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香港“反送中”相关报导中，一个屡被提及的话题是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可能受到冲击。
根据2018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报告，香港紧跟伦敦、纽约位列第三，依然是亚洲第一金融中心。香港能成为并且一直维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原因，最简洁的答案如香港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受访时说的：“仰赖于国际社会的信任，是信心问题，信心两字，代表一切。”
若要说香港被国际金融信赖的具体条件，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3月腾讯旗下媒体专访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他表示至少有三个最关键的因素：一、完整的法律体系──英国普通法（这种法律体系使得全世界所有市场经济，基本上都在一个法律背景下运作）。二、宽松的信息流通环境（金融是瞬息万变的，有阻碍不透明影响决策判断甚钜，这包括政府发布的信息、统计数字等，也包括媒体是主要的一块）。三、留住人才（包括生活条件、文化和教育、自然环境等，如北京雾霾影响健康令人待不下去）。
在3年前的这篇采访中，丁学良也使用了通俗说法来概括法律、信息、人才这三大因素以及其他重要因：“金融中心很重要的一点，是人家把钱放在你这儿放心，政府不会用什么方式来抢夺人家的财产。”
如今香港政府罔顾程序欲将“送中条例”强行过关，接受媒体采访的香港资深对冲基金经理人、曾担任全球最大型伦敦上市对冲基金Man Investments 地区主管钱志健从商业的角度评论：法案通过后，记者不能报导，分析师不能发布任何对中国不利的报告，他们可以用各种理由构陷你。你可能是华为的竞争对手，可能是中国研发的电动车的对手。一个从宾士（汽车公司）来的，从福斯汽车来的，即使不用入境，只要转机，他们就有可能被中国带走。而且中共与香港政府已经做过这种事，他们有很多不良纪录。
《经济学人》在封面故事〈香港的法治〉（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报导，“送中条例”已不是单纯的引渡罪犯问题，因为香港作为“一党专政的中国”与“自由全球市场”之间的脆弱桥梁，很可能因为这个条例的修正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中共是党治大于法治。
一个简单的事实，香港过去已经和20多个国家签订长期的引渡协议，这次的“送中条例”引发百万港人上街怒吼，归根究柢是因为不信任中共的法治。这一点其实国内民众心有戚戚焉。曾有中国媒体人投书台湾媒体表示，从辱母杀人案到四川中学生遭虐杀案，暴露出中国司法、警察单位本身就是非法的、不正义的以及压迫全民的利器。无数冤案让中国年轻人逐渐清醒，这不是司法问题，而是中共的党国体制。
所以不是香港民众“反送中”抗议会让香港失去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是一旦“送中条例”被强行通过，最可怕的是在香港过境就等于身在大陆，没有任何跨国金融会把重要的人员、资金与业务放在一个随时可能被“合法绑架”的地方。
香港“反送中”是在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这个香港价值，当香港警察暴力镇压这些手无寸铁的香港市民时，7月20日中共金融委高调宣布“金融11条”等一连串所谓进一步对外开放金融的政策措施，被指有意推进中美贸易谈判，实际上还是骗取谈判的空头支票。香港发生的一切显示，中共毫无诚意遵循普世价值和国际通行规则。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