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1月30日讯】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拍案惊奇》，我是大宇。今天是美东时间2020年1月29日星期三。
习近平称亲自指挥防疫 西藏现疑似病例
1月28日，习近平第一次公开表示，自己“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此前，外界一致认为，习近平把全国疫情防控小组，交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掌管，但如他所说的话，这次疫情防控，习近平才是实际上的总指挥。
随后，1月29日，习近平又公开要求中共军队，要“闻令而动”，积极支援地方疫情防控。习并同时承认：“目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随着疫情的扩散，此前一直没有新型病毒病例通报的“西藏”，也传出消息，一名34岁湖北省随州市男子，1月22至24日从武昌坐火车到拉萨，随后在1月28日在当地医院查出问题，成为新型病毒肺炎的疑似病例。至此，中国全境都笼罩在新型病毒的阴影之下。
在国际上，新型病毒已经传播到至少15个国家。中东国家首次出现确诊，阿联酋有来自武汉的一家四口，全部是新型肺炎的感染者。
新报告指病毒致死率11% 未来疫苗未必对所有人有效
面对汹涌的疫情，最近一直呼吁世人紧急关注新型病毒疫情的美国哈佛大学流行病学专家丁亮，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费格丁（Eric Feigl-Ding），中文名是丁亮。他近日持续在推特发推文，关注疫情动向。
1月29日，费格丁引用了《柳叶刀》杂志主编Richard Horton的推特，提到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新型病毒致死率达到11%，费格丁说这远远大于预期。
这个结果来自于《柳叶刀》1月29日发表的最新论文。研究样本还是来自收治全球第一宗新病毒确诊病例的武汉金银潭医院，样本包含1月1日至20日间，已经在该医院确诊的99名感染者。
研究发现，这99人平均年龄是55岁半，而且大多是男性，有67人；99人中有50人存在潜在慢性疾病，有74人在入院后发现是双肺感染，这占了大多数。他们的症状是什么呢？99人中有82人发烧、81人咳嗽、31人呼吸短促。
医院对99人中的75人采取“抗病毒药治疗”，70人使用抗生素治疗，75人使用氧气治疗。就是这样，99人中还是有17人发展成高病死率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ARDS）。截至1月25日，其中11人终因多个器官衰竭而去世。在这项研究中，这意味着新型病毒致死率几乎就是11%。
99人中减去离世的11人，还有88人呢？有57人还在住院，好消息是有31人出院，但出院时是不是意味着完全康复，报告并没有交代。
这份费格丁博士引述的《柳叶刀》最新报告，也不完全是传递忧心。报告中的11%致死率只来自一个较小的样本，而且有另外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出院。费格丁博士并引述医学专业机构的消息宣布，会尽快在四个月内临床测试疫苗，这是当前国际上众多开放新病毒应对疫苗的消息之一。但同时费格丁警告，现在的新型病毒基因变异很快，所以不保证开发出来的疫苗，对所有人都有效！
因此，对于这种可怕扩散的病毒，做好防备还是最要紧的。费格丁博士积极呼吁世卫尽快把它列入“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根据较新的消息，世卫会在1月30日晚些时候，再开会讨论相关决定。
WHO应对疫情举动“反常” 屡屡语出惊人
1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言人承认，在1月23至25日三天的报告中，对武汉肺炎疫情的风险列为中等，是“用词错误”，27日修改等级为“高”。但对于是否把疫情宣告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该机构还要开会讨论。
1月23日，世卫秘书长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说，武汉疫情在大陆是紧急事件，但还不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谭德塞说要再开会决定，那我们现在就看1月30日世卫怎么说。
此前，世卫一共宣布过5次“公共卫生紧急事件”。2009年的H1N1流感、2014年西非埃博拉、2014年的小儿麻痹、2015到16年的寨卡病毒、还有2019年的刚果埃博拉。这次武汉爆发疫情的烈度，完全不亚于前5次。世卫迟迟不宣布紧急状态，引发外界诟病。
不仅如此，虽然目前大陆当局高喊完全有信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但世界各国出于忧虑，陆续开始从中国大陆“撤侨”。
世卫秘书长却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语出惊人。
近日，世卫秘书长谭德塞去访中国大陆，在面对感染确诊病例不断翻倍，大陆多个省市进行出入限制的情况下，仍然在1月28日会见外交部长王毅之后说：我们注意到有国家提出要撤侨，世卫不主张这样，当前应该保持镇定，没有必要过度反应。显然，外交部长王毅对谭德塞的表态很满意。
但大家注意我们刚才提到了，世卫已经在1月27日，对上周将全球疫情风险列为中等而道歉，改成了高风险等级。而早在1月22日，世卫就把中国列成疫情高风险区域。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谭德塞还跟大陆当局一唱一和，劝告世界各国不要撤侨，未免有一点匪夷所思。
然而，世卫与大陆政府的这种微妙关系，早已体现出来。因为主权争议一直遭受大陆打压的台湾，已经连续多年没有被世卫邀请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就算这次疫情，1月22日世卫开会讨论时，台湾虽然出现已确诊病例，但也没有受到邀请。
华盛顿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庄宛桦，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中共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无所不在，当把政治考量优先的时候，全球的医疗卫生都面临危机。在网络上，网民甚至把世卫的英文缩写WHO，改成了CHO，讽刺世卫唯中共马首是瞻。
这些负面记录，让世卫的信誉也岌岌可危。显而易见的证据是，世卫不赞成各国从中国大陆撤侨的呼吁，似乎没人理会。
武汉肺炎疫情的三项“并发症”
当前的武汉肺炎疫情，会连出大陆至少三个面向的问题，一个是经济，还一个是信任，再一个是政治。我们把这三个比喻为武汉肺炎疫情的三项“并发症”。
并发症之一：封城撤侨关口岸 肺炎疫情拖拽经济下滑
目前，已有多国已经或计划从中国撤侨。《法广》引据法新社的数据统计：
1月29日，美国派专机接回了在武汉的240名公民和外交人员，但仍有约800人滞留武汉；
日本派专机接回约200名日本公民，而在武汉当地有650名日侨希望撤离。
此外，法国会在1月30日派飞机去接最多约1000名法国侨民，同时搭乘法国包机的还有另外一百多名欧盟公民；
欧洲的摩洛哥也准备从武汉撤回约100名摩洛哥人；
德国和西班牙虽然没有明确撤侨计划，但是在考虑其它类似选项；
韩国本周也会派专机撤回几百人，同时，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网站上，有关“禁止中国人入境”的请愿，签署人数早已突破47万人；
还有印度有飞机已经待命，准备接回250多名侨民；
泰国也有飞机待命，准备接回中国境内的64名泰国人；
澳大利亚政府接到四百多名受困中国的侨民登记，要撤回澳洲；
菲律宾有约300侨民在湖北省、斯里兰卡有约860名学生在大陆，两国分别计划撤回这些人；
另外在非洲，也有国家计划撤侨。
说到这，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有人怀疑中共在借世卫的嘴，呼吁这些国家不要撤侨。因为这么多国家的人要走，无论对中共当局的信心、国际上的形象，都是一种影响。
而除此之外，美国、德国、英国并建议国民，为防止疫情不要去中国。1月29日，英国航空公司还宣布暂停了飞往中国大陆的所有航班，印尼狮航也宣布暂停去往中国航班。香港国泰、美国联合航空、加拿大航空，也宣布减少去往中国大陆的服务。
而在香港，特首林郑在市民强烈抗议下，终于做出进一步动作。28日下午宣布关闭香港与中国大陆14个过境口岸中的6个，包括西九龙高铁站、红磡口岸、沙头角、文锦渡等，生效时间是1月30日凌晨0点。
此外，大陆往香港的航班会减少大约一半，北京方面也同意暂停签发内地去香港的自由行批准。但是港大袁国勇教授此前已经指出，现在香港已经过了阻止病毒进入香港的黄金期。
因应疫情，多国或地区与中国切断口岸往来，而在大陆的一些国际活动，同样受到影响。例如2月原定在中国举行的“高山滑雪世界杯赛”取消，中国足协也放弃了东京奥运的女足资格赛B组最终一轮的主办权，这场赛事目前被转移到澳大利亚悉尼进行，这两个只是中国大陆受疫情影响而取消的部分国际活动。
外国陆续撤走侨民、部分对外往来口岸相继关闭、原有国际活动取消，再加上大陆内部各地为了封堵疫情而进行的交通出入限制，俗称“封城”。这些举动，在有助抗击疫情的同时，对大陆乃至世界经济，都会带去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占全球经济产出16.3%。
而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导，疫情危机打击了中国的旅游业、制造业还有正常的消费。大陆多个重要城市，不仅学校推迟开学，企业也推迟复工时间，这包括金融重镇上海、制造业重镇苏州，而武汉本身就是科技发展重镇。以上只是三个例子，好多国内国际的企业在这些地方办厂。
而且疫情正好赶上中国新年期间，这是至少是中国最热的旅游季。但是1月25日大陆当局数据显示，当天全国整体运输量相比去年同一天下降29%。
中国银保监会（CBIRC）近日表示，会“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等方式，抵销疫情影响。
但是无论怎样，大陆至少要对第一季度乃至其后的中国经济震荡，做好心理准备。
并发症之二：重蹈处理SARS的覆辙 大陆当局公信力如何挽回？
1月28日，大陆的最高法院在官方微博上，发了一篇文章，内容大意是说：今年1月1日，武汉警方依法查处8个散步武汉肺炎谣言的人，当时这8个人在一个医务工作者微信群，发布华南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消息，这篇文章笔锋一转，说尽管新型病毒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的内容不是完全捏造，如果当时公众听了这个“谣言”，及时预防，对今天来讲就能更好防控疫情，所以传播者传播的信息基本属实，主观无恶意，客观没造成严重危害，政府应保持宽容。
这是大陆最高法院的表态，外界普遍解读是给这8名谣言传播者翻案、正名。而且这篇微博文章，也是罕见公开了这8个人当时传播信息的具体内容。
进一步讲，仅仅为这8个人正名还不够。有人呼吁，要法办抓人的警察，那么抓人的警察是受谁的指示呢？那么指示警察的人，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大动作杀鸡儆猴，抓捕了那8个所谓谣言传播者呢。我们不管这个案子是单一案例也好，还是当局为了下一步出招，抓几个涉嫌瞒报的官员以谢天下也好，但是类似的戏路出现太多次了。
这一事件，再次让当局本已脆弱的公信力，大打折扣。那以后，谁因为传谣言被抓，那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人民是该谴责，还是该相信呢？
这只是这次疫情引发的当局信任危机的一个小事件，在整个疫情的操作上，当局的信息透明度一直为外界所质疑。
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月27日下午，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大陆央视的采访，对疫情信息披露不及时，做了公开的回应。他首先说，依据大陆的《传染病防治法》，对这种新型病毒肺炎必须“依法披露”，接着他透露了重要信息，为什么没有及时依法披露呢？是因为：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可能周市长觉得光这么说主持人听不明白，随后又补了一刀：后来，特别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那以后，他们的工作才变得主动。
这是政府拖报、瞒报的铁证。除了周市长透露的重要讯息，他敢把包袱往上甩的“勇气”，也被很多媒体津津乐道，这是要造反吗？
最后，周市长还说，“人民群众要有意见，我们革职以谢天下”。但周先旺就算被革职了，难道未来不会有下一个周先旺吗？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17年前，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等官员，就因为瞒报SARS疫情被革除党职。事不过三，这样的戏码发生得多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就濒临破产。人们会反思，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孔诰烽”，1月28日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文章。他表示：人类总是要不断重复错误，在共产极权体制内的人类，错误更是重复得更频繁。从最初隐瞒疫情到令危机扩大直到失控，这套路根本就是2003年SARS的翻版。
有的人可能会说，那世卫秘书长谭德塞近日不是还赞赏大陆的所谓“制度优势”吗，虽然信息公开迟缓了，但是最终能合起力来办大事，全国动员搞定疫情。经济学教授“孔诰烽”可不这么想。
他说2003年的SARS在当年5月开始消失，一些人把这归功于当局的威权统治，但其实，有一点科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胡扯！孔诰烽表示： SARS 迅速消失的最重要原因，其实是5月气温回升，SARS病毒失去最理想的存活与传播环境，疫情自然受控，当局的动员有作用却不是最重要的。
这样看来，瞒报疫情属实，“威权制度”的优越性被夸大，假如今年夏天这场新型病毒肺炎疫情再次消退之后，就像孔诰烽警告的：这场由中共封闭专权制造出来的人为灾难，会引起多大的政治冲击波，恐怕是中共高层现在想到也会夜半冒汗的问题。
【并发症之三：经济动荡加信任危机 现有制度还能走多久】
最后，我们来谈并发症之三：政治。
《纽约时报》近日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是袁莉所写的《疫情危机让中国稳定表象出现裂痕》，文章中有一句承上启下的话：这场危机促使他们重新思考中共统治下大局上的取舍：为换取稳定和繁荣的许诺，人民放弃了个人权利。
为此，文章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常被小粉红视为不可信消息来源的微博。一个普通人在微博上写：“看似虎虎生风的现行体制，一次治理危机就被冲垮成这个样子。我们交出权利换来的被保护，何种程度的保护，我们积年累月的政治冷漠会把我们推向哪里？”这条微博在转发7,000多次后被审查员删掉。
第二个例子来自现实事件，在夸耀高效的威权体制下，武汉“当地医院的物资告罄，不得不绕开中国官僚机构，在社群媒体上向社会寻求捐助”，不仅武汉、北京和其它省份的医院，也在向公众求助。
第三个例子，来自一名经济学家，他对纽时记者袁莉说：《人民日报》上没有人民。因为“随着疫情演变成一场全国性危机，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上周仍在头版上对领导层歌功颂德，只字不提武汉”。
第四个例子，来自大陆媒体记者。《财新》杂志调查记者王和岩，她抱怨找不到在武汉愿意受访的医护人员，即便保证不用真名，因为医护怕被报复。还有一名前大陆媒体记者李海鹏，最近在微博上写道：国家会被解释，被证明，被信赖为唯一的拯救者，所以我们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的，以国家主义的失败开始，以国家主义的胜利告终。
以上四个《纽约时报》报导的例子，全部是来自现在或曾经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我们不难发现，在疫情之中的中国人在反思。本世纪最初的十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人们不愿意深刻反思。但是，还未结束的贸易战、再加上当前愈发严重的瘟疫灾情，像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势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
没有好看的经济账单，也没有充分的制度保障和个人权利，那么接下来的政治危机，将会是无法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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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新闻拍案惊奇》制作组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