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的家人们放心吧，大家都在抗争。大不了是一死！能以我血我命保护香堂几千户邻居们不要流离失所、甚至推动中国法制建设哪怕向前一毫米，值了。况且我年近七十周岁，已悟透生死，视死如去远方。
我没有后代，女儿以后会进寺庙，房子将捐赠给公益事业。所以我无牵无挂。能与众多好邻居们一起面对危难、共洒鲜血、同赴死亡，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我很安心。以上权当我的遗书吧。”
这份遗书的作者叫郭岭梅，她有两个身份，一个是著名红色诗人郭小川的女儿，一个是中央电视台新闻纪录片厂（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编导。换句话说，郭岭梅既是红二代，又是体制内的中产阶级。
郭岭梅为何要写遗书呢？这就要说到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香堂强拆事件了。
据媒体报导，一场以清理“违建”为名的强拆运动眼下正席卷北京全市，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文化新村首当其冲。
2019年10 月 17 日，崔村镇政府贴出通知，要求香堂文化新村业主 18 日前自行拆除（通知日期却诡诈地写成 15 日），否则政府将予以强拆。这意味着香堂村 3800 多套别墅将转瞬夷为平地，业主们众价值一百多亿元的财产将一夜化为乌有，多少户举全家之力购得的房产将无端凭空失去，其中大量的唯一住房者将被迫流离失所。
消息传来，舆论哗然，人们震惊了，开始不敢相信，继而群情激愤。10月18日中午，上千名业主到中心广场集会，并高喊“保卫香堂”、“抗议强拆”的口号，抗议昌平区崔村镇进行强拆，但政府没有给予任何答复。业主们接着只好到市、区、镇各级政府和国家信访部门上访请愿。连日来，村民和业主上万人无法安心工作和生活，许多老人在留遗书，很多人表示拚死一搏，与自己的家园共存亡。目前，小区内部分地区已被断电断水，警察布满了一些准备抗争的小区。消息传开后，不但迅速在国内发酵，连境外、国外都引起了连锁反应和强烈反响。
香堂文化新村始建于 1993 年，原是个贫困村，为脱贫致富，该村采取村出土地、建毛坯房，外来居民再出钱完善房屋的方式，于 2002 年前建成了 3800 多套别墅，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社区。近 20 年来，香堂村的名气越来越大，获得了一系列荣誉。如 2002年和 2003 年获得“首都文明村”和“文明标兵村”荣誉称号，被评为 2007 年度“北京最美的乡村”，还是 2008 年“北京奥运旅游接待村”。北京市主流媒体也先后多次正面报导。
可是，业主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年他们购买房屋后，明明当地村委、镇政府向自己颁发了“荣誉村民”证书，收缴了管理费和印花税，签订了购房协议，加盖了村委和镇政府两级2公章。同时，香堂村也向镇政府缴纳了基础设施建设费和购房手续费。也就是说，他们拥有的住房是合理合法的。可如今，政府居然翻脸不认账了，他们当年耗资少则百万元，多则几百万元买的房子竟成了“违建”，连小产权房也不算了，要强行拆除。在抗议现场，一名业主气愤的质问崔村镇官员：“你们发的一张纸，就把几千户，多少亿的财产，几万人给推了，你们凭什么？你们的根据何在？宪法保护私有财产，你们所做的条文和规划法，全部都是在我们入住以后的事。”试想，当年卖房的是镇政府，如今说是“违建”的也是镇政府，下令拆除的还是镇政府，如此出尔反尔，天下还有比这更荒唐、更野蛮、更不讲理的吗？
香堂村的强拆其实只是这次昌平区强制拆迁别墅小区的冰山一角。日前自家别墅面临强拆的北京昌平区市民林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这一次他们75天计划要拆迁105个项目，一个项目就能多达几千栋房子。”
据悉，此次强拆的政策背景始自去年的秦岭别墅案。秦岭事件后，中共国务院于今年5月召开了全国“违建别墅”问题清查整治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此后省一级政府全面开展了专项清理活动。尽管官方宣称这项行动旨在保护生态环境，但这其实只不过是中共为抢夺老百姓的私有财产而编造出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事实上这轮强拆关系到即将在明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土地法》。新《土地法》规定，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可以合法的自由流转，这样一来，北京政府就拿不到这一份利益了，所以它要赶在1月1日新的《土地法》实施以前收回土地。
就我所知，香堂文化新村里，除了当地村民，还有艺术家、文化名人、海归及大量退休有影响力的人在此买房，是当地有名的小别墅区。也就是说，业主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中产阶级。此前，北京市政府曾经以2017年11月底在北京大兴区发生的一场火灾为借口，发起大规模驱逐低端人口的行动，把社会底层的外来务工人员从北京市近郊地区强行驱逐，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和谴责。因此，也有人把北京市政府现在发起的强拆所谓“违章建设”行动称为“驱逐中端人口行动”。
从驱逐所谓“低端人口”再到驱逐“中端人口”，导致这些乱象的根源是什么？很显然，就是中共对民众切身利益的肆意侵犯。它也再一次说明，在中共的一党专政之下，不仅是底层民众，即便是中产阶级，其权利与权益都是毫无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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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