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数十年来的研究之作可谓多矣，用“汗牛充栋”一词来形容恐不为过，实际上早已成为“鲁学”了。
而鲁迅之“骂人”也早已闻名海内外了，尽管其大呼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但却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骂遍了整个中国文坛，并波及到科技界、梨园界与武林界。
诚然，在历史上，鲁迅用他那枝泼辣犀利的笔，骂了许多该骂的人和事，不愤怒安可！
然而（请原谅我用了鲁迅喜欢用的转折语），鲁迅也骂了不少不该骂的人和事，由于他的多疑、偏见、偏激和冷嘲热讽，不仅制造了不少“话语暴力”，而且还自觉或不自觉地伤害了一些人。
否定京剧 对名人进行人身攻击
比如不承认京剧是戏，认为京剧只是“玩把戏”的“百纳体”、“毫无美学价值”，并对有人把他和梅兰芳“并为一谈”，看作是极大的侮辱，愤怒异常，进而对梅兰芳予以人身攻击，在书信中以不屑和亵渎的口吻称梅兰芳为“‘梅郎’之流耳”；并断言梅兰芳的光芒将很快在中国暗淡下去（抗日时期，梅兰芳蓄须拒演，表现出可敬的民族气节。对此，丰子恺表示衷心敬仰。在其死后，还一再撰文追悼）。
鲁迅对另一位既无私交也无私怨的马寅初，也发出了“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之言（《两地书》），并在《拟豫言》中对马寅初予以了讽刺，所谓“有博士讲‘经济学精义’只用两句，云：‘铜板换角子，角子换大洋’。全世界敬服”云云。其他如在《故事新编》中，用口吃和红鼻子来嘲笑和影射有生理缺陷的史学家顾颉刚等，则是尽人皆知。
鲁迅还在文章中骂民国文人邵洵美的文章，是雇人写的。
邵氏后对狱友贾植芳说：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写的（见2006年第10期《读书》）。故而，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在1926年2月3日的《晨报副刊》中载文说，鲁迅“……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弄到人家无故受累，他也管不着”；“指导青年的人，还要彼此辱骂，制成一个恶劣的社会”云云。
鲁迅自己也曾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中说：“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
曾倾倒于西方尼采“超人”学说的鲁迅，在师承被革命党的《民立报》称为“章疯子”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后，是不可能不受其影响的，而章太炎早在同盟会时就以“骂人”闻名。
有其师必有其徒。鲁迅曾夫子自道云：“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不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骂”（《鲁迅全集･书信･致吕蕴儒》）。
对人如此，对事也不例外。
妄自尊大 乱批中华传统中医
众所周知，鲁迅早年在日本仙台医专学医时并未毕业（顺便说一下，鲁迅所敬重的藤野先生之所以对其热情和认真的辅导，完全是出于对中国汉文化的热爱与崇敬），故而以他那有限的一点西医知识来评判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不客气地说，实在是“蚍蜉撼大树”。
也许捷克著名作家齐米茨基在文学成就上不如鲁迅，但在医学理论与实践上，这位在法国获得了医学博士、并担任过心理医疗中心主任的作家兼医学家，却很仰慕中国的古老文化，并对中国的中医情有独钟。
他曾在书中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中医和针灸，他意识到，同中国古老的医学相比，西方医学有一个很大的劣势：过多使用药物。
针灸则不是这样，只是刺激能促使肌体和谐的穴位，而借助这种疗法能够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帮助（见2006年5月25日的《参考消息》）。
瑞典卡洛林斯卡医学院教授、诺贝尔医学奖评委秘书汉斯･乔尼瓦勒认为，武断地说西医是科学、中医不是科学，这种做法本身就不科学。
为什么要取消中医呢？
现在西方社会正在开始正确地认识中医，诞生中医的国家却要取消中医，这可是件让人忧虑的事情！
在应对威胁人类健康的各种疾病时，我们需要有效的治疗方法，以及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副作用的药品。
对于某种治疗方法，不管它建立在哪种医学理论基础上（瑞典著名血液学专家比格．布洛姆巴克博士认为，中医和西医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医把人体看作是金、木、水、火、土5种元素的组合；而西医则认为，人体是由各种器官、血管、神经中枢等合作形成的），治愈病症才是其最终目的。
英国中西医兼治医生菲利浦･费农，则对鲁迅的忠实信徒张功耀于2006年10月7日发起的“取消中医”活动感慨道：
“很多西方人不懂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们认为西方是先进的，中国是落后的。一些学习西医的中国人，也接受了西方人的观念，否认中医药的价值。这中间也不排除西药公司的背后利益在起作用。中医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人应该珍惜它。”
笔者以为，毛泽东与鲁迅在“与人斗”上是心灵相通的，故而“斗”在其中，也“乐”在其中。
然而在今天，失去宽容心的彼此相互之“斗”，将带来社会和世界永无宁日之“乱”！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转自《看中国》
责任编辑：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