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子弹，爬过一个男子的头颅，撬开了他的天灵盖。
一群学生，120人1排，共6排，手拉手，排成人墙，跟军队讲道理，被全部射杀。
一辆坦克战车，履带辗过一个男孩的头颅，发出一种古怪声，然后头颅像花儿一样扇形绽开，嵌入了柏油路里。
这些是天安门杀戮中源自学生、目击者、新闻记者的证词。
天安门杀戮，即指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共调遣军队在6月3日晚至4日进行了武力清场。这场为期50天的示威活动以悲剧终结。军队使用了国际禁用的达姆弹，还以运兵装甲车与坦克战车，射杀和辗碎手无寸铁的平民和学生，死难者至少数百至数千人。
这是反人类的军事犯罪，中共比谁都清楚这点。之后的岁月，这个党以政治恐怖和谎言，要将这段血腥记忆从历史中抹掉。
1989年天安门杀戮后，这台浸着鲜血的国家机器，每天都在运转着，在城市，在乡村，在每个人的呼吸里，乃至在其能够触及的地球每个角落。
30年来，中共已“进化”得完美无缺：从全国63万个行政村的村党支部书记，直至中南海的党总书记等大大小小的无数共党官僚，成为了一窝又一窝的巨婴皇帝。年轻女人是他们治国的动力。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亦或他们本身就是法律。他们干的所有事儿，似乎只有这四项：争抢着做皇帝；保住屁股下的位子；压榨人民；防止人民起义。
中共看每个人都像是敌人，架设了至少6亿颗摄像头，平均2人一颗，进行人脸识别、数据整合和网格化追踪，打造了21世纪地球上最大规模的网路虚拟空间和现实社会空间的“双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狱”。每个人均被割裂为原子。
与此同时，中共折辱佛祖、耶稣、孔子等神祇圣贤，视自己为人间惟一的“神”，不仅向世界输出制度、道路、理论、掠夺、腐败等中共病毒，甚至还外销天安门杀戮。没有军警镇压，中共连一天也活不下去。
“天安门杀戮是永远存在的。我们必须不断回望如此大规模的残暴的军事犯罪。”一位曾在北京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目击罹难者的澳大利亚记者写道，“我们需要一遍又一遍地不断讲述和重新发现它。”
刘建当时是一名大学生，19岁。他从1989年4月市民自发悼念胡耀邦起开始拍照，4月27日游行示威、5月13日绝食抗议、5月20日拦截军队入京、5月30日“民主之神”雕塑揭幕，直至6月4日晨在医院停尸房拍到死难者遗体后为止，他几乎完整记录了整个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在政府当局高压整肃后，他藏匿了拍摄的这些胶片。他于2016年移民美国。在惨剧发生30年时，他决定显影这些尘封已久的底片。这些图像诚如他所言，“只是共产党罪证的一小部分”。
在民众血泊中长大的中共，极力抹掉人民记忆，将肮脏的历史洗得闪闪发光。但刘建饱满有力的照片，则代表了他那一代清白无辜的学生向中共射出的复仇之剑。首次面世的照片，让后来者得以再次回望这场交织着眼泪、鲜血、咆哮和死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除了死者，许多活人的生命也留在了1989年。他们跟天安门杀戮有了一种骨肉相连的血缘。
在12,000公里外的法国，一个在天安门腿部中3颗子弹的19岁学生，在子弹于体内肆虐了19年后才将其取出。他自言是活着的中共屠城的“证据”。在遥远的国度，他的职业是推动中国民主化。他在身患重症中四处奔走。在引发学生走上街头的胡耀邦过世的祭日——4月15日，他倒在飞行途中，没留下遗言。外界认为他是天安门杀戮30周年时被中共军队杀害的人。
在仅数十米深圳河之隔的香港，一位曾陪着学生最后从天安门广场撤离的女记者，常在午夜梦回中再度泅入血光泛滥的天安门广场。30年来，她常在惊梦中以泪披面。她认为在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自己和千千万万的民众和学生一直在驻守。“我们从来没有撤离，没有放弃”，她写道，“没有超度，没有死亡。”
在中共心脏的零地带——北京以及其它省市的偏远乡村，那些痛失女儿、儿子、丈夫、父亲的难属们，他们每年都联署致中共公开信，要求公正解决三项诉求：“真相、赔偿、问责。”但她们得到的却是骚扰和监视。30年来，确知的202名死难者的亲属中，已有55人衔恨离世。作为天安门杀戮亡灵的守灵人，她们在30周年清明节的祭文中抱歉地写道：“卅年了，还没有为你们讨回公道，还无法让你们安息，我们无比愧疚。”
这30年间的悲恸和绝望，无字可述，恰似被子弹撬开天灵盖后空空的头颅。一位亲临杀戮场的香港记者抓住了其中的一丝凄凉，这位记者说，他常梦到解放军在开枪，听到子弹出膛声。他不断地回想那些枪声，他哽咽着自问：“那些子弹究竟是往哪里去了？”
是的，那些子弹究竟往哪里去了？
天安门杀戮，最大的悲剧，是成百上千的普通民众和学生被杀死，却永远也不会被记录在案。
还能说什么呢？除了失语，只剩下震耳欲聋的沉默，仍在整日整夜地突围。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