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黑马”王沪宁2017年“入常”的灾难性后果，应该是比较清晰的了。就是与王类似的、在中共历史上曾辉煌过几日的陈伯达，也远难望其项背。
其一，王沪宁作为今日中共“党文化”的最高代表，是中共政局全面“左转”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1995年从复旦大学教授位置上上调中共中央，王沪宁就从一个“研究人员”转变为一个“政策规划者”与“政策拟订者”；2002年起，王占着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这个位置就不挪窝（哪怕晋升为“常委”后也不丢手，继续兼任），由此成为“三朝帝师”，这在残酷厮杀的中共政治疆场中是极为罕见的。
王在中共中央核心部门所待时间之长，由此对中共政局的熟稔度、对中共政策走向的蛊惑性、对中共党魁的影响力，可说无人可比。王被公认是中共当局的“大脑”。王对习而言，并非一个幕僚、绍兴师爷，而是相当于“教父”；王成为排名第五的常委，是主政者之一，习、王还是某种政治联盟。
而陈伯达虽担任毛泽东秘书三十余年，但从来都仅是毛意志下的一个操刀手而已，其写的重要文章，无论是风光一时的《评〈中国之命运〉》还是暴虐空前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过是用他的文笔阐述毛的思想罢了。陈对毛的影响并没多么重大。毛、陈关系，用“倡优蓄之”之语评价倒也恰当。所以，毛能只用一个小指头就把陈从排名第四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一夜之间送进秦城监狱。陈对毛既没有强大的反抗意志，也没有多少反抗能力。
其二，表面来看，习近平握着中共这架马车的缰绳，驾驶着马车在向哪走，实则是马车载着习近平向着墓地——按照预定程序——狂奔。而这个预定程序就是王沪宁设计的。
在中共历史上，陈伯达、王沪宁之流能以一介书生走到政治前台上来，并非常态，而是变态。中共斗争政治是讲实力的。本来，陈、王都没有主政一方经验、没有嫡系实力，靠卖笔杆子挤占一席之地，做到政治局委员一级就到顶了（如胡乔木）。但风云际会，毛搞“文化大革命”，需要打手（有文有武），陈身在江湖，被送上了浪尖。如果说陈还是迫不得已，被架上去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当常委，那么王沪宁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王沪宁本身的权力欲望是相当大的（例如，据陈身边的人说，陈伯达很少当单位一把手，当也几乎都是甩手掌柜；而王当中央政研室主任现已17年了）。而王之所以能够成功“入常”，最重要的背景因素是中共的大限已到——随时可能亡党；作为死亡前的本能反应，中共需要并找到一个体制代言人站到前台来。
大家知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只有最凶恶的人才能当上党魁，坐稳党魁位置的人都是最歹毒的。就中共而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是如此，像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则只能是过渡人物。而历史的吊诡在于，江之后的胡锦涛、习近平，人性尚存，其实并不对中共和江的胃口。所以，胡在位十年一直被江架空；在不能扳倒习近平的情况下，布下了王沪宁这颗棋子——作为中共体制的真正代言人，利用习的 “保党心理”，把习近平牵到沟里去。
习对王也不是完全没有提防。例如，一改惯例，中央党校校长一职没有让王兼任，而是给了亲信中组部部长陈希；中宣部部长也是“习家军”。但是，习的致命弱点被王紧紧把握着——1953年出生的习，在他人生最重要的成长期，23岁前都置身于毛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一个被打倒的中共领导人的黑崽子，竟然争取到了入党和保送清华读书，显然，他的遭迫害经历并没有使他清洗掉 “毛泽东情节”。所以，参拜毛尸、大阅兵检阅中后面跟辆空车（“阴车载毛”）等等闹剧都上演了。
王沪宁这个诡辩导师、党的真正代表，牵着这样的一个习近平，自然并非什么难事。
因此，大家看到，危机当前，习似乎丧失了决策能力，每况愈下。
或许，到了中国发生爆炸性局面，习近平才会认识到：王沪宁真是党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绳索。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