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能治理好国家，孔子说：“要具备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且百姓信任官府。”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三项中要去掉一样，应该去哪一样？”孔子说：“可以不要军队。”子贡又追问：“如果在粮食和百姓的信任中再去掉一项，应去哪一项？”孔子答：“粮食。自古人都要亡故，但得不到天下人的信任，政府将解体。”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演说，宣布辞去总统一职，苏联解体。解体前的人民不再信任苏共政府，经济极度匮乏，唯一剩下的就是强大的军队与监控全民的克格勃安全队伍。庞大的暴政最终在人民的唾弃和部队的倒戈中走进了历史的坟墓。
人算不如天算，枪杆子保不了政权。
无孔不入的全民监控
苏联解体前，有一则关于克格勃的笑话。公共汽车上，一位乘客对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说：“先生，您目前为祖国的克格勃服务吗？”对方回答：“没有。”乘客接着问：“那您有亲人为克格勃服务吗？”回答：“也没有。”乘客还是堆满笑容地问：“那您有要好的朋友为克格勃服务吗？”对方还是回答“没有”。乘客突然变脸：“请把臭脚挪开，你踩着我了。”
这个曾令苏联人谈虎色变的克格勃的前身就是臭名昭著的契卡组织——1917年列宁为镇压异己而成立的特权组织，1917年—1921年期间其权力达到巅峰，可以不经任何手续和审判直接抓人、实施酷刑和杀人，死在契卡手里的冤魂不下百万。
1923年苏俄成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取代了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成为斯大林“肃反”的锋利的刀把子，于1934年升格为国家安全总局，直至1953年斯大林死亡，国家安全总局以党和国家的名义迫害和虐杀了2千多万党内外异己分子。
非常可笑与讽刺的是，掌管国安局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几位最著名的领导人叶诺夫、贝利亚，在以莫须有的罪名绑架和杀害了无数人以后，突然间又被党莫名其妙地一脚踢开，以类似“反革命”、“人民敌人”、“叛徒”等罪名被秘密执行死刑或枪决。
上世纪60年代以后，国家安全局——克格勃组织虽然把判决权移交给司法部，但它的组织机构却越来越庞大，极盛时期，有4个总局、7个独立局和6个独立处，正式编制达13.5万人（不包括边防军），年度经费达到100亿美元。
苏共对新闻、舆论、出版和意识形态、言论的控制尤为严密和严酷。居民的家属楼道里就有举报箱，邻里之间如果发生小纠纷，有人就会往举报箱里投匿名信，说谁谁说了反社会主义的话，秘密警察过几天就到——利用政治迫害手段公报私仇。安娜‧汉伦特笔下的纳粹社会“平庸之恶”，在共产极权国家里达到了极致。
监控是不分对象的，苏联解体前，窃听是无处不在，没有人能幸免，连国家总统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都无法避免，更耐人寻味的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前奏乐章——八一九政变，其突然发动就源于一次精密的窃听行动。
源于窃听的八一九政变
八一九政变前，提倡改革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尽管对斯大林的批判认识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观点，但仍无意于解构国体，他极力想促成的是各加盟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的新联盟条约，保持一个没有中央集权的完整国家形态。
为解决新联盟条约草案尚未达成的联盟税收问题，1991年7月29日下午，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新奥加廖沃别墅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除了房间是克格勃警卫9局局长普列汉诺夫准备的以外，没有人知道这次会晤，新闻媒体更不可能知道。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有一个关于这次会晤的细节。会晤最后，三人商量新联盟的人事安排。叶利钦推选戈尔巴乔夫担任联盟总统，推选纳扎尔巴耶夫任联盟总理。
接下来的话题是决策机构的人事改组，他们认为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都得退休，正在这时，叶利钦下意识的感到很不舒服，好像有人坐在身旁偷听谈话一样，他非常不安地向阳台上看了几眼。
叶利钦在《总统日记》中印证了这个细节：“当谈话题目触及到保密题目时，我突然沉默下来。戈尔巴乔夫惊讶地问：‘鲍里斯，你怎么了？’回忆那个时刻的感觉，我现在都觉得非常复杂。当时我的感觉真的无法形容，好像有人站在身后，紧随不离地窥视着我们。我当时说：‘我们到阳台上去吧！我觉得有人偷听。’戈尔巴乔夫有些犹豫地说：‘你别这样！’但他还是跟着我去了。”
7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别墅协商好的新联盟条约最后一稿从来没有发表过，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秘密协议，更没有外人知道。8月15日，新联盟条约文件却被意外地刊登在了《莫斯科新闻报》上，党的保守派们因在新联盟里找不到自己有利可图的位置而担忧和愤懑，戈尔巴乔夫也为消息的走漏而愤怒。
新联盟条约原定8月20日签订，但是8月17日，列宁大街尽头，一个挂牌为图书档案中心的克格勃秘密据点——代号为ABC的院落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副总理巴甫洛夫、中央书记舍宁等人密谋了一场旨在赶戈尔巴乔夫下台的军事政变。
8月19日，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一行人命令手下切断正在福罗斯别墅度假的戈尔巴乔夫全家与外界一切的通讯联系，并率队直奔别墅将戈氏软禁。莫斯科白宫也遭到了军队与克格勃阿尔法部队的包围。
苏联解体后，人们在被逮捕的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室助理、苏共忠实的左派党徒博尔金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堆记载着克格勃窃听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哈萨克斯坦三人秘密会晤的文件。正是那次窃听扣动了政变的扳机。
人算不如天算。这些企图通过保卫党来保卫自己特权地位与利益的政变者们万万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政变在强大的民意和军队倒戈面前很快流产，他们真正扣动的不是保卫党的武器扳机，而是一颗射向苏共的致命子弹的扳机。
八一九政变失败后，恢复自由的戈尔巴乔夫终于决意舍弃心中那一点点在苏共体制内成长和发迹起来的红色恋结，这种延宕的解体苏共的不透明的浑浊情感，不仅差点使自己丢了性命，也差点将国家人民再次驱返不堪回首的魔鬼时代。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52票弃权下发了苏共死亡通知书：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一切活动。
12月25日晚7点，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演讲，辞去总统一职，38分钟后，红色的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白蓝红三色俄罗斯国旗高悬。
填补空白的“历史热”
共产党擅长掩瞒历史和制造伪历史，并以此订制教材和宣传品。赫鲁晓夫上台后展开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但后任又重回老路，封上了人们探讨历史真相的大门。戈氏上台后，上世纪80年代，从文艺界到史学界进行了很多解禁。莫扎耶夫、雷巴科夫等人写的斯大林时期被禁的小说相继出版。
索尔仁尼琴曾说过，在极权国家，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如同拥有另一个政府。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必须揭露历史的真相。”“对我们来说，掩饰历史是不允许的。历史已经存在。”
以“填补空白点”为特色的“历史热”在苏联兴起。史界和社会各界对内战、新经济政策、大清洗、工业化、集体化、饥荒、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点领域补充了150多个历史空白点。在真相面前，人们发现，苏联的现行教科书中充满了谎言，1988年6月，羞愧使有关部门取消了那一学期的全国中小学历史考试。
同年，影射斯大林的电影《忏悔》在全国公映，成为苏联解体之前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格鲁吉亚导演钦吉兹‧阿布拉泽在影片中塑造了30年代的州长阿拉维泽——一个暴君与撒谎者的形象：他一开始许诺为人民建立“人间天堂”，执掌权柄后，对支持者们残暴践踏，把自己的朋友、艺术家山德罗关进了集中营。自觉不可一世，晚年愈发昏愦，甚至想开枪射下太阳。
《忏悔》的公映引发苏联各界强烈反响，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开始反思共产极权罪恶的来源以及成因。
高层和特权者们根本不相信党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苏共的特权阶层源于党徒们对权力的贪婪。特权是一种“合法”腐败。官员们的工资和普通人的拉开了距离，部级干部的工资是工人阶层的50多倍，勃列日涅夫时期将这个差距又翻了一倍。
隐形的特权更多。列宁时期就有内部的小白桦商店，里面有特供，除了食品以外，医药也特供。高级官员们有红卡，可以享受别人得不到的物品和服务。对于为党站台的文人、演员，党也很慷慨，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个人就有无额度的银行账户，用钱上不封顶。特权阶层们住别墅，国家级官员的别墅直接由克格勃警卫九局负责建设和保卫。
特权阶层的家属和后代也一样享有特权。勃列日涅夫的小儿子和女婿都是副部级官员。
苏联解体前夕，通货膨胀非常严重，高达2000%，农贸市场里土豆黄瓜都少得可怜，特权阶层们却不必担忧。
《西伯利亚报》曾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在“苏共代表谁的利益”的选项回答中，4%认为代表工人、7%认为代表全体人民、11%认为代表党员、85%认为苏共代表在党的机关工作的人。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曾揭示，在苏联，国家上层和特权阶层根本不相信共产主义，勃烈日涅夫对自己的弟弟说过：“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认为，意识形态只不过是用来测试对领袖的忠诚度和欺骗基层的陈词滥调。
在官僚集团那里，只要你不公开反对党，一切特权照旧，为了维持住这种特权游戏，他们在民间不断发动宣传机器进行洗脑，培养基层的犬儒主义，可以玩世不恭、可以拜金，但对共产主义必须迷信。那些被共产党榨干血汗后，在苏共解体前后对共产党意识形态仍然保持好感的人，就是这种游戏的可悲牺牲品。
军队与秘密警察拒绝党的流血指令
苏共党员有1900万，解体前就有500万党员公开退党。苏联当时拥有400万的军队，海陆空及核武力量都非常强大，但是在苏联解体时，并没有出现哗变，相反，在亚纳耶夫等人发动的非法政变中，军队倒戈，拒绝了党的指挥，为成功解体极权统治书写了正义的篇章。
1991年8月19日上午9点，数百辆装甲车涌进莫斯科市中心，包围了俄罗斯联邦议会和政府大厦“白宫”（注：墙壁为白色的）。以亚纳耶夫为首的八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接管国家全部权力，取消新闻自由。
“白宫”周围迅速聚集了几万名叶利钦的支持者们，市民将坦克和装甲车团团围住，青年们与士兵对峙。8月20日，克格勃阿尔法特种部队接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欲将叶利钦逮捕处决。
早在19日凌晨4点，叶利钦的别墅便被阿尔法悄悄包围，5点，亚佐夫命令求坎捷米洛夫卡坦克师和图马摩托化步兵师以及图拉空降师进驻莫斯科。但此时阿尔法没有接到逮捕叶利钦的命令，他们跟随着叶利钦来到了“白宫”。
进驻莫斯科的坦克、装甲车行进沿途遇红灯时居然停车，外国记者们大开眼界，认为这不是政变，而是展示力量。19日上午12点15分，叶利钦爬到白宫外的坦克上发表《告俄罗斯公民书》，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组织，在俄罗斯境内无效。讲话的片段还在苏联中央电视台黄金档播放。全国各地开始声援支持叶利钦。
19日下午，空降兵司令巴维尔‧格拉乔夫下令给图拉空降师的列别德少将，让他带领其中的一个营转向保卫“白宫”，广场上的人群得知情况后，群情激动。当列别德进入“白宫”时，叶利钦问他：“军队如何看待政变？”列别德说：“没什么看法，军队不了解事变的任何情况。”
克里姆林宫里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越来越六神无主，“我要被枪决的！”——亚纳耶夫歇斯底里地对科留奇科夫喊道。巴甫洛夫总理中午召开内阁会议，结果只有5人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他近20人发言故意把话题岔开。
8月20日早晨，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公开发表“不用武力反对人民”的声明，海军司令也做了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表态。
20日上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做出了强攻“白宫”的决定，由在阿富汗战场上有出色表现的卡尔普欣将军总负责，空降兵和特种部队负责执行。
阿尔法小组军官们认为拿下“白宫”一定会导致里面的警卫人员及俄罗斯领导人流血和死亡，“接下来将怎么办？”特种军官们都在问自己，最后他们决定拒绝执行上面的命令。阿尔法小组的指挥官把这个想法和卡尔普欣沟通了，卡尔普欣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命令强攻前的2个小时，格拉乔夫在电话中问卡尔普欣：“你在哪里？”卡尔普欣回答：“我不准备参加行动了。”格拉乔夫回答说：“谢谢你！我的人也不上。我不会再往前迈出一步了。”
苏军不想再为共产党担负任何永远都无法清洗的罪责。8月21日，亚佐夫终于对自己的副手说：“军队不再玩儿这个游戏了！”上午，国防部部务会议决定军队撤出莫斯科。
俄罗斯反共高潮
8月22日开始，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陆续被捕，苏联内务部部长普戈自杀，政变流产。
1991年8月29日，苏联共产党被禁止开展任何活动。俄罗斯人民掀起了一场去共化运动。作家伊万诺夫要求叶利钦揭发那些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好感的人，并坚决将他们从国家机关中赶走，选拔国家公务人员的主要标准应是具有反共思想。
年轻的反共作家代表列昂尼德‧绍罗霍夫更是一针见血：“那些列宁们、斯大林们、布哈林们、托洛茨基们、佩尔谢们和勃列日涅夫们，他们都是反民族的共产党人，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俄罗斯的民族智慧、俄罗斯的民族自觉和俄罗斯的道德精神……他们是苏维埃垃圾！”
老党员、眼科医生费奥多罗夫指出共产党在国内形成了一种新的邪恶宗教，并规定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对上级奉若神明、卑躬屈膝；对同级憎恶猜忌；对下级命令施压。
很多党员公开与共产党决裂，人们在大街上焚烧党员证。许多人呼吁对共产党进行类似纽伦堡审判一样的大审判。
中共正在步前苏联的后尘
中共一直把苏共的解体解释为“美国和平演变”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在中共的字典里仍是个“变节”的反面典型。认为苏共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放松了党的领导，放松了意识形态工作”。甚至，中共还在国内抛出舆论，认为苏联“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阻止共产党的垮台。
这种论调仍然是共产党的自我解嘲和颠倒是非黑白的一贯洗脑话术。苏联的百姓、官员都觉得这个政权不值得去挽回，这个政权早应该结束，军队也不想再为这个政权卖命去残害百姓了。
穷凶极恶的共产党带给人类的从来就是灾难、贫穷、死亡与灭绝人性的阶级斗争，过程中伴随着人性的迷失和道德的沦丧，人变非人，毁灭人类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天意民心，如今的中共无论在国内和国外都已走到了与当年苏共解体非常类似的历史境况上了，从上到下，无一人真信共产主义，解体前的中共官员们早已做好了“沉船”准备，大量资产迁移海外。
3.4亿中国人已经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港人抗争，这是真正的好男儿、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天灭中共，谁还在糊涂？@*#
参考资料：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
蒋志华：《蔑视普世价值与苏联帝国的灭亡》
南华早报：《社会控制如此严，苏联为何还解体？》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张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