市中心很多人、很密集，但是当我一回头的时候，有些人看我的眼神令我很怀疑，闪闪缩缩的，有所避忌的，也有同样的特征，就是身形较健硕，可能有些人会戴着耳机，背着背囊，眼神都是不友善的，但当我一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躲避到旁边。久而久之我就知道都是那帮人，他们是一队的，只是分散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时段，去跟踪我这个目标。
记者：那么有没有曾经有怕的一刻？
文念志：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民选的议员，你要保护我的安全，如果你真是警察的话那就是你的责任，我不会因为你的出现而害怕。相反，在我出行的途中，假设有贼人打劫，有人要伤害我，你们应该要保护我，这才是你的职责所在，我不会因为你们的出现而害怕，如果政权真的要你害怕，你真的怕了你就正中下怀，我不是这一类人。
居美选民返港投票 心系社区捐口罩
记者：有人说香港可能因祸得福，因为反送中运动，令这次疫情没有大爆发，你怎么看？对香港的前景怎么看？
文念志：因为反送中运动，（疫情）没有大爆发，我是同意的。我们现在有大约九百多宗的（确诊）个案，但我觉得如果政府的政策可以做的好一些，其实有些个案是可以避免的。例如早一点封关，早一点全面封关，而不是等那个疫情从中国大陆转移到欧洲，再转移去美国，然后回流到香港的留学生再感染（其他人）。如果政府能早一点把握黄金时机、早点封关的话，我觉得确诊的人数会更少些，如果确诊人数可以少一点，可能今时今日便没有那种强制的防疫令。
对于香港的前景，我相信香港是会恢复过来的，“康复香港 时代抗疫”，这一句话是我的一位选民说的，他住在洛杉矶，在二月初的时候，他在那边送了7,000个口罩给我，派给我选区的街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的行为。即使他不在香港，但他还是在顾念着他的社区，我觉得这真的很富人情味，这八个字我第1次听到，它紧扣着我们原本抗争的一句口号，正因为我们有疫情，所以我们要康复香港，这件事令我很感动。香港人的智慧，包括是文宣文、一些标语或者一些口号，其实都充满着我们的创意和智慧。
记者：请你讲一下当时从美国寄来口罩的故事？
文念志：我其实不认识这位捐口罩的街坊，那天他在telegram联络了我，他发了张照片给我看，是我选举当天，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一对年老的夫妇，走过来跟我合照的照片。接着，他慢慢解释，“你记得我吗？我是在你选举那天，专程从美国坐飞机回来投你票的那位选民，我的岳父、岳母就是你选区里一间茶餐厅的老板，在整个大埔，很多年轻人、中学生、老师都认识他们。我现在想捐些口罩给你们香港人。”那时刚好在2月初，美国还没有确诊个案，我当时很感动，我还很傻地问：我怎样可以拿到那些口罩，需要给你多少钱？他说：“我一块钱都不会收你的，我很希望你能发给你的选区，因为我父母的关系，因为我投了你一票的关系。”他用快递FedEx，口罩3天就到了香港。
他寄的口罩是50个一盒，他希望我分装成5个一袋、或10个一袋。最终，我是分装成5个一袋，派发了1千4百袋口罩出去。那时需求很殷切的，真是僧多粥少，我还记得，刚把口罩拿出来，不到半个小时，领口罩的队伍就排得很长了。我拜托义工估算一下排队的人数，我们有两个摊位，一个是私人屋苑，一个是公共屋村，每一边大概可派出700袋口罩，我请义工到两个摊位各数700位，就在那截停人龙。我很怕得罪了第701街坊，如果排到他时，刚好发完了，那就太惨了。我还劳烦我的义工，因为2月初还是很冷的，十几个人，摆张桌子，在队伍尾放个提示牌，还开着大喇叭，告诉街坊，我们数到的700个位置就在这了。希望大家谅解，我们的口罩数量有限，只能派发到这位，我的义工数得很准确。
整个故事很感人，我没想到曾经投票给你的街坊，尽管他人不在香港，他还是心系大埔，知道香港最缺乏的是口罩，亲自在美国订口罩送给我们，我还记得他订的是医务用的2级口罩，在那一刻，真的像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记者：知道他做什么职业吗？
文念志：不太方便透露，因为他没有授权给我公开他的身份，但他说过可以将这个故事讲给其他人听。
政府抗疫不作为 议员协助团购口罩
记者：你总共找到多少口罩？
文念志：我找到的口罩分几类的。有些是有人送给我们，叫我们派给街坊；有些是在1月尾，那时是黄历新年二八、二九，我们办事处有团购口罩，那时的口罩是40元一盒。不用3小时，那些号码筹就派发完了。接着，2月尾，我们拿着40元一盒的口罩盒子到药房去看，已经涨到210元一盒了。我们真是没有赚钱，可以说是吃力不讨好，40元一盒口罩，那么多人排队，还有人说你们的号码筹为什么派发得这么少，但我们真是尽力了，40元一盒的口罩我们议员办事处找到差不多1千盒，那时工厂都回复我们说口罩供应是越来越紧张了，成本价已经涨到55元一盒了，但也是半小时就派发完号码筹了。接着，就是涨到90元一盒，一盒50个，相比现在的价钱180元，当时90元一盒已经算是便宜了，所以我们还告诉街坊，你可以拿着这个盒到药房问问价钱，我们卖55元一盒时，药房已经卖到二百多了，我们真是做到问心无愧，尽了我们的全力。
因为团购就是我们先用我们仅有的钱去买这个货量，在不赚一分钱的情况下，卖回给街坊，因为街坊没口罩，我们还非常谨慎让市民知道，口罩是非常短缺的。不希望你们这么低价买回去，然后高价炒卖，所以我们会登记了他们的姓氏和联络电话。街坊都信任我们的，我们也相任街坊他们不会炒卖的。抗疫开始时，卖口罩、团购口罩，或是派发口罩，真是吃力不讨好，你会感到不管派发多少都是不够的。这个政府又不牵头做事，那时，你会很愤怒，满街的人都戴着CSI口罩，问题是这些CSI口罩从哪来的呢？那些人说又不是偷的，又不是抢的，又不是发的，又不是拿的，但满街都有人戴，反而最需要的那群人，比如上班族，公公，婆婆，甚至是前线的清洁工友，反而他们没有口罩，那一刻，我感到很可悲。整个抗疫的工作已经畸形了，侧重了另外一边了。
不怕共产党 等待“天灭中共”到来
记者：我记得最近有一个拿着“天灭中共”横幅的大埔女性说警察想要抓她，好像“天灭中共”在你们大埔区里经常被展现出来，是不是？你认为这一天会不会到来？
文念志：会，我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我是不会怕共产党的，我不会忘记，3月8日，我被警察抓住，把我压下那一刻，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喊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共产党，我不怕你的！”接着就被那个警察压下了。那一刻，可能是肾上腺素突然迅速飚升，总之我被压着不能动的那一刻，我无意中说出“共产党，我不怕你的！”那一刻，我是想说，不管你是什么组织，你是共产党，还是警察，我就是不怕你。
点阅【珍言真语】系列视频。
（责任编辑：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