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年一度的八九六四又到了，今年30周年。
89年6月4日上午九点半，北京长安街，军人荷枪实弹岗哨林立，坦克车队集结待命，两侧诸多小路的路口挤满了人群。众目睽睽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民坦克兵在隆隆的坦克声中，朝跪在他面前祖孙三人的身体碾过去；停顿一下，坦克倒退，再从祖孙三人的身上第二次碾过去；回到出发点，隆隆声中，坦克再次前行，在祖孙三人的身上第三次碾过去；最后，坦克退回原地，第四次从祖孙三人的身上碾过去（注：过去我误写坦克往返四次，应为两次，在祖孙身上来回碾压四次）。祖孙三人压成的肉泥嵌进了沥青路里，铲子也铲不干净。
8年半后，1998年1月，目击者王强告诉我上面这个令人发指的罪行，当时我们在离洛杉矶40多公里的Long Beach县华人旅馆里。王强说，他回到重庆无线电厂向党支部书记蒋为汇报了这一幕，书记指示，此事就停止在你我之间，不得扩散。那年秋，我请重庆朋友去无线电厂找蒋书记，得知该厂已垮，该人已寿终正寝。
如果，“伟大社会主义”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没有下“要准备流点血”、“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的命令；如果，这一个坦克兵与那一个坦克兵（拒绝压人的那位），长着相同的肉心——而非狼心狗肺；如果，这个人为制造的灾难压根没有生长的土壤：一党专制，无论“暴徒”们如何“胡作非为”，如何没有“见好就收”，“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们手上就断无杀人的武器，比如机关枪坦克车装甲车达姆子弹等。那么，今天，30年过去，那个与婆婆手牵手当时约7岁的小男孩现在已经37，他将穿着夏装与妻子在6月4日明媚的阳光下，牵着大约也是7岁的儿子或者女儿，欢天喜地走在北京长安街上；那么，今天，30年过去，他当时大约五岁的妹妹现在35，多数已是五岁孩子的妈妈，也应该与丈夫一起，一家人兴高采烈享受人生在世所可能有的幸福时光了；那么，今天，也许他俩的婆婆，此时此刻已不在人间，她也该与蒋为书记一样，寿终正寝。
而不是死于非命！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人民子弟兵、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为人民谋幸福・・・・・・，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人民”二字，它的实际含义原来是“敌人”，甚至连敌人也不如，是可以随意虐杀的牲口！
“牲口”社会，领导人及其跟班，难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牲口？！
二
1989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我在澳已一年半多，还处在自我禁闭之中：一，不懂英文，两年内不看电视，不听收音机；二，五年内不买中文报纸，浪费时间，影响我学习英语。
朋友告知，寻人启事在找齐家贞。我这才破例买了份中文报，这才非同寻常地发现，在澳中国人对天安门民主运动有如此强烈的反响，对8964中共天安门屠杀有如此冲天的愤怒。
一页一页翻过去，整版整版全是墨尔本和维省边远地区在澳中国人登的广告，尺寸巨大，颜色醒目，标题刺眼，有的是个人独登，有的是数人联名，都是护照上的真名实姓，不像平时交往了好一阵，你只知道他（她）的姓或者英文名字。现在，中共在天安门犯下的杀人罪行，他们个个义愤填膺，人人无情谴责，喊出了打倒希特勒政权、中共十恶不赦罪该万死之类的口号，也有人严正声明退出法西斯共产党和共青团等。
劳改队里，我听神经失常的王大芹骂过法西斯之类的疯话，正常人谁敢！现在，这些“疯话”全部出自正常人之口，心里好解气。
那段时间，关于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新闻我一律来自周末打工洗碗的餐馆里，哪怕别人已是二手旧闻，对我全是刚出炉的新新闻。这辈子，1949年10月共产建政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从此跪着当奴隶，包括8岁的我。现在成千上万的学生市民扬眉吐气胆大包天，在中国的心脏地区北京天安门游行示威，举标语呼口号，惩治贪污、反对官倒、开放民主，已经好几周了。
尽管我人在澳大利亚，仍为中国人有望站起来做人而心花怒放。
我打电话与在美国旅馆当经理七十七岁的父亲谈六四。父亲比我更激动，他天天看《世界日报》，天天大受鼓舞。
“家贞啊，准备卷起铺盖回中国庆祝吧！我们快要熬出头了。我到处打电话，问地址，给那些民运组织捐钱，他们寄来一些有我名字地址邮票般的小东西表示感谢，很有趣。天安门民主运动需要我们每个人的支持，我手上的钱都寄走了。”
那，这个月给弟弟的生活费怎么办？
没关系，我已经通知他们，下个月我寄双份。
这样吧，这个月我来。
不要，不要，我有办法，马上就会有的。家贞，你千万别寄！
父亲逝世后，遗物里有一迭六四以来汇给民运组织的汇款单，总数接近一万——这位在二手货店花一两块美金买衣裤，垃圾桶里捡面包吃的80岁左右的老人，23年牢狱之灾不能改变他正直善良诚实的天性，是名副其实的英雄，悲剧英雄。
三
餐馆里，我跟老板Tony争论起来。
“不好啦，他们肯定要开枪镇压了。”老板说。
“不会的，北京这么多机关这么多人都参加进来了，它众怒难犯。”我答。
“你看，他们的标语从‘小平，你好’到‘小平，你好糊涂’到要‘小平下台’，那还不开枪镇压？”
“要邓小平下台，因为他太老了，又不是要打倒共产党。”
“要邓小平下台，就是要共产党下台，是一样的。”
“五八年武汉有人领导九个工人罢工就给枪毙了，罢工的人全部判刑。现在，罢工罢学罢市，上街人数最多的时候两百万，它能判刑枪毙两百万人吗？”我认为，时代不同了，民意不可侮，政府不得不让步。
“不说这么多，肯定是要开枪镇压地啦。”
“肯定不敢镇压地啦。”我学老板的广东腔回答。
“好，好，你不相信，我们打个赌，看你对还是我对，看他们到底敢不敢开枪？”
那天半夜，我从餐馆下班回家，大家都关灯入睡了。摸黑中，刚来不久的小夏从房间里传出哭声：“齐家贞，他们真的开枪杀人了！”
啊？
那个只在大陆生活了七年，七岁就逃到香港，后来又从香港逃到澳洲的资本家Tony，击败了坐过十年共产监狱的无产阶级赤贫者齐家贞，资本家赌赢了。
涉及到政权命脉之时，老百姓的血只是水，邓小平“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独裁狂人敢说这样的“豪言壮语”！
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我白天去工厂做工，销售经理Collin来到我面前：“Helen，天安门杀人了。你需要帮助吗？我们将尽力。”
Collin再次下楼，她递给我一封信，大意是：本厂将乐意雇佣齐兴国和齐大同先生——我的两个弟弟。
四
我开始关心时事，具体说是关心天安门事件了。
每次走在路上，我眼睛就四处张望，只要商店的电视机正在News Update（最新消息插播），我就赶紧钻进去，希图补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国人在天安门广场空前的壮举。
我对自己开了禁，大大方方花二十元钱买了个二手电筒视机。当时的电视机硕大笨重，我费尽气力搬回家，发现它接收不到澳洲国家民族电视台SBS，这个台主要播放国际新闻。我又嘿咗嘿咗搬回店，加五元钱换了台可以收看SBS的。
之后，我花十六元澳币“巨资”（我每周伙食费10元）买了本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画册。太差劲，比起波澜壮阔、气吞山河的这场运动，没有一本书、没有一册画不是淡而无味，不是九牛一毛。
我天天打开电视看SBS，我天天失望地关掉，中国老百姓新闻开放三天站着活了三天人，又回到蒙住眼睛缝住嘴巴塞住耳朵的老套子里去，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国倒退万马齐喑，中国人又开始跪着做人，世界各国的新闻工作者很难再获得八九六四的后继新闻了。
自我禁闭，让我失去惊叹礼赞活了四十九岁才一遇的使血液沸腾，使灵魂得救，使生命根基彻底翻转，使人生之旅重新起航的史诗巨画：四九年共产专制以来两百万中国人向往民主的大能量、大行动、大爆炸场面；我也没看到使自己终生心惊肉跳，终生恶鬼缠身，终生盘问“怎么能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枪”，错过与那些肝脑涂地血溅四方日夜游走在天安门前的亡灵们相聚，并且心贴心活在一起的机会了。
事实上，我这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共产党的家伙，尽管出了国，依然没有享受到“Freedom From Fear”免于恐惧的自由——四个弟弟和他们的家属都是人质，我恐惧因为自己言行不慎，把他们再次逼进苦难的深渊，我哪怕自杀十次，也无可挽救无济于事了。
我依然不敢不沉默。
五
原来是餐馆老板Tony找我，当时我太累，辞了工。
Tony在电话里焦急地问，齐家贞，你有没有登报声明谴责中共开枪屠杀天安门的学生居民？
没有，我想都没这样想，我不敢。
那，我就放心了，千万别登报，万一在澳洲留不下回去，他们报复，首先就收拾你。
Tony约我在唐人街见面，一起去咨询他的律师。
走进律师办公室，我扫见桌上放了些填好的表格和一迭照片——最上面是个中国男人把李鹏的大画像踩在脚下，猜想，加上他们登报谴责中共的声明等，可以证明回中国就会像天安门的学生百姓那样大难临头死路一条了。
律师用嘴嘟了嘟桌上的东西，他说，这些并非本来存在而是事后人为制造的证据，很难相信有足够的说服力从移民局手上拿到定居。老板向他提了一下我的情况，表示他想帮我办居留。律师认为，我的过去与天安门事件毫不相关，他们既然放我出国，我回去就是安全的。他强调，这类案子，证据不足，申请起来非常棘手。
连律师自己都没有信心，Tony帮我忙的好意胎死腹中。
这次关键时刻我一反常态，完成了从大愚若智到大智若愚的转换，自己不声不响去拿了一份强烈人道理由申请定居的表格（Strong Humanitarianism Status），我请人帮忙填好，交给澳洲移民局。
为了保住专制政权，中共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平民们使用机关枪扫射，开动坦克装甲车碾压，火光冲天血流成河，它使西方世界看到中共丧尽天良赤裸裸的残酷野蛮，深深搅扰惊骇触怒了他们善良的心，澳洲移民局伸出援手，免去惯例约谈，很快就批准了我的定居，不久，女儿也移民来澳。后来了解到，在我之前，澳洲政府主动从大陆救援了好些身处险境的民主人士。
六
八九“六四”一周年，我参加过一些活动，签到一律用假姓名假地址。
我抱着朋友的儿子到墨尔本城市广场参加六．四纪念集会，许多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一天，许多西人也没有忘记这一天，大家神情肃穆握着发给的小白花，认真聆听台上的发言。
第二天，澳洲大报Herald Sun刊登了中子的特写照片，孩子庄重悲哀的眼神感人至深。报纸的标题是，“世界不会忘记”。
我还悄悄去听严家棋、万润南、吾尔开希等人纪念六．四的演讲会，递了个条子问天安门究竟杀了多少人，他们说无法确定，几百至一千——近年，英国美国解密资料显示，应该是几千到超过一万。我们试试数数，从一数到一万并不容易，何况这不是数字，而是一个个生龙活虎的生命。
回家当晚，分租房子的室友从她房间里跑出来：“齐家贞，我刚刚在九台电视新闻上看见你了！”我这只惊弓之鸟马上惊弓，怎么当时没注意有记者录相？转念一想，室友是新加坡人，不会检举我，我停止惊弓；第二天早晨上班，西人同事说：“Helen，你当明星上电视了，昨晚我看见你的。”惊弓之鸟即刻惊弓，再一想，他是澳洲人，不怕不怕，齐家贞不要惊弓。
后来，我还参加过一些“反革命”活动，每次都胆战心惊掩耳盗铃，深怕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发现我，深怕共产党对我鞭长莫及加害我重庆的四个弟弟。
2005年1月，64岁的我走出阴影，下定决心抛弃恐惧，我不愿意把自己想说的话想做的事带进坟墓，烂在自己的肚子里。那时，我居澳17年半，早已是澳洲公民。
从此，我一发不可收拾。
七
8964天安门大屠杀，全方位透视出专制体制对生命的极度蔑视和它的反人类本质；而西方民主国家大批收留中国人，充分展示他们重视生命价值和人道主义的立国精神。
六四屠杀之后的30年里，中共不仅没有放下屠刀认罪悔罪，它仍在千方百计否认杀人事实、竭力掩盖歪曲六四真相，动用国家暴力机器全面封杀惩治民间自发的纪念活动：2007年6・4成都的陈云飞，“煽颠罪”拘留、监视居住半年；2014年5月，刘荻、郝建、徐有渔等“五君子”，“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2016年，成都铭记“八酒六四”四君子，以“煽颠罪”正式逮捕，今天，陈兵还在牢里。
30年里，中共洗脑的成效“卓著”：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到走进社会，被谎言喂养大的80后、90后、00后新生代，“放进南瓜里度日，长成扁的；放进竹子里度日，长成长的”，他们对“六四血案”一无所知，父母们对真相常常严格保密，这样的“花朵”会是“祖国的明天”吗？
更有甚者，今天的中共，利用现代人类社会极度发展的科技，极度地变异为反对人类本身的利器，除了与时俱进网路防火墙屏蔽海外时事新闻不同的声音外，他们的数据监控系统Digital Watching System，2020年全面覆盖大陆。至此，每一个中国人，包括习近平皇帝，无论去到哪里，也难逃“大数据”的监控。“中国安全啦”，没有小偷，没有杀人犯・・・・・・，同时，也没有了一星半点隐私的自由！
八九六四过去的30年里，形势大好的社会主义中国，“像虾子一样朝着黑暗后退”。
八
我们二十多万受惠者，天然应该感谢澳洲政府收留我们的大恩大德。
可是，同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我们必须面对，没有天安门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学生平民遭受了人世间顶级的苦难——与亲人的死别，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活着”，就没有我们今天与家人一起在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澳大利亚“活着”！
我们的“活着”，是天安门义士们牺牲的结果。
这个事实太逼真无疑了，这个事实太剔骨剐肉残酷无情了，我们几代人都难以消受，“不可承受之重”！
不要认为自己是精英范本，不要认为自己是领袖先驱，不要以为做了一点点事情自己就不得了啦，在任何一个天安门死者的面前，包括本文开篇提到的那位60多岁的老太婆面前，她大约7岁5岁孙儿孙女的面前，除了深感羞愧，除了满心感激，我们不值一提——因为，正是那么多死者汩汩奔涌的鲜血，正是那么多母亲无尽流淌的泪水，渗透浸染了本来苍白的泥土，滋养出了我们这些，小草！
唯有，在为天安门死难者血洗沉冤伸张正义的事业里；唯有，在安抚慰勉痛不欲生的天安门母亲的努力中；唯有，在把北京屠夫们抓到末日审判被告席上，宣布他们有罪的行动里；唯有，在为他人谋利为中国民主宪政奋斗的征途上，有道义担当，呕心沥血，无私奉献——如此，我们才有资格喘息透气，对自己的后代说，你们的爸妈，为生养我们的中华大地以及大地上苦难的同胞，竭尽忠诚，至死方休。
——转自《北京之春》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