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中旬，一种奇怪的感冒开始在武汉快速传染。病人出现发烧和呼吸困难的症状。12月17日，一位武汉的律师告诉他异地的朋友，他发烧了，可能被他儿子传染了。武汉流感严重，他儿子的学校都停课了，武汉学校大面积停课。在微信、微博上相似的信息在不断出现。后互联网上流传出两份武汉市官方文件《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和《市卫生健康委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文件称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武汉爆发不明病毒肺炎的消息开始刷屏网络。莫非2003年SARS病毒又死灰复燃，时隔近十余年又要在中国肆虐？
武汉市民开始出现恐慌。他们纷纷开始“自保”，不仅到处购买口罩，还到药房抢购买民间习俗称能防治病毒性肺炎的板蓝根，造成口罩和板蓝根缺货。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政府不得不向社会通报，现病例，国家卫生部随机向武汉派遣专家组。1月1日，武汉官方公告，决定对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实行休市，进行环境卫生整治。武汉出大事了。官方称，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和中东呼吸综合症等呼吸道病原。武汉肺炎感染者已被转移到市内金银潭医院隔离治疗。1月9日，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疫情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表示，“本次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已知的人类冠状病毒共有6种。其中4种冠状病毒在人群中较为常见，致病性较低，一般仅引起类似普通感冒的轻微呼吸道症状。另外两种冠状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冠状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冠状病毒）都可引起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
令人不解的是，武汉肺炎爆发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却意外安静下来，似乎这场令人恐惧的传染病没有发生或者已经远离武汉。但香港和国际社会却忙活起来。世界卫生组织对武汉肺炎予以了高度关注。香港，澳门、台湾、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包括在边境地区进行更严格的卫生控制，并对来自疫情爆发地武汉的所有航班人员进行体温检查。美国驻华大使馆1月7日在其网站上发布健康警告，指针对武汉市不明原因的肺炎暴发，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监视级别1级警报”。
截至8日中午，香港有38人自中国大陆武汉返港后不适，有发烧、呼吸道感染或肺炎症状。新加坡在本月4日通报首起疑似病例。韩国8日通报国内现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疑似病例。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柯柏良表示，武汉近期爆发不明肺炎疫情的发展已经亮起红灯，目前已有充分理由相信，这应是新型病毒，很有可能已经可以人传人。他呼吁港府应在边境口岸采取最严谨的检疫措施，以防范病毒传入香港。港大微生物学系教授袁国勇表示，过往发现的冠状病毒全可人传人，但现时的新病毒感染个案不多，难以断言可否人传人。不过，当局必须先将新病毒视为可以人传人般防范，以免病毒在人类交叉感染时出现基因改变。2019年12月31日，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召集医疗专家和医管局高层召开会议，陈肇始在会后表示，专家对武汉肺炎群组作了评估，认为情况不寻常，加上香港与武汉交通频繁，需要提高警觉。1月4日，香港政府宣布“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准备及应变计划”，同时启动严重应变级别。
武汉为什么会变得静悄悄呢？原因很快揭晓。1月1日傍晚，武汉市公安局微博账号“平安武汉”发文称，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武汉网友李金平说，每次发生社会事件，当局先是设法隐瞒，瞒不住时又设法控制言论。他说：“前面时钳制言论，后面是控制言论，彰显自己权力的傲慢。对民众生命、健康的漠视，他们历来如此。”下面，我就武汉肺炎事件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危险吗？
徐建国院士认定武汉肺炎源于新型冠状病毒，但他没有说它的严重性和是否会人传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冠状病毒包括一大类病毒，它们当中的一些种类只会引发普通感冒等较轻的症状；另一些种类则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比如中东呼吸综合症和非典型肺炎等。一些病毒极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另一些则不然。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各地都有周期性的出现。非典型肺炎在2002年出现，而中东呼吸综合症在十年后出现，随着监测技术持续进步，研究人员可能会发现更多的冠状病毒。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信息显示，冠状病毒可以通过咳嗽、打喷嚏或与感染者接触发生传播，典型症状包括流鼻涕、头疼、发烧等。而发冷、呼吸困难、身体疼痛等症状，则与更危险的冠状病毒类型有关。我认为，武汉肺炎目前传播并不广泛，且未造成医护人员感染。可见它并不具有非典和中东呼吸综合征那样的危险性。但武汉学校停课和59例病例显示它具有人传人的特征，只是传播能力并不强。但绝并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病毒具有变异性。防疫机构需要查明它的传播途径，采取应对措施，同时监控疫情，公布新增病例，消除公众疑虑。
第二，公民有传播“谣言”的权利吗？
武汉肺炎从网络曝光，到12月30日两份内部文件被网络流出，武汉政府才于第二天不得不公布疫情，严重违反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0条第12项的规定，没有主动公开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信息。传染病疫情事关重大公共利益，需要公众及时知晓和预防，否则会引起社会恐慌。但武汉当局既未公布该肺炎的疫情，也没有对市民开展防疫宣传。相反，当局还封杀相关消息，并抓捕所谓“造谣者”。网民张瑞根以2003年中国多地爆发SARS为例评论道：2003年SARS爆发的时候，官方也是封锁消息，辟谣，到最后盖子捂不住了。现在肺炎病毒袭击武汉，他们还是那个套路，改一个名称说是不明原因肺炎，总之天灾人祸之事，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调查真相。最先做的是抓人和控制舆论。更离奇的是，除了武汉市民，许多大陆民众对肺炎疫情似乎都是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
有网民不满地表示： “民众传谣还不是（因）官方一天了都没有说法，这也怪大家吗？我说话的权利没有，连知道真相，恐慌自救的权利还没有吗？”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为什么要把疫情及时告诉民众？因为公开疫情是稳定民众情绪和减少感染最重要的措施。中国政府不公开疫情，自然民众恐慌，谣言四起。但什么是谣言？谁有权力界定谣言？在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谣言不是一种自救行为。我认为在信息不公开的中国，中国人有权力传播“谣言”。更何况，中国的“谣言”常常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第三，中国预防重大疫情的治理机制失灵
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吹嘘中国实现了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但武汉肺炎事件表明中国自然灾害的预防机制失灵。中国曾于2002年末在广东爆发SARS病毒，并扩散至全球，直至2003年7月，疫情被逐渐消灭。当时正值中国领导换届，为了防止负面新闻妨碍权力交接的进行，中国政府隐瞒了非典事件，试图淡化疫情。直到中国军医蒋彦永揭露疫情，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
但武汉肺炎时间表明，中国政府并没有从非典事件中吸取足够的教训，也没有作出足够的改变。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需要宪政制度作保障的，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地方自治，中国传染病报告系统不可能独立。任何一级的地方官员都可能出于对自己政绩的考虑、对自己错误的掩盖、也包括对地方经济、贸易的影响而干预某类疾病的报告，这样的报告系统只能提供一个虚假的“太平盛世”，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怪现象：中国的传染病发病水准甚至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同类传染病的流行水准。武汉肺炎时间告诉我们，习近平和中共统治集团真正关注的是中共的红色江山和权贵集团的利益，他们为了自己的仕途、政绩，不惜拿人民的生命作为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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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北京之春／责任编辑：李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