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疫情据说现在正在下降，只是复工困难重重。有点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人均知这是疫情数据造假。北京带着世卫组织访华专家组逛了一圈防疫示范单位之后，其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博士(Bruce Aylward)感觉自己已经登上过巅峰——看到了应对的可能性。表扬中国：“中国的抗疫方式是可以复制的，但需要速度、资金、想像力和政治勇气。”一时之间，中国互联网上充斥着“中国又赢了”，“西方国家连抄中国作业都没抄好”的说法，认为中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将西方甩了几条大街都不止。
“我们又赢了”：意淫直指制度层面
《疫情过后 中国或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赢家》堪称中共“制度自恋“的颠峰作品。这个视频用华丽之极的解说吹嘘了几点：一、“中国通过这次疫情，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举国动员能力。实地进行了一场史诗般的战略物资配置。这让各个国家对中国充满了敬畏，从而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并自我表扬为“上兵伐谋”；二、展示中国拉抬股市之功，讽刺美国股市因疫情大跌；吹嘘“中国顺理成章地成了各国资金的避风港，成为最后的真正的赢家”；三、最离奇的是自称中国人的价值观在疫情中瞬间改变——谁都知道，连上帝劝人向善都不是瞬间能够成就之事，中共太祖毛泽东倒是吹嘘过毛思想的威力，但也得承认思想改造是个长期过程。
整个视频的宣传主旨就是中国的制度远胜于西方。在中国政府及部分中国人眼中，西方国家的防疫，简直是漏洞百出，且不说疫情严重的韩国、意大利、日本，法国、德国等天天被中国的小粉红们数落嘲笑，目前他们正在等待的就是美国防疫出大纰漏，导致2020年大选形势逆转。听着这部视频那铿锵有力的赵忠祥开创的央视体解说，中国政府及小粉红们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其实，只有结尾中“变不利为有利，化腐朽为神奇”说对了，不过都是纸面胜利罢了。接下来咱们看看中国防疫体制的“腐朽”在哪。
中国“神奇”防疫如何实现的？
中共政权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掌握三个垄断权（政治、经济与资源、舆论）的政府，防疫依赖的其实就是几大招：
第一步，先封住国内人的嘴巴，射杀带坏消息来的人，李文亮等八位吹哨者因说了真话而被公安训诫。利用权力封杀疫情信息，让疫情防控失去了最宝贵的23天（12月31日-1月22日）。所谓“封城”牺牲了武汉，为世界做了巨大牺牲，更是自欺欺人之说，封城之前放出了500万人，其中六万散往全世界，成为各国疫情最初来源。
第二步，以雷霆手段对疫区实行半军管，完全封锁。与此同时，管控疫情数据，疫区内死了多少人、疫情如何，全由党说了算，任何不同声音都是造谣，以各种罪名抓捕。
第三步，开动宣传机器国内外洗地，媒体全姓党，党指向哪里打向哪里。不管武汉人亲眼见到多少灭门悲剧，视频拍到不少被迫丢弃在街边待处理的尸体，贵州、重庆各省殡葬业支援队赴武汉帮助处理尸体，武汉的死亡数字就那么三千左右。
第四步，使用多年投资养成的“友华人士”谭德塞，利用其世卫干事长的身份，在国际社会不厌其烦地为中共洗地。经过谭德塞颠倒黑白的粉饰，中国从疫情发源国成了世界抗疫第一国。
这个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只有一处出了纰漏。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CCTV采访时，指地方无权公布疫情，暗指隐瞒责任在上级，自此上演了一场丑恶之极的甩锅大战的序幕。中共连出三招：假调查李文亮事件为由派出国家监察委调查组赴武汉、委派军中首席生化专家陈薇接管武汉病毒所、撤换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长，迅速让权力运作重新回“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全党服从最高领袖”的原有轨道。
西方与中国的防疫各自依赖不同层次的文明
世卫组织访华专家组组长认为“中国的抗疫方式是可以复制的，但需要速度、资金、想像力和政治勇气“，完全基于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无知。世界上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政府能够像中国政府这样实现政治、经济与舆论这三个垄断，因此也不可能复制中国抗疫模式。中共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吸取自己推翻国民政府的经验，设立的政府体制是个基于政治暴力的防卫型体制：防范一切反抗力量，将任何批评及异见视为颠覆政权的罪行，要求将一切反对力量扼杀于萌芽状态。更兼中共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战天斗地、改造自然，使中国几乎无年不灾，任何灾害及对灾害的批评揭露都被视为对中共政权的攻击。因此，面对突发事件如自然灾害、重大特大事故、环境公害及人为破坏的应急管理、指挥、救援计划等，中国政府有一套成系统的管理方式。与西方各种专业救援队由专家组成领导不同，中国各级政府的应急委员会基本由政府官员兼职组成。
美国联邦政府机构CDC，地位如同中国的国家疾控中心，但在美中两国地方政府那里，权威意义完全不同。中国国家疾控中心去下面指导工作，基本是一言九鼎，下面只有完成作业的份儿。但美国CDC最近吃了好几次瘪，加利福尼亚州的科斯塔梅萨市已经提起诉讼，以防止在军事基地进行联邦检疫的人员在城市范围内迁移。最后迫使联邦政府最终取消了该计划。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官员起诉了CDC，要求他们释放被隔离的人。
从制度层面来说，中国自吹的“集中资源办大事“就是中国这种防卫性政治体制的产物，这种政治体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以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之名剥夺任何个体的人权，包括生命。概言之，这就是中国防疫的低人权“优势”。西方民主体制下的政府主要是提供各种公共服务职能，人民享有各种权利，中国政府凭借低人权“优势”的防疫招术，西方国家只要施出一招，这个政府就将自己置于极大风险之中。
西方的人权优先是防疫不力的根本原因
要言之，西方国家做任何事情，民意考虑优先。这就是法国疫情正恶化，但政府还只能禁止全国范围内千人以上的活动——这种禁止其实毫无作用，中国许多群聚感染就是餐聚与打麻将引发的，参与者不过就是十数人左右而已。美国加州目前疫情正趋严重，洛杉矶万人马拉松照跑不误。担心疫情影响而做的预防是谢绝中国、香港、台湾、韩国和意大利的参赛者入赛，将其参赛资格保留到明年。洛杉矶市长埃里克·加塞蒂（Eric Garcetti）在赛前的一次会议上说，由于这种疾病并没有出现“团体传播”，没有理由取消。提出的防卫措施是“与别人保持正确的距离……在自己的跑道里，跑完不要拥抱别人。”作为民选官员，竟然连韩国新天地教会的群聚感染这种大事都不知道，也算马虎到家了。
中国在疫情期间，曾有一段时期让经济停摆。这在西方国家根本做不到，企业不会同意，利益相关的民众更不会同意。比如钻石公主号成为瘟疫船的事情举世皆知，多方协商后，各国刚于2月20日左右接回自己的国民，至尊公主号立刻载上2500多乘客扬帆出海，重蹈钻石公主号的覆辙。政府的风险劝告毫无用处。
要言之，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韩国在内）的政治体制不同，中国是人权要为所有的政治需要让步，西方国家的人权在任何时候都置于优先地位，以至于战争时期敌人的人权也常困扰军队士兵。中国武汉肺炎的处置模式，西方国家既不能学，也不敢学，因此不存在抄中国作业问题，当然更不存在抄不好的问题。
中国处理武汉肺炎的模式，西方并非不清楚。路透社于3月5日发布特别报告，指出中国防治武汉肺炎的方式只不过是2018年到2019年中国大陆发生的非洲猪瘟疫情过程的重演，在处理两次重大疫情时，采取的做法惊人相似。
以上是笔者对中国及美国等西方国家防疫的观察。作为祸源的中国，不反思自己20年不到的时间内为世界带来的两次瘟疫，却侈谈“我们又赢了”，吹嘘低人权的制度优势，实在让世界不耻。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责任编辑：李明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