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实际上是一场流行全中国、祸害全人类的大瘟疫。这是习近平面临的最大危机。
目前，全世界感染病毒级别最高的官员，是伊朗副总统马苏梅·埃布特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顾问赛义德·穆罕默德·米尔-穆罕默迪因感染病毒去世。
习近平的政敌——前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及其“军师”曾庆红，利用中美贸易战扳倒习近平，没有成功；利用香港问题扳倒习近平，没有成功；现在，瘟疫大爆发，这成了他们扳倒习近平的最后一次机会。
2020年1月1日以来，发生了太多极端反常现象。这里举两例：
黄登英从武汉一路“绿灯”到北京
2月21日，武汉女子监狱刑满释放人员、在狱中已发烧5天的黄登英，乘坐女儿的自驾车，从封城近1个月的武汉出城，2月22日凌晨到北京。
在黄登英出狱前，习近平一路警钟长鸣：习近平大瘟疫江泽民郭声琨生死劫
1月22日，习近平讲：“鉴于疫情迅速蔓延、防控工作面临严峻挑战，我明确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
1月25日，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湖北省要采取更严格的措施，外防输出，对所有患者进行集中隔离救治，对进出武汉人员实行严格管控，坚决防止疫情扩散。
1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要求“严防死守、不留死角”。“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
2月3日，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要求“抓紧补短板、堵漏洞”，“把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对“乱作为的干部”，“要及时问责，问题严重的要就地免职”。
2月12日，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说，疫情防控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依然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人口流入大省大市要按照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要求，加强对返程人员的健康监测。
据中共党媒报道，黄登英服刑的监区有警察确诊为新冠肺炎，黄属于密切接触者。2月17日至21日上午，监狱为黄测量体温13次，其中18日、19日两次体温为37.3°C；也就是说，11次体温不正常。按照习近平的三令五申和有关规定，黄登英在武汉至少要隔离14天。黄到北京后，24日被确诊。这表明：她在监狱已经感染病毒；如果她留在武汉，肯定会被确诊。
但是，带着病毒的黄登英，不仅出狱了，而且出了封锁最严的武汉，经湖北省、河南省、河北省，到达北京。
谁之过？3月2日，中央政法委、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经过7天的调查后认定，这是湖北省司法厅厅长谭先振，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郝爱民，武汉女子监狱监狱长周裕坤等9人的错。
仅仅是这9个人的错吗？一个身体健康、外出打工的人，出武汉难，到北京更难。一名刑满释放人员，出武汉，到北京，却一路“绿灯”，黄登英是否持有免检的“特别通行证”？如果没有，说不通；如果有，谁发的？
隐瞒1月14日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的消息
国家卫健委网站上有一篇1月14日发的报道《国家卫健委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 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报道称：“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孙春兰副总理多次作出批示，对疫情防范应对提出明确要求”，“各地要高度重视，克服麻痹松懈思想”。
1月14日，全国老百姓都不知道有这件事。直到1月19日，武汉市疾控中心主任李刚答记者问时说：“病毒的传染力不强”，“可防可控”。既然1月14日国家卫健委就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习近平、李克强、孙春兰都对疫情防控提出明确要求，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讲了话，委机关相关司局和中国疾控中心主要负责人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健委主要领导及相关领导，在分会场出席会议。国家卫健委要求“各地高度重视”。这相当于卫健委系统“全国总动员”。当时，疫情主要局限在武汉，国家卫健委这么大的动作，疫情怎么可能控制不住？
电脑技术人员发现，这篇报道实际发表的日期是2月21日。国家卫健委为什么要将2月21日发表的东西，偷偷更改显示日期，变成1月14日发表的？国家卫健委为什么要在1月14日向全中国人民隐瞒这个会议消息？这背后是否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此前，国家卫健委做的最重要一项工作是封口：
1月1日，国家卫健委打电话给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严禁披露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相关信息”，这是一个封口电话。同日，武汉市公安局发布《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的通告。这是一个封口通告。对于“武汉不明肺炎”是否谣言？警方从专业角度无从判断，其中可能有国家卫健委的参与。1月3日，国家卫健委发布3号文件，明令有关人员不得向外界透露消息，非国家卫健委认可的机构不准检测病毒，这也是一个封口通知。
国家卫健委还搞了一个奇特的规定，对于新冠肺炎，地方没有确诊权。医院要先上报省级疾控中心，再经中国疾控中心复核，最后由国家卫健委领导小组下设的诊断组评估确认。在武汉，去年12月31日以前，已有104人感染新冠病毒。直到1月24日前，武汉的病毒样本必须送到1200多公里之外的北京，由国家卫健委诊断组评估确认。
这要耽误多少时间？有多少人没法检测？有多少人等不到检测结果就死了？这也是在封全武汉医生的口，封全国医生的口。危难时刻，国家卫健委不着急救人，却到处封口，背后是否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习近平面临“生死劫”
习近平从1月7日就武汉疫情作出明确指示，到2月21日黄登英出狱，开了多次会，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对于武汉“防输出”，北京“防输入”，提出了非常具体明确的要求，要求“不留死角”，“堵漏洞”，“把工作抓实，做细”，“及时问责”，等等等等，竟然没能将一个刑满释放人员“防控”住！
国内外许多人都怀疑：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是病毒的源头。在疫情发生初期，国家卫健委不积极主动搞防控，却到处封口。这些极端反常的举动让人不得不怀疑：国家卫健委在刻意隐瞒“P4实验室是病毒源头”这个关键问题。
带着病毒的刑满释放人员从武汉进北京，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负有最大的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国家卫健委到处封口，中共政治局委员、分管国家卫健委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负有最大的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习近平1月7日的指示被封杀，中央电视台等散布大量假消息。主管宣传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负有最大的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郭声琨、孙春兰、王沪宁都是江泽民、曾庆红的亲信。大瘟疫爆发以来的许多极端反常现象都表明：江、曾及其亲信正与习近平做最后的生死决斗。
习近平能否度过一劫，全在于他是继续与江、曾妥协，还是决裂江、曾，解体中共，置之死地而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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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