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9年09月09日讯】在上集节目中，旅美历史学者辛灏年先生总结了自杀的两大类型。其中，由于恐惧心理而自杀的人群中，还有正处豆蔻年华的青年学子们。今天的“百年红祸”特别报导, 我们继续来了解。
据中共《内部参考》记载，50年代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学校中的青年团组织对所谓“反动”、“落后”的学生采取孤立、斗争和打击的态度，孤立办法之一是不让他们和同学们接近。
严重的包括四川大学团委，仅从1951年3月“镇压反革命”到1952年7月，被孤立的学生共达418人，占全校学生总数14％以上。1952年暑期，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周彦能投河自杀（未死）；12月，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张可成坠楼自杀（伤）；同月，农学系三年级学生冯寿夫用剪刀割喉自杀（伤）。
另外，重庆高级工业学校团支部，1952年3月将32个所谓有“反动思想”的学生进行集训，其中3人挨过打，两人挨过捆。这些学生还被实施各种行动限制。
辛灏年：“年青人经不起这样的折磨。大多数青年学生自杀，就是因为他们被孤立，他们看不到希望，看不到人生的前途，父母对他们也救之无能、无力，所以这就属于整个制度和社会给他们造成那种恐惧心理，最后轻视人生，自杀而已！”
反右期间，《内部参考》1957年的一篇报导提到：200多个归国华侨学生，斗争了80％，已有一个归国的华侨跳楼自杀。
辛灏年：“有人说只有一个归国的华侨跳楼自杀。大错特错！我所知道的就有几十个。我最近还为一本书写了序，这本书里面就写了一个华侨学生在大学里被批判，被斗争，然后跳楼自杀的历史。要知道，出身成分不好而被逼自杀，就使得这个社会已经完全恢复到了反动的、黑暗的等级社会，高层阶级是可以逼低层阶级自杀的，甚至进行屠杀的，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共产党政权的性质。”
辛灏年表示，还有一种自杀类型，是人格型的。有许多人，特别是知识份子，无法忍受对他人身、精神的恶意侮辱。
辛灏年：“ 比如说，当‘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北大校园里面贴出来以后，在全校被关的、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结果天天都有人跳楼、上吊自杀的。北大集中了多多少少的学术权威啊？在文革初期和工宣队进驻初期，单单自杀的著名教授就有24个。很多人还没有收集到很多资料。上海音乐学院，一共只有二、三百个教师，自杀的就达到了一百多人。”
另一种自杀类型，则是特殊的绝望型的。
辛灏年：“我们讲，自杀的人都是因为绝望才自杀的，不绝望的人怎么会自杀呢？但是在绝望里面还有一种绝望，在普通对生活、生命、人生绝望的背后，还有一种对信仰、对领袖、对政党、对制度、对社会的绝望。在这种绝望的前提下，有一种人被斗争到七死八活的地步，最后只好绝望自杀了。”
辛灏年表示，在绝望型自杀的知识份子中，还有更高层次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绝望，对自己曾经信赖的、赞成的、喊万岁的共产党和毛泽东绝望。比如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吴晗夫妇、闻捷夫妇、刘盼遂夫妇、刘绶松夫妇、杨嘉仁夫妇、田保生夫妇、李绂夫妇、张宗颖夫妇等。
辛灏年：“我在武汉大学毕业的。刘绶松夫妇就这么一根绳子，从挂帐子的床架上面挂下来，两个人一人一头自杀的。有些夫妇是同时吃安眠药的。这是一种绝对的绝望，这种绝望远远高于对自己生命的绝望，而是对自己灵魂的绝望，对整个社会、对人类的绝望，最根本上的都是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统治的绝望。”
然而，不管这些自杀者如何绝望，身怀多大的冤屈，在中共的眼里, 他们的自杀都不能给自己“免罪”，反而还增添了新罪。
采访/陈汉 编辑/王子琦 后制/葛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