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活得真实一点，无需遮掩、无需躲藏，她想用自己的天赋，给自己挣得一份安稳，但1949年来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面临了选择：跑还是不跑？
她观望过、犹豫过，也尝试过，实在没有一点点可以退缩的空间，终于，她一走了之。
对五四运动，张爱玲有迥于常人的清醒与远见
与她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谁的家世比张爱玲更显赫了：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张佩纶、李鸿章，母系是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后代，继母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之女。中学毕业后，张爱玲到香港读书，香港沦陷，她又回到上海。
她才华横溢，3岁即会背诗，7岁写出第一部小说，19岁成名，多部小说被奉为经典，1943年，张爱玲就已经成为上海最红的女作家了。23岁时，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三年后分手。后来因为胡兰成日伪汉奸的身份，深受牵连的张爱玲被公开指责谩骂，但她从不辩解，始终一言不发。
张爱玲本能地反感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学，她的文化认同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上，对“五四”运动，张爱玲有迥于常人的清醒与远见。
在形容音乐的一段文字中，她说自己不喜欢交响乐，用了“五四”运动做比：
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早在民国时代，有人问张爱玲，能否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甚是不屑，说自己不熟悉，“不会。要末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明白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也不能算作无产阶级，她也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
上世纪40年代左翼文学风行时，张爱玲曾对朋友说，她感到一种压力，一种非要她写什么的压力。那是当时作家都面临的必须趋同的政治压力。
1949年中共执政以后，张爱玲以往的作品被归入小资产阶级类，不过，她也被中共列为可以“争取”的对象。
1950年，她不得不开始尝试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写出长篇小说《十八春》。小说结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书在上海引起轰动。尽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权靠拢，书中的一句话还是透漏了她的敏锐与清醒：“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半年后，张爱玲写出了《小艾》。她原本构思的小艾，为了脱离底层的卑微身份，曾主动挑逗席家少爷。与排字工人结婚后，小艾一心想发财，待到“解放”后，小艾才发现，发财是没有指望的。张爱玲很清楚，在当时的“新中国”， 现实中真实的人性，是不能写的。所以后来她改出了一个“无产阶级故事”：“旧社会”的婢女小艾，被席家老爷强奸，又被姨太太毒打至流产，最后与排字工人结了婚，苦苦挣扎之后，小艾才等来了好世道：一个被“解放了”的“新中国”。小艾幻想着，自己将来的孩子，会处于“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的世界”。
1950年，年轻的张爱玲被礼遇，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她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还是使她成为“异数”。那时“新中国”最时髦的装束，男士皆着中山装，女士皆着列宁服。
不久，张爱玲被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两个月的“深入生活”，使她非常苦恼，因为所闻所见，使她觉得自己无法“写英雄”、“歌颂土改”，“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1951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逃到香港
年底，中共要求在校教职员及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之后，这种中共特色的“思想改造”运动迅速扩大到知识界、文艺界。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进行思想改造，人人过关。张爱玲这种资产阶级作家，当然更得“改造”。
她的出身、她与胡兰成的婚姻，都使她感到了“惘惘的威胁”，她预感到“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她拒绝了夏衍的挽留，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为由，准备离开“新中国”。
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海办护照：
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 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 “上天言好事”，代为宣扬中共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
担心夜长梦多，张爱玲只告诉了朝夕相处的姑姑。申请被批准后，张爱玲提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上海，连小说手稿都没敢带，她却带走一副儿时的包金小藤镯，“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临走前，她预感未来难测，为避免连累姑姑，她与姑姑相约：以后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她保存，二人就从此决别，再无相见。
1952年7月， 32岁的张爱玲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过海关检查时，张爱玲忐忑不安，紧张至极，生怕被扣下。通行证上，她用了化名，海关检查人员也许是她的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问：“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她一惊，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是”。
《对照记》里，张爱玲写了去香港的罗湖过境：
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的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在《浮花浪蕊》里，她也写了在罗湖桥过关：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她终于通过罗湖桥，到了自由的香港。@*#（待续）
参考资料：
《张爱玲文集》
庄信正编注《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
殷允芃《访张爱玲女士》
香港 哈耶出版社《张爱玲的闺密》
林式同《有缘得识张爱玲》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张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