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9年12月27日讯】2019，中共是火上烤的一年，被烤得神志不清、惊慌失措、奄奄一息，政局全面恶化；草木皆兵，“向左转”浊浪拍岸，社会控制极端化；当局左支右绌，进退失措，几近丧失决策能力；强化“党领导一切”，刀光剑影之间，内斗呈现新态势，已末路不远。
象征性的三把火
第一把火，4月2日，华中、华北两处夜火，前后相继，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等标语焚尽。此际，习近平在响水大爆炸声中，状似跛脚地访欧，还不明不白地蹦出了一句“我将无我”。
第二把火，尽管官媒封锁消息，但却无法封锁、阻止庐山大火。约9月27至29日，与中共政治高度关联的庐山，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此际，十一大阅兵就要登场，当局欲借此抑制内斗、愚弄民众、威慑国际社会，并为拖延了一年多的中共4中全会保驾护航。
如果说这两把火属于上天示警，那么第三把火就是中共自己点燃的民怒之火了。
第三把火，甘肃省镇原县县图书馆站在强化“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对馆藏资源清查，10月22日，将最终清查出“涉倾向性书籍”65册，集中当场烧毁。焚书之举或为个案，是地方官员为搏出位的政治投机，但联系到中共教育部10月发布的“关于开展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图书审查清理专项行动的通知”这一近景和迫害宗教信仰这一背景，以及文革焚书、文字狱的巨创，“已经焚书了，下一步坑儒？”社会各界的愤怒之火与此点燃陆媒发表题为（包括陆媒刊发《图书馆“焚书”，要经得起文明和法律审视》的评论，旋被删除）。
这把民怒之火，又因中共的两件蠢事，在年末（12月）更加熊熊燃烧。
两件蠢事
第一件蠢事，12月17日，中共修改复旦大学章程部分条款的内容在网络上曝光。新章程中序言除了删除了“思想自由”“探究真理”等内容，“学术独立”也被挪后，同时大幅度增加了“党”、“社会主义”和“新时代”等中共的意识形态内容。此前章程规定的“党政领导不参加学术委员会”也被推翻，改成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都依据“（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产生。就连学校下属科研机构也必须设立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负责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简而言之，就是“党”控制一切，与复旦大学的传统彻底脱钩，进行大学校园的极权主义化。尽管大陆大学本无思想自由，但这样在门面上的直接阉割学校章程却引发学校师生强烈不满。
次日，复旦大学的学生组织到学校运动场草坪唱校歌表达抗议，被阻止。推特上的视频显示，愤怒的学生们于是聚集到食堂唱校歌表达抗议，学校保卫处试图阻止拍摄未果，餐厅内几乎所有人都站立起来，气氛激昂。许多网友赞扬这些复旦大学学生的勇气，并称“光复复旦，时代革命”、“愿荣光归复旦”。
据德国之声报导，除复旦大学外，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的章程修订案也获得了教育部的核准，其中同样加强了“党委领导”，并突出了“服务国家之使命”“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外界评论指，这是全国性的运动，当局欲把大学变成政治思想教育阵地，意识形态核心。
其实，中共长期严控中国高校。1989年六四屠杀后，中共在高校推行学生信息员（告密员）制度。近年来高校教授在课堂上因言论而获罪，进而被校方解聘、逐出学校的事件不断出现。
第二件蠢事，中共今年变本加厉，不仅全面禁止基督徒举办圣诞聚会，商店里圣诞商品被勒令下架，而且还将禁令扩及学校，从大中小学到幼儿园，禁止一切圣诞庆祝活动，严禁学生（幼儿）到各教堂扮演“小天使”等角色，违规的中学生会受到警告会被扣分，违规的大学生则会被处分甚至拘留。
中共今年为抵制圣诞节，还大肆造假。北京地区的“学习材料”称平安夜、圣诞节、狂欢夜（12月24、25、26日），是1860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三天，为了庆祝侵略胜利而定的“国耻日”。
外界普遍认为，“现在中共就是撒谎、鼓动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反西方情绪，反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来为自己统治中国制造基础。”（这股抵制洋节的逆潮，源自2017年中共中办、国办发布文件，要求“振兴中国传统节日”，之后大陆多个省市、系统先后下达通知，禁止或限制过圣诞节。）
四手布置 社会监控极端化
以上两件蠢事，仅仅是中共草木皆兵、社会控制极端化的个案而已。
早在2009年，时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长文，称要加强“六张网”的建设，即：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实现对动态社会的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覆盖。”这还只是常规监控。每逢庆典或者需要防范的一些特殊日子（比如“两会”、“六四”、 “七二零”），当局还要启动“奥运安保模式”。
中共这种视民如寇仇并张网以待的方式，在2019年得到极致发挥，其大端有三，一是当局严防颜色革命，直接控制政法委，扩充警力，强化暴力镇压倾向；二是谋划出动军队镇压抗议民众；三是强化基层控制；四是高科技全方位监控。
当局严防颜色革命，直接控制政法委，扩充警力，强化暴力镇压倾向
其一，今年是中共窃国70周年，又是西藏事件60周年、六四事件30周年及迫害法轮功20周年，是“敏感年”。新年伊始，在1月15至16日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及1月21日至24日紧急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强调“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旗帜鲜明地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要求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七大风险。其精神要旨是不惜一切代价防范爆发颜色革命。
1月17日，公安部长赵克志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强调，要把“防范政治风险”置于首位，“坚决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以防范抵御“颜色革命”为重点，坚决打好政治安全保卫仗。在这一会议场合上提及防范“颜色革命”，这还是近年来的第一次，虽然公安部往年也经常在不同场合公开发表“提防颜色革命”的言论。
其二，今年1月，中共发布首部《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中共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作该《条例》专题辅导报告中说：政法机关是党掌握的“刀把子”，党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挺身而出，坚决进行斗争，决不做“爱惜羽毛”的“绅士”。说白了，就是“三不”：不要脸，不怕骂，不管流血死人。
今年5月7日至8日，习近平作为中共党魁又首次召开全国公安大会，这于第20次全国公安大会相距16年。习亲自出席公安大会，大谈维稳与秩序，还再度搬出“枫桥经验”（实质是群众互相监督，就地解决，矛盾不上交）云云。有评论指，王沪宁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主管者出席镇压机关大会，既可想见王对习的牵引，又可想见王的权力扩张，王隐隐成“当代康生”。
其三，特警扩编，交流“山东经验”。今年5月29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了全国公安特警队建设现场会，特别强调了特警在所谓“防暴”、镇压民众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建强重点城市特警队，建好一般地市特警队，建实县级特警队，建好区域处突机动队”。
其四，今年1月11日，中共吉林省长春市警察胡兆明在处置邻里纠纷时开枪，打死一人，中共对此大肆宣传，称“这是警界新年的第一枪”！给胡记一等功。前几年中共曾大规模给警察佩枪，今年是鼓励开枪。
今年2月1日起，公安部《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正式施行。北京市公安局出台的《北京市公安局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实施办法》也自2月1日起与其同步施行。规定“依法履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外界评论，今日中国在警察暴力已经极度泛滥、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处处遭到警察滥权的危害下，居然还出台这个规定，说明中共当局为了维护权贵的极权统治，已经公然发出了暴力动员令。
以上表明，2019年中共危机感空前强烈，维稳力度也是空前；作为维稳主要工具的公安、政法系统——“刀把子”，更被加码磨亮。而在“刀把子”之外，用“枪杠子”来镇压民众也在中共的计划当中。
中共谋划出动军队镇压抗议民众
这有两个信号。一个信号是6月2日，“六四事件”30周年之际，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的演说中公然表示：“30年前中国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抗议者的血腥镇压是正确的决定，六四之后中国变得更加稳定”。众所周知，中共对“六四事件”的评价，最初是“动乱”，后来演变成“暴乱”，在2012年左右又降为“风波”，如今再度成为“动乱”，这里面必定隐藏着北京的一篇政治大文章。
另一个信号是，今年香港风云突变，中共出兵镇压抗议香港抗争民众。
6月13日，中共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与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David Helvey）会面时，主动称驻港部队不会干涉当地事务。但7月31日，陈道祥在庆祝建军92周年招待会上，罕见地谈论香港目前局势，支持港府港警暴力镇压；驻港部队显然针对香港的军演，发布防暴演练宣传片；以及，11月16日，在习近平首度对香港问题直接强硬表态两天后，驻港军队身穿便衣上街清理路障。香港各界对此反应强烈，表示：这违反基本法、干预港事务，威吓港人，不能容忍、不能接受。
与此相关的是，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于11月22日接受福克斯电视台访问时指出，如果不是他的话，香港将会在14分钟内消失殆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川普透露，中共在香港边境屯兵百万，他们没有进入香港，是因为他告诫习近平不要这样做，这会犯下很大的错误。
强化基层控制
基层软化、瘫痪、失控，一直被中共视为心头大患。置身空前严重的危机中，中共将2019年称为“基层年”，强化基层控制、全方位监控，择要例举如下。
其一，从2018年1月24日开始实施、目标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2019先后启动了第二轮和第三轮中央督导及第二轮、第三轮督导“回头看”。
本来黑社会是中共的一个敏感话题，中共称中国没有黑社会，只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但学者又称中国黑社会人数超过100万人。而当局这次却把扫黑当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将“扫黑除恶”和“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联系在一起，重建“党”在基层的领导地位。
但问题是，中共政权的流氓本性和邪恶本质，与黑社会势力本来就是同类。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从来都不存在，至今也只敢在形式上让村民海选“村官”和县级人大代表，真正的“村民自治”和“村务公开”从来都是禁区，例如轰动一时的2005年广州“太石村罢免事件”和2011年—2016年的广东“乌坎事件”。令中国民众反感基层官员，反感中共的主因，其实是中共的基层政权的黑暗，“黑”、“腐”结合，黑社会只是表现之一。北京常年聚集的上访民众中，绝大部分都有被基层村霸欺压的经历。
中共的体制腐烂和官员堕落，必然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变形、扩大化，从打击黑社会变成打击弱势群体、维权民众，更使民怨沸腾，例如贵阳和无锡竟将幼儿成为扫黑除恶排查对象。2009年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掀起的“打黑专项运动”已经预演了这次“扫黑运动”的命运。
其二，强制建“党支部”，使之遍及社会各个角落。
近年来中共强制推动民企、外企建立党支部。中共中央组织部称，有党员三人以上的单位都应成立党组织。中共渴求的的是控制无远弗届、无所不在。
今年7月8日，大陆电影“龙头大哥”华谊兄弟在经过一年多的筹建后，终于完成党建工作。该公司党委书记、原公关部负责人曹赫在成立大会上表示，华谊兄弟党委将把“党的工作实实在在融入和体现到影视内容中”。事实上，从2018年开始，华谊股价就一路跌跌不止。有评论指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文”“政文”合一似乎已经离民众不远。
今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引述中共中央组织部今年公布的《2018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说，“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已有158.5万家非公有制企业法人单位建立了党组织”。而据中共数据，截至2016年底，10.6万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已有70%建立了中共党组织。
除企业之外，中共正在几乎所有领域重建党组织，包括中外合办大学、律师事务所和微博等等。长春甚至高调宣传拾荒人员建立党支部。
早在2017年10月31日，中国全国律协宣布，中共司法部党组于10月26日决定成立“全国律师行业党委”，负责指导全国律师行业党的建设工作。全国律协会长、全国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王俊峰介绍，截至2016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律师协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律师协会都建立了党委、党组；全国2.6万多家律师事务所单独或联合建立党组织的有16,500多家。在34万多名执业律师中，党员律师从2008年6月底的4.4万人发展到2016年底的10万余人，占律师总人数的31%。
其三，村主任和党支书将由一人担任。今年6月24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自8月19日起施行。该《条例》要求，“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而现行中共法律的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简单的说，以后，大陆行政村将“党政合一”，村主任和党支书两个职位将由一人担任，保证中共掌握基层政权。目前大陆约有691,510个行政村，也就是说，约70万村支部书记将更有实权。
今年1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其中增写了“乡村治理”一章，明确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等重点任务。
长期以来，大陆三农问题非常突出。2018年，当局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用意之一也是加强控制农村、农民，害怕农民造反。
中共为控制农村、农民，可谓费尽心机。例如，今年2月26日，《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高音喇叭被视为重要宣传工具，成为不少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隔数十年，在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同类广播模式再度出现，并且在短时间内，遍及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农村（逾200县市）。2019年，“村村响”工程被中共用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宣传。而据中共喉舌新华社2017年7月28日报道，湖南全省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已基本建成，32万余支“大喇叭”覆盖湖湘大地。
高科技全方位监控
新疆是中共的一个特别试验区：高压打击、大规模的集中营与高科技全方位监控三位一体。中共的“末日应对”在此得到充分操练。2019年，“新疆模式”正在被中共暗地里全面推广。例如：
——“天网工程”。中共政府架设的视频监控网络，连接全国无数的监控镜头。据英国科技研究网站Comparitech今年8月的报告，大陆目前有2亿个摄像探头在使用之中，到2022年探头总数可能会达到6.26亿个，增幅为213%，届时按照14亿人口来计算的话，意味着每2个人就可能有一个摄像头。这些摄像头大部分由中共公安系统直接掌握，成为中国最为严密的用人脸识别技术织就的监控网络。
“天网工程”在2015年由中共公安部等部门以公共安全为由开始建立，号称“全局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
据报导，目前，大陆一线大城市已经实现监控摄像头100%全覆盖，城市中的人车踪迹尽在掌握之中。除了城市之外，2016年，中共又推出以农村地区为对象的监视系统，称为“雪亮工程”。该工程以县、乡、村三级政府机构为指挥平台，发动普通民众监看视频监控，从而实现治安防范全覆盖。
——令人恐惧的中共社会信用评价体系。2014年6月，中共公布《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的通知。《纲要》一经推出便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外界将中共的个人信用体系跟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联系起来。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4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表长篇演说，其中提到“到2020年，中国的统治者试图落实奥威尔式的体系，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信用分数’，前提是几乎控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今年9月，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撰文指出，中共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令人恐惧主要是两个原因。“西方的信用评级制度主要是私人与企业的财务资料，由私人企业完成，中国则由政府掌控。……中国社会信用评级有政治标准，凡批评政府的言论都会列入信用差的等级。”
——给小学生戴头环测脑波监控注意力、给中学生戴智能手环记录行踪、在大学上课刷脸以记录学生出勤率，个人隐私和人格尊严荡然无存，这正是大陆赤裸裸的现实。
广东三百多所中小学，今年初试点让学生配戴智能手环，记录与追踪学生行踪；陕西省多所大学今年九月更开始应用“刷脸签到”上课，连老师在课堂上的教学过程，也藉由脸部辨识系统全都记录。
——入侵式高科技监控手段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的教堂里实施，人脸识别进教堂，不打卡不能入内。据关注中国宗教自由及人权状况的《寒冬》杂志11月12日报导，10月6日，湖北省黄石市中国基督教“两会”所在地——牧羊堂的二楼安放了2台生物识别装置。从此以后，信徒都要排队按指纹、“刷脸”后，才能进入教堂。大约同一时期，该市另一处官办教堂天恩堂也安装了人脸识别设备，核查前来聚会的信徒。一位信徒表示，一个多月前，当地基督教两会要求黄石市各三自教会聚会点录取信徒指纹，并将信徒的个人及家庭信息备案。
此外，还有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和网络的监控与审查；建立DNA数据库，打造追踪网络等等。
概而言之，中共的监控系统主要由三方面组成：第一，前所未有地大规模收集个人数据；第二，通过科技和人力实行近乎全面监控；第三，通过先进的人工智能和军事化协调运作进行数据分析和管理。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精密、完备的国家数据库，使中共政权能够实时或近乎实时地对在中国的每一个人进行跟踪、分析和控制。
近年来，中共将传统监控设备跟人工智能、语音监控、基因检测等新技术相结合，建立了新型高科技监控系统，并且催生了一大批监控技术公司。（今年十月，美国川普政府制裁了20个中共警察组织和8家参与建立监控系统的公司。）
科技带给人类的生活便利无庸置疑，但官方应用的底线与目的，涉及个人隐私权保护，应有严格限制。以人脸识别为例，加州旧金山就创美国城市之先，地方政府立法禁止警方与市政府官方机构获得或使用这项技术。其后还有马萨诸塞州的萨默维尔（Somerville）与加州的另一个城市奥克兰跟进。
而中共恰恰相反。当今，中共已成为世界独有的数字极权国家：个人数据，随意访问；人人留影；境外也被监控。有学者指，中共通过严密的监控扼杀了公民社会。当香港警察暴力镇压抗议民众的时候，大陆也听不到批评之声。仿佛中国人民天生冷漠。但是实际上，这是因为中共严密的监控系统制造了一个奥威尔国家，铲除了公民社会的所有空间，封杀了所有异议声音。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共产党所搞的这一切行动，其实说好听叫为了‘社会稳定’，但本质是为了共产党统治，是用高科技来巩固他们的‘独裁统治’，也就是用科学来限制、打压民主。有人提一个新的提法叫‘高科技独裁统治’。”
高科技和极权统治结合，对人民绝对是一场灾难。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叶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