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了共产革命在中国实现，曾经在新疆采取过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手段。其手段之一，就是煽动新疆境内的各边疆民族，进行暴动，直至独立“建国”，然后再加入到前苏联联邦。
三区叛乱，也叫伊宁事变，是1944年发生在中华民国新疆省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区域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回族人、柯尔克孜人的分裂暴动。但中共对此赞誉有加，称之为“三区革命”。该暴动由两个组织的策划、支持、参与和资助，一个是一直觊觎中国北方的苏联，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
苏联在二十年代分裂外蒙古得手后，开始插手新疆，妄图将其“外蒙古化”，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的、为苏联控制的独立地区，或者象外蒙古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三四十年代，苏联多次试图吞并新疆地区，将其改为“东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为此扶植了很多新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最有影响的是阿不杜力克木‧阿巴索夫的“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积极寻找在新疆的代理人。
1933年，苏联在北疆的阿山地区策划了一次反新疆金树仁政府的暴动，由阿山地区哈萨克族头人沙里福汗宣布独立。但被新疆主席金树仁及时派兵镇压下去。同年接受苏联资助和培训的和田人伊敏（汉名毛德明，笔名布格拉）成立了“和田埃米尔国”，自任“和田埃米尔”，盛世才1934年当选新疆省主席，奉行亲苏亲共政策而得到苏联支持并借助苏联红军的力量驱逐南疆张培元、北疆马仲英，成为“新疆王”。
到1942年苏联野心毕露，盛世才察觉苏共及中共企图推翻新疆省政府、分裂中国领土以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民国政府的说服下，他随即与苏联决裂，倒向中华民国政府。苏联对新疆十多年的赤化毁于一旦。1943年1月，盛世才奉中华民国政府之令，要求苏联撤出在新疆的驻军及其机关，但苏联反驳这是“非法且仇视的行为”。
三区叛乱起因
苏联决不甘心失去对新疆的操控，利用多年培育的共产党及亲苏势力，策动叛乱，在苏联全面支持和操纵及中共的配合下，伊犁、塔城、阿勒泰维族爆发了分裂中国的武装叛乱，极端民族者以“杀回灭汉”为口号，并宣布成立“东突厥共和国”，目的是彻底推翻民国政府控制的新疆省政权，代之以由苏联控制的傀儡政府，进而外蒙古化。事变中苏联和中共资助极端分子建立政府、屠杀回汉平民，罪恶滔天。
在抗日战争最关键时期的1944年秋，为支持抗战，中华民国政府要求新疆各族人捐献军马支援前线。新疆的极端分子以这个“献马运动”为借口，挑动维族人的不满。先在伊犁巩哈挑动突厥暴民发起叛乱。与此同时，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里亚（贝里亚可是个“大人物”，前苏联特务头子，斯大林时期，实际权力仅次于斯大林的2号人物，党内排名比他高的人都怕他三分。）亲自坐镇阿拉木图指挥下，大批在苏联学习过特种作战战术的突厥极端分子也纷纷越过国境进入暴动地区，直接参与“三区分裂暴乱”。
1944年11月12日，突厥暴徒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也称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艾力汗‧吐烈成为伪“政府主席”，阿奇木伯克为副主席。
艾力汗吐烈是苏联乌兹别克人，一个泛突厥主义者，从苏联跑到新疆布道，在布道时他大肆鼓吹新疆实行彻底“独立”的泛突厥主义思想，被盛世才逮捕，从1937～1942年一直被关在伊宁的监狱。“三区革命”发生后， 在苏联的支持下，他夺取领导权，使他不仅是泛伊斯兰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军政事务的最高主宰者。
1945年1月5日，该临时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九项宣言。在宣言中宣布：“永远消灭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上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共和国”。
1945年4月8日，三区叛军的各游击队及各武装合并，成立“民族军”，苏联将领波利诺夫担任总指挥，阿巴索夫担任政治委员。共17个团，其中13个团是骑兵团，2个独立骑兵师，5个步兵旅”。
在苏联顾问及军事人员的支持下，“民族军”进行了一系列进攻，叛军政府的控制区扩展到伊犁河谷以外。
突厥暴徒屠杀平民
苏联向暴徒提供军火及人员的援助，在1944年11月7日夜里，突厥暴徒在伊宁搞暴乱，随即对汉族军民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奸淫数千汉族妇女，连5、6岁的幼女都不放过，伊宁救济院的残疾汉人及汉人小学生被拖到河边用木棒打死。遇害人数达2万至7万人。其残酷程度堪比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们疯狂的砍杀追打汉人，街上汉人的尸体堆积如山”一位幸存者口述。大屠杀将伊犁河河水都染红了。
国军守军掩护一部分伊宁居民撤退到了惠远老城和艾林巴克。杀红眼的突厥暴徒在苏军军官科兹洛夫指挥下攻下了惠远城，国军守将陈伯良、高炜用中正剑切腹自裁，突厥暴徒再屠惠远。
在这样的情况下，伊犁郊县的数十万汉族居民纷纷逃往焉耆，被苏军和突厥暴徒追击，随后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最后生抵焉耆者只余三十多人。
苏联动用大炮猛轰国军残留在伊宁最后据点艾林巴克飞机场、鬼王庙、北大营两三个月，国军发生饿死的情况。11月22日，国军援军杜德孚赶往伊宁增援，均遭敌军合围全军覆没。
1945年，国军在伊宁守军受到暴民猛攻，仅1月1日早晨即遭到四千发炮弹、万余枚12公分迫击炮攻击。
艾林巴克守军见援军被歼，决定冒险突围，1月31日，伊宁艾林巴克国军残部与汉族居民约四千人企图突围，突围后残余2000军民又被突厥骑兵追击，预备第7师副师长守将杜德孚，预备第7师参谋长曹日灵战死，最后这批死守艾林巴克的军民仅有800多人生还，其余皆被屠杀。伊宁沦陷后，大批东突极端分子以“杀回灭汉”为口号，手持大刀木棒，四处残杀汉族和回族人，东北籍汉人几乎被杀绝。
国民政府调遣国军平叛
国土岂能由他人图谋分裂掠夺！
叛乱初期，突厥叛军利用国军在伊犁河谷兵力空虚的契机，取得了一些“胜利”，一度占领尼勒克。叛乱发生后，1944年9月民国政府出兵平乱，蒋介石盛怒之下命朱绍良接替了盛世才的职位，调遣内地的国军西进平叛，一举击溃了突厥叛军。
蒋介石还命令马步芳派一个军的骑兵驻扎在新疆各地，对东突厥斯坦分离运动进行镇压。国军试图武装夺回新疆地区，但由于当时正处抗战艰难时期，东突又得到苏联强有力的军事支持，因而民国政府难以对疆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出兵平乱的同时，民国政府与苏联、东突展开了谈判斡旋。
1945年4月，叛军主力在苏联红军的步兵、炮兵、装甲车和飞机的支援和参战下开始向迪化进军，8、9月，在苏联协助下攻占哈巴河县、布尔津县、承化县、拜城、阿克苏旧城及库尔干,到9月叛乱军将战线推进到距离迪化仅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三区叛军和国民党军队对峙在玛纳斯河沿岸，国民党守军调集大批部队，“死守大迪化”。
在南疆，苏联顾问纳斯洛夫和阿巴索夫直出天山，进攻库车，在阿克苏一带和国军展开拉锯战。在蒲犁，以苏联的托合托米什为基地的恐怖组织夺取了蒲犁等地，成立了伪“蒲犁专署”，随后开始向英吉沙、喀什、库车进犯。10月，叛乱军和国军守军对峙在这些地区。
若迪化失守，新疆就是早已筹划“第二蒙古国”！──一个新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
面对着国民党军队的英勇反击和固守迪化（乌鲁木齐）。斯大林知道拿不下迪化后，又利用叛乱匪徒（新疆）和苏军占领的满洲（东北）这两张牌，作为交换条件，强迫蒋介石接受外蒙古“合法性”。
1945年8月15日，中苏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苏联承认国民政府对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与新疆内部事务交换有条件承认外蒙古独立。斯大林表面上同意此条件，将东突厥斯坦的领导人艾力汗·吐列秘密解回苏联，但是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援助依然源源不断。
经过平叛及八个月谈判后，民国政府最终于1946年4月重新控制了新疆的局面，与苏联、东突制定出十一条和平条款，取消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称号，恢复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的建制,成立新疆省民主联合政府，联合政府的核心层由亲苏派别组成，领导人为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和较温和的阿合买提江，这表示多数人并不认可激进和分裂做法。
中共为屠杀七万平民的叛乱叫好
在平叛这个分裂中国的“三区叛乱”中，国民党军队4000官兵阵亡，数位国军守将为国土完整战至最后以身殉国，叛匪屠杀约6-7万汉人并建立“东突厥共和国”。
作为苏联傀儡的中共对此次事件评价极高，誉其为“三区革命”。毛泽东曾于1949年8月，给东突头目阿合买提江写信表示感谢，毛在信中赞扬称：“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毛表示，“三区民族军（叛军）在新疆牵制了近十万国民党的军队”（注：那可是在硝烟滚滚的抗日战争时期）。毛还说：“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的奋斗，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1949年12月20日，曾屠杀数万汉族平民的“东突民族军”被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其首领被中共授予少将军衔，于1954年10月7日大部分成为新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部分。
几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惨遭屠杀的同胞已经化为累累白骨，还有几人记得他们的悲惨遭遇？当年保家卫国的国军将士也将陆续故去，还有谁能记住他们为民族和国家作出的贡献？
但中共记得，可与我们记的大不相同，1959年，中共政府拨出专款于伊宁市人民公园（原名斯大林公园）内西侧建立伊犁三区革命烈士陵园，又名新疆三区革命历史纪念馆，以记念那些屠杀中国人的暴徒。
苏联对三区的影响
经过苏联十多年的经营，又有中共的里应外合，苏联对三区的影响十分深远，中共高官邓力群说：没有苏联的帮助，三区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彭国安则说的更为直接：“三区就是苏联打出来的”，三区革命与苏联的联系如此紧密，可以想像三区叛军（它们称民族军）众多官兵与苏联的关系，有未经证实的资料说在新疆和谈成功之前，三区叛军排以上干部均为苏军派遣来的正规军官。
霍斋‧松哈什在他的回忆文章《三区革命武装力量简述》中提到：“作战期间，由苏联而来的俄罗斯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军官是三区革命军军事技术的传播者。
叛军中有大批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根据锡伯族骑兵连成员在90年代的回忆录中提到，新疆和谈成功后，有正式的命令收回部队中所有带有俄文字符标示的武器，代以缴获的国民党武器。张治中回忆录中讲，就在和谈协议签字仪式上，苏联领事馆领事俨然一个太上皇，当着张治中的面直接修改和谈协议条款，从此可见一斑。大批三区叛军将领在三区叛乱成功后陆续返回苏联，如原民族军总指挥鲍里若夫在新疆和谈即将成功前返回；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5军军长的列斯肯在50年代初5军番号被取消前返回苏联。
中共窃国前后，苏联把叛军送给了中国共产党，连同新疆叛乱的匪徒也变成“革命武装”，随后被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叛乱头目成为解放军将领（叛乱头目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和罗志五人先到苏联的阿拉木图，可能是即将前往北平参加会议前向苏联汇报工作。1949年8月27日左右飞机在苏联的伊尔库茨克附近失事，五人全部死亡）。到60年代中苏交恶，中共军队中的原个别叛军将领（如马尔果夫和祖龙‧太也夫）在苏联指使下于1962年率领6万边民逃亡苏俄（苏联在边境放面包，大饥荒中的饥民就过去了）。苏联又在边区制造分裂运动，甚至在哈萨克与乌兹别克设立训练中心，培育维吾尔族特工。
三区叛乱的后患
当年苏联入侵新疆，中共里应外合，屠杀中国人的三区叛乱（革命），延至今日遂酿成“东突”之祸，中共和苏联实则是“东突”的鼻祖。‘三区叛乱’的影响还波及到南疆，蒙古和西藏。
对于中共曾经切齿痛恨的盛世才现在进行较为正面的报导，因为中共目前除需要“高举”民族主义这面旗帜外，中共也需要为目前大肆屠杀新疆人寻找历史“合法性”。
不管是当年叛乱分子杀汉回平民，还是现在由中共自己来杀新疆人。中共都根据它的实用需要变来变去。归根结底，中共要的就是杀人类——这是由共产党的邪恶基因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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