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人为啥饿不死这组数据震撼外国人》，不仅震撼外国人，连我这个中国人也感觉到那种如遭雷击的震撼。这篇文章是引证或摘录，原作者是一位名叫Janus Dongye的剑桥大学博士。文章说：“眼见方为实。打开你的谷歌地球，从天上看看中国大地上到底在发生什么。西方媒体一般不会报道这些东西。博士先引导围观者来到福建宁德港，并给出一个精确的坐标：东经119°57’45.2″、北纬26°43’02.8″，解释说，这是福建沿海地区。
把谷歌地图放大一点，可以看到海面上漂着上百万个房子和网箱。从浙江到广东，这段1000多英里的海岸线上，你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网箱。那是什么？那是中国的“海鲜农场”。
与其出海捕野生海鲜，不如在同一个地方养海鲜。这样一来花较少的精力就能养出鱼、虾、蟹、龙虾、贝类等，挣的钱还多。中国农民不只海水养殖，任何开阔的水域，水库、河流、湖泊都能养水产品。
想像一下，每个网箱养几十条鱼或螃蟹，加在一起是多大的规模。那中国的海鲜消费量是多少呢？据估计每年全球海鲜消费总量1.44亿吨，中国是最大的海鲜消费国，以6500万吨占全球总量的45%……
接下来，Janus博士举出一系列数字，证明欧盟、日本、美国和印度等国海鲜消费量加起来也比不上中国。岂止比不上，我粗略计算一下，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一半。我还可以补充一个数字：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养殖水产品生产国，其产量占到全球的60%。
——这的确是令人震惊的伟大成就。但对于我这个中国生态环境的长期追踪者来说，这种震惊感来自另一个方面：水污染，几乎所有水域及近海重度污染！——这巨量的养殖水产品敢吃吗？
Janus博士还十分兴奋而愚昧地说“在中国每年消费的6500万吨海鲜里，只有1500万吨是捕捞的，其余5000万吨都来自水产养殖农场。而日本90%的海鲜都来自捕捞。多亏了海鲜养殖，普通中国百姓可以买到便宜的海鲜，日常三餐可以吃得起海鲜。”——他可能真的不知道中国大规模、爆炸性养殖业的发生史之源头是灭绝性捕捞和灾难性的水污染。——近海捕捞业遭到彻底摧毁，只好用铁笼子围起来养。日本90%的海鲜都来自捕捞，不是人家落后，而是一种健康的、正常的可永续发展的渔业。出海捕捞比养殖成本低，中国过去也是出海捕捞。在全世界渔业大国中，中国是唯一的养殖超过捕捞，并完全依赖于养殖的国家。一言以蔽之，这不是伟大成就，这是灾难的结果，灾难的象征。
Janus博士还晒出一张“典型中国家庭的团圆饭”照片，大都是水产品，确实令人馋涎欲滴，但我的理智告诉我，最好别吃，尤其是发育期的青少年。前两年，发生过北京各大超市下架活鱼事件，媒体猜测或许与孔雀石绿有关。孔雀石绿既是染料，也是水产养殖杀真菌、细菌、寄生虫的药物，但孔雀石绿具有高毒素、高残留和致癌、致畸、致突变等副作用，人吃了很危险。因为这种药物高效，便捷又便宜，所以成了水产养殖户的必备法宝。虽然国家明文禁止使用，但仍然阻止不了其泛滥。孔雀石绿还有一种神奇效用，能使半死不活的鱼恢复生机：只要在集装箱里撒一把孔雀石绿，那些经长途运输而奄奄一息的鱼立即变得生龙活虎。这正好迎合了国人爱吃活鱼的喜好，而且这些添加了孔雀石绿的鱼的口感更好。记者在采访天津塘沽区一养殖户时，养殖户表示从不吃过自己养殖的鱼，并称：“你说哪个鱼塘不用药？不用的话，还有活鱼吗？”——这句话需要解释：养殖户之所以大量给鱼塘用药，主要原因是因为水太脏了，鱼得病的几率也大大增加，只能用更多药物来保证不死鱼。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产品出口国，也是全世界动物用药量最大的国家。一位业界人士直言不讳：“庞大的产量背后，是禁药的滥用。”《经济观察报》曾刊登一篇报导，题目是《水产老板：海鲜100%都有抗生素避孕药1周喂2次》接受采访的宫先生说：“只要是海水养殖的鱼类，都有大量抗生素投放，例如多宝鱼、大黄花鱼、黑鱼还有金凋，这些当地人根本不吃。我了解的还没有不加的，100%吧，不加不行啊，赔钱的事谁做，这个算是行规了。”
Janus博士盛赞不已的近海养殖业，不过是中国近海生态灾难深化的一个象征。他激动万分的目光所看到的那些无比壮观的鱼排，本应是星罗棋布的渔船。现在鱼排代替了渔船，是因为中国近海生态已经崩溃了。摧毁中国近海的两大灾难，一是灭绝性捕捞，一是无法遏制的污染。这两大灾难，经媒体反复披露，其实早已广为人知。过度捕捞、灭绝性捕捞也称“酷鱼”，能“酷”到什么程度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东海曾发生过“鳗苗大战”，因鳗鱼苗越来越稀少，价格升至历史最高值。鱼讯一到，渔民与更多的并非渔民的淘金者驾船出海，海面上布满了成千上万的渔船。其场面壮观而疯狂，其结果无需智者预言。短短几年后，鳗苗灭绝，数以万计的渔船望海兴叹。以主要产地江苏省东台市而言，6000艘渔船每天捕不到10000尾，平均每艘船不到1尾半。接下来，不光是“软黄金”鳗鱼苗，所有的鱼都捕捞一绝。使用的网具越来越厉害，有一种“底拖网”，渔民们自嘲是“绝户网”，网口从海面一直张到海底，像扫地那样一遍一遍反复拖，扫荡一切。一位船长对记者说，“舟山近海早就没什么鱼了，甚至整个中国专属经济区也没太多好鱼了，只能偷偷去别国的海域盗捕。”
鱼没有了就捕虾。说是捕虾，其实是电虾。以电网扫荡大海，电流大到能电死人。新型的“电虾船”越造越大，越来越多，电流越来越强。有渔业专家感叹：“威力太大了，把虾子虾孙都给捕了！”谁都明白这种疯狂的后果，但渔民们说：“你不捕，人家捕，你不就是傻瓜了。”“要死就大家一起死吧。”——果不其然，鱼虾绝迹了，渔民也随之绝迹了。在这种情况下，近海养殖业应运诞生，壮观的一眼望不到边的鱼排代替了先前壮观的渔船。
再谈污染。中国几乎所有河流污染并重度污染，再加上海边数不清的排污口，中国近海在劫难逃。有害物质超标，动辄超标几十倍上百倍，甚至能达到上千倍。说超标上千倍，并非吓唬人。辽宁有条入海的五里河，其接纳的污水量大大超过原来的河水量，水质为“劣五类”，其实早已爆表。镉、铅、锌等重金属超标可达国家标准的数千倍。流入大海固然会稀释，但稀释过的海水仍然是毒水，没有任何生物可在其入海口存活。
我在20年前所写的《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一书中，曾有如下评价：“中国近海北起大连南至北海，除了极个别地方，几乎全部海域都受到严重的污染。按照中国国家标准，三类水质为最劣，但中国近岸海水水质以三类和超三类为主。”——按照那时的标准，三类海水已经是污染最严重的水质，所谓“超三类”则是超出了标准制定者当时最大胆的预想。后来情况继续恶化，“超三类”打不住了，1998年又制定了新的标准，增加了一个第“四类”，制定者们的想像力再次遭到摧毁，只好出来个“劣四类”。20年前我曾宣称“我们的海洋正在变成没有渔汛的‘空海’和五毒俱全的‘死海’。”现在灾难更加深重。“鱼讯”是早就谈不上了，鱼已经绝种了。岂止“五毒俱全”，不忍多言了。
几年前，中央电视台在一个新闻节目中曾这样概括：“海洋牧场成海洋墓地，近海捕鱼似大海捞针”。中国已进入魔幻之境。写《百年孤独》何须去拉美，去哥伦比亚？有一位南非鲍鱼专家怀疑中国的鲍鱼养殖产量，觉得一个国家不可能养殖出那麽多的鲍鱼。当他站在福建的大海边，亲眼看到一望无际的养殖鲍鱼的鱼排，大为震惊。在南非，海水养殖业有极高的准入门槛。要兴办一个鲍鱼养殖场，首先要通过严格的环境评估和得到周边社区民众的支持，还要去办理一系列的认证和手续，条件苛严，时间漫长。这位南非专家终于在事实面前低了头，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了句：在中国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陪同他去参观的中国专家后来写了篇文章《鲍鱼产业的‘公地悲剧’该如何解决？》，很有见地。他认为这是一个“公地悲剧”：“反正海域是公用的，成本不高，而治理需要成本，即使我很遵循这一原则，但其他人不遵循的话，事情也是如此，于是乎，我们所说的“公地悲剧”现象是不是就这样在我们的产业中处处可见。
——其实他不必这样过于委婉地问“是不是”。有什么“是不是”的？正是。“公地悲剧”正是现在中国的悲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使用“公地悲剧”这一概念解释中国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简单地说，所谓“公地悲剧”是指公有的资源如森林、草原、河流、海域、大气等等，由于属于公共拥有，每一个人都有使用权，而每一个人都倾向于过度使用，从而造成资源的枯竭。过度砍伐、过度捕捞、高密度养殖、超标排放，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被称为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正如东海渔民所说：“你不捕，人家捕，你不就是傻瓜了。”“要死就大家一起死吧。”
简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掠夺性发展、破坏性增长，都可视为“公地悲剧”。回忆起来，其发韧应该是始于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改那一段不说了，后来又把公有的土地交给私人耕种，却不给土地所有权，造成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这种产权模糊或产权虚置的独特制度，使土地失去了自己的主人，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掠夺性使用和短期内产量疯狂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源与环境的毁灭。
剑桥博士Janus从谷歌地图上所看见、所赞美的浩瀚无际的鱼排，其实是近海污染和灭绝性捕捞这两大灾难叠加的结果，是“公地悲剧”极速蔓延的新一幕。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学会把灾难视为灾难，而不是激情满怀地把灾难宣扬为又一伟大成就？
2019年5月27日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