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一年多的“美中贸易战”，前一阵子透露出有望终结的可能，原因之一是中国有影响力的人士愈来愈了解“贸易战是件好事”。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家朱宁就在四月中，对《纽约时报》表示：“在我们绝望的时候，贸易战给了我们希望。”德杰律师事务所(Dechert)北京办事处合伙人陶景洲也对《纽约时报》说：“美国的各种要求可能会逼迫我们不得不推动进一步的改革。”
我们知道，美国川普总统发动“美中贸易战”，主因就在中国对美采取不公平手段，所以要求“公平贸易”。中国有很多保护和不公平政策是众所周知的，中国自己也很清楚，而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宣布“四大开放新政策”，就是公开承认了。在领导人公开承认理亏下，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对美中贸易争议的论调就开始转向，中国新闻审查机构对媒体列出可报导和不可报导的项目原则。为了避免散布恐慌，不得在标题中使用“贸易战”等字眼，似乎有意把舆论由原先杀气腾腾、趾高气扬和全面反击的论调，转成克己且轻描淡写。
之所以会有这种转变，可能是担心激昂舆论热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让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发烧，以致将来一些其实对中国有利的让步，被舆论和人民认为是卖国，甚至引发中共无法压制而要求内除国贼、外御强权的群众运动。
由美国谈判进程的表现来看，并不急逼迫中方尽速达到美方要求，而且很明确透露内容，也没激烈火花。倒是旁观者担心中共“以拖待变”，屡屡提醒川普别重蹈以往政府的覆辙，又被中共戏耍。不过，由迄今的谈判所揭露的内容，都是中方“开放”管制，以及政府对企业放松干预来看，纵然好似挤牙膏似的缓慢，但川普的“结构改革”并未丝毫动摇，且小幅开放所造成的冲击也很缓和。在这期间，中国改革派的言论也逐渐释放出来，而中国经改和中国经济的真相也得以愈见明朗，所谓的“真理愈辩愈明，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差可形容也。
中国1978年底改革开以来，经济开小门十年时已见瓶颈，进一步开放市场就必须释放政治管控力。但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却产生相反方向，共党的管控力不减反增，不但体制性贪腐严重，“经济国家主义”和“新重商主义”更发挥得淋漓尽致。1929年华尔街崩盘引发的全球经济大恐慌或金融风暴，1980年代日本的金融大爆炸，以及1990年台湾金融泡沫破灭等历史事件，又在中国出现，而且规模更为庞大。
简单的说，就是“金钱泛滥”，以致投机炒作赌戏处处，而“供给过剩”所显现出的鬼城幢幢和债务深重，这在自由民主国家早就出现“崩溃”，难怪千禧年之际，“中国即将崩溃”的声音就传了出来。不过，在中共管控遮掩下，将脓疮包了起来，于是“金玉其外”的表面亮丽竟然受到不少所谓“专家”的歌颂，“败絮其中”的脓疮却不断在暗中扩散，不但在中国，还传染扩散到全球。若不赶紧急救将伊于胡底？“全球毁灭”是也！这是危言耸听吗？全球知名的投资家瑞卡兹(James Rickards)，早在2016年就以《到毁灭之路》(The Road to Ruin)作为书名，写出空前的金融风暴恐将人类带往毁灭之路，而暴风中心就在中国。
耶鲁大学博士朱宁也在2016年的《刚性泡沫》这本书中，就对中国经济作了剀切的描述。正如朱宁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指导教授、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罗伯･席勒（Robert Shiller）在该书的序言所说的：“作者论述率直，毫无保留。”将中国经济成长下滑和产能过剩，以及庞大债务这些有识之士早已指出的问题，毫无保留的写了出来，还以日本二十多年前因债务问题，在日本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双重破裂，致经济发展奇迹戛然而止的前车之鉴，期望中国政府缩回干预管制黑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化解刚性泡沫。
他写道：“政府需退出对众多经济、金融、投资领域里的显性和隐性担保，让投资者和企业在享受投资收益的同时，也对自己投资决策所面临的风险负责。”朱宁表示，化解刚性泡沫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成长模式转型的过程。果能如此，当前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债务攀升、国有企业绩效下滑、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和金融风险累积等问题都能得到缓解和化解。
可是三年多来，中共政府都把这些话当耳边风。如今川普的贸易战就是压逼中国市场化、结构改革，与朱宁主张完全契合。其实，与朱宁同样看法的中国学者专家大有人在，这些所谓的改革派，也当然认同川普的做法，甚至视川普为中国经济的救星呢！
对于现今中共在谈判过程竟有意拖延，甚至还出尔反尔，想必这些有识的改革之士会心急不已。不过，求人不如求己，何不自己勇敢一点，再以各种方式、各种管道大声呼求改革，并在中国内部对中国人民讲清楚、说明白，唤醒中国人。如此，在里应外合下，共党退位、自由中国会更快速的来到。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