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与毛主席和蒋委员长都沾亲带故的中共叛逃特工俞强声》中介绍了从中国大陆叛逃出来的王立强因其高调对外披露自己“共谍”身份及曾经的间谍工作内容，而轰动了整个澳洲及台湾政界，也引起了海外中西方媒体的强烈关注。从而也引发了媒体们对四十四年前发生的，曾经引发了中共政坛大地震的时任中共国家安全部部长秘书俞强声叛逃美国案的追忆。但我们核对了王立强公开接受记者采访的内容，他自己并没有提及过在中共“特殊工作战线”里无人不知的俞强声叛逃案。不过就算如今的王立强的真实身份不似中共官媒所高调对外披露的那样，其“共谍”身份最终被澳大利亚政府以批准他的政治庇护申请为标志而受到承认，这位王氏“共谍”与当年的俞强声也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我们上篇文章中也已经介绍了署名“北美九头鸟”的发表于2014年的网文《这段旧事不寻常：黄敬-江青-毛泽东-斯诺》中，特别提及了俞强声和俞正声的生父，中共革命元老之一黄敬当年和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母江青之间的两段情缘。当然，这前后相隔时间并不长的两段情缘都是发生在当年的江青到延安并与毛泽东从结识到同居之前。
“北美九头鸟”的文章里还介绍说，这位被邓小平称之为“首开我重要情报人员叛逃,而且是由党的高级干部亲属担任的重要情报人员叛逃先例,潜在的政治影响巨大”的俞强声于1987年被中共间谍击毙于南美某国家海域。
笔者通过网络搜索到的另外一篇介绍俞强声的文章中说：俞强声在叛逃之后便销声匿迹了，两年后传出被中方5名特勤人员追到南美某国于海中溺毙身亡，还有说是中国特工在他到南美旅游时在他的食物中下了放射性盐，也有说他在美国西海岸遭处决。 另有说法称，俞强声在南美安度晚年。只有俞正声可能知道俞强声的现况。
如上这段描述中，所谓“只有俞正声可能知道俞强声的现况”一句肯定是经不起推敲的。俞正声能够混到中央政治局上届常委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官至正国级，被百分之百相信是政治上可靠是最起码的，如果他知道自己那位叛党叛国的胞兄的现况而不及时向中共当局报告的可能性百分之一都没有。
关于俞强声日后“下场”的许多报道文章中，笔者倾向于相信五年前美国之音发表的《解密时刻：中情局里的红色间谍》的相关内容。
该报道文章的全部内容都是记者与前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国反情报组组长IC·史密斯的对谈和对因为俞强声的出卖而在美国被捕最终自杀于狱中的金无怠的生前好友的采访。史密斯对记者说，当时被美国CIA策反的俞强声的代号为“舵手”。
按照这位史密斯的说法：“从很多方面来看，他（“舵手”）就是一个铤而走险的人。我认为对‘舵手’这类人来说，他们做这样的事纯粹就是为了寻求刺激，为了冒险。有些人做这一行是为了复仇，还有各种各种的原因。但是还有人甚至会倒贴钱去让你找他当间谍，纯粹就是为了那种刺激。”
谈到与“舵手”即俞强声在美国会面时史密斯回忆道：“他（“舵手”）的英语有点生疏，但是在慢慢好起来。他非常喜好社交，很外向。在聚会上，他应该是那个可以给大家带来笑料的人。我很愿意和他在乔治城（华盛顿的一个高档商业区）消磨一个晚上，从一家酒吧喝到另一家酒吧。我觉得那样会很有趣。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派对动物。也许我说的不对，但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美国之音的如上报道文章的小标题之一是“FBI：俞强声没被中国特工谋杀”。内容说的是大约在1990年前后，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让金无怠的好友张茂林和俞强声也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牌桌上，一位牌友介绍他认识她的先生。张茂林对记者说“他好像跟我讲，他好像姓张，好像说他是做生意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俞强声，当时我并不知道。”
张茂林回忆说：之所以了解到“张先生”的真实身份，是因为牌桌上的另一位牌友给中情局做过翻译，俞强声叛逃后和中情局人员会面时，这个翻译刚好在场。这位“张先生”后来搬到西岸去了，本来住在Virginia（维吉尼亚州）。
当记者问道“听说他搬到加州去了，是这样吗？”史密斯的回答是：“我不能对此发表评论。”但对记者“还有人说他在南美洲被中国特工暗杀了”的问题，史密斯的回答是：“我可以戳穿那样的说法。那不是真的。”
四年前读罢如上报道内容后，笔者当时最好奇的是这位俞强声为什么为自己起了一个代号叫“舵手”。当年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四个伟大”之谓之一就是“伟大的舵手”。当时的中国大陆上人人都会唱，人人都必须唱的颂扬歌曲之一就是《大海航行舵手》，内容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大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如上前FBI探员的回忆中似乎不认“舵手”俞强声甘愿为美国效劳是为了“复仇”，但曾与俞正声交往颇多的一位当年的中共“高干子弟”则非常自信地认为，俞正声的胞兄俞强声的“叛党叛国”与他对毛泽东的仇恨有直接关系。因为这位俞强声一直都非常怀疑自己的父亲黄敬“英年早逝”的背后有见不得阳光的政治阴谋。
我们上篇文章中介绍了的“北美九头鸟”的相关文章中对俞强声和俞正声兄弟们的生父，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曾经的爱人黄敬在中共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评价甚高。其文章中说：西方历史学家说过：克娄巴特勒（埃及艳后）的鼻子要是短了一截，整个世界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这是说：历史的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偶然性所支配的。黄敬对毛泽东，乃至对整个中共来说，正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重要“偶然人物”。
要是没有黄敬，当年的斯诺（1905-1972）是否能够顺利进入延安，就成了问题。而斯诺那时若没能进延安，也就一定没有《西行漫记》对中共领袖们尤其是毛泽东及其活动的生动描述，而西方世界对中共的了解也就等于零，中共就可能长久地被与世隔绝在陕北黄土高原的那排破窑洞里。
要是没有黄敬，江青就很可能进不了延安，即使进入延安，因无法恢复党籍就不能进入中央党校深造，也就不可能天天坐在课堂前排而终于引起“龙颜大悦”，也 就没有30年后的“文革旗手”，没有文革，毛泽东能否永坐“龙庭”就是问题，中国当代史恐怕就要重写。不妨说，要是没有黄敬，就没有毛泽东1936年以后的一切风生水起。
“北美九头鸟”的文章中继续分析道 ：但是，毛泽东却在22年后，仿效《三国演义》里诸葛亮阵前骂死王郎那样，在南宁会议上，当场骂得黄敬成了生不如死的疯子。在那一瞬间，毛泽东难道真的只是因为这个小小的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的“右倾错误”而当众失态，大动肝火吗？在蔑视性地直称“俞启威”时，毛泽东难道不会愤然记起20年前眼前这男人就已和他老婆睡过？正好，随手捡来一顶“老右倾”帽子，给 你俞启威重重扣上，公仇私恨不就一起报了吗？
有报道文章称“公开资料显示，江青先后嫁过的四个丈夫，即俞启威（黄敬）、唐纳、章泯、毛泽东”。其实当年的俞启威即黄敬虽然与江青有过两段时间的爱恋和同居，但并不是明媒正娶。当年的黄敬出身名门望族,门第之高贵之显赫远非江青那山东土地主出身所能相比。再加上黄敬父亲认为江青并非真正的大学生,充其量不过一介戏子,而在当时的高贵人眼里,戏子同妓女至多高一个等级,故非常反对儿子与江青的这出艳情。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的黄敬和江青也就是蓝苹之间并无后代。
虽然黄敬与江青当年的艳情不但为时很短,且从具体年代角度也与黄敬的后代根本接不上茬儿,但“文革”之前因为中共高干圈中对此事以讹传讹,以至后来竟有人传说后来官至正国级的俞正声的两个哥哥俞敏声和俞强声兴许是江青所生。
叶永烈的《江青与毛泽东结合内幕》一文介绍说：经黄敬介绍，江青于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 就在这年7月， 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秘密逮捕。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上海，失了党的组织关系。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据当时在上海领导江青的“晨更工学团”负责人徐明清回忆，“小俞”（亦即黄敬）曾几度秘密来沪，会晤江青。 后来，“小俞”虽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着联系。 就在江青去延安前3个月，“小俞”从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黄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决心。 1937年8月底，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3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
有报道文章说：当年的黄敬是毛泽东路线的坚决支持者。中共党史研究文章称，黄敬是较早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领导人之一。
我们在二十多年前的《中共太子党》一书中即已经介绍过：抗战爆发黄敬去延安后,毛泽东表面上倒是对他敬重有加,但黄敬显然是因为担心自己会造成毛与江之间的龌龊,于是在延安装疯卖傻了一段时间,以使江青不再视他为自己坐稳“第一夫人”的隐患。直到范瑾在延安生下了俞强声,黄敬的“精神病”才有好转。
但是,一九五七年左右,黄敬莫名其妙地死于广州后,党内还是有人怀疑是江青指使下毒的结果，而俞强声那里则更怀疑是毛泽东暗中指示，至少也应该是被毛泽东默许。当时广州是江青最喜欢去的地方,而从六十年代初才越去越少,开始喜欢在上海滞留。
当时的党内对此事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江青虽然嫁了毛泽东,但对当年与黄敬的那种学生式的浪漫之情仍然不能释怀。持这种分析的人更相信黄敬是被毛泽东“吓死”的说法。
据“北美九头鸟”的另外一篇文章《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亲父（江青的前男友）黄敬：被毛泽东训斥而吓死》分析：黄敬病死时，才47岁，即便按当时一般中国人平均寿命来看，也绝对是早夭。况且黄是中共高干，所享受的待遇（生活及医疗）极高，怎么只活了不到50岁？ 他得的究竟是何病？仅仅五字“在广州病逝”，如此“惜墨如金”，是否暗藏中共对本党历史一贯文过饰非、报喜不报忧的难言之隐？经查阅各种资料才知道：黄敬之死，直接原因是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针对他黄敬的那次讲话。详细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介绍。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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