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疫情不断扩散，全球人心惶惶，中国古时各朝各代也不乏各种疾疫的记载，借鉴古人的智慧，中国老祖先是如何处理疫情的呢？
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从现代疾病分类学看，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包含甚广。
疫灾往往和其他灾害相伴生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可见，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
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如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年大旱，接着发生疫疠之灾，“死者十九”。
中华文明延续5000年，在灾难面前，古人知道反省和悔悟，或许才使我们的民族延续至今。
6个方面防疫
鉴于疾疫问题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中国古代从很早开始就进行了各种预防和尝试控制，具体措施主要有6个方面：
1、顺应节气
先秦典籍《礼记･月令》中提到：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三国时，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提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原因在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因而，先民们在有所兴作时非常重视顺应节气。
2、驱除疫鬼
先秦时期，传说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个居江水是为瘟鬼。为此，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鬼。《周礼･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带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此即后世傩戏的由来。
除此以外，历代流行的设醮、纸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驱疫鬼的具体形式，甚至连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
3、注意公共卫生
尽管人们将疾疫的发生归因于瘟神作怪或阴阳失序，但与此同时，人们还非常注意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重视公共卫生。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
又如吴芾于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濬，民得爽垲以居。”（《朱文公文集》卷88《吴公神道碑》）
4、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
最早的巡诊制度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其职责就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此可被视为是中国古代巡诊制度的滥觞。《后汉书･光武纪》载：光武帝时，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都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此外，地方上一旦发生疾疫，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极力救治，广为施医散药。除了派出医生巡诊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还广泛设有惠民药局和其他一些地方性药局，平时以平价售药为主，疾疫流行时，则无偿施药以济民疫。
5、病人隔离
对于疾疫的传染性问题，先秦以前，还不大了解。自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显示人们已经开始重视流行病的传染性问题。“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此可视为对病人实行隔离措施的最早记录。至迟到晋朝，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南朝齐会要･民政》）。唐代则是由僧人开设乞丐养病坊，以隔离收治病患者。
从宋代开始，出现大量官办养病机构，都有隔离病患的作用。较著名者如熙宁九年（1076年）赵卨在越州所创之病坊，其起因是：当年春天，越州“大疫，为病坊，处疾病”（《元丰类稿》卷19《越州赵公救灾记》）。此后不久，苏轼于元祐四年（1089年）在杭州设立“安乐坊”，养病机构有了进一步发展（《长编》卷435）。北宋末年以后，各地广泛设置安济坊，以专门隔离病患者，效果显着。此后，元、明、清三代，官方设置的医疗机构除了药局外，其他则渐呈萎缩局面。不过，由于民间慈善机构的大量兴起，对于疾疫的控制方面仍较有效。
6、处理尸体
尸体是病毒和细菌藉以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载体，处理尸体，即是切断疾疫流行的一个重要管道。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南史･梁武帝纪》）。这方面仍以宋朝处理得较好。
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奖励（《宋史･五行志》）。此外，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治疗疾疫的药方
至于治疗疾疫的药物，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尚有不少，其中不少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
如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
《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
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
《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
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着。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张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