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9年05月11日讯 】截止5月12日汶川地震已过去11年，这场大地震无数家庭造成的伤害至今仍未抚平。古代亦有地震。康熙十八年，北京那场史无前例的8级大地震，令人怵目惊心，其惨况不亚于汶川地震。
如何面对灾难，康熙皇帝是怎么处理的呢，结果出人意料！
据资科统计，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1679年9月2日）中午，京师地区发生了一场强烈地震。
据考证，这次地震的震级达八级，震中在平谷、三河一带，地震波及范围除京城外，还包括周围的河北、山西、陕西、辽宁、山东、 河南六省，共计200余州县。
地震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由于当时技术水平和社会条件的限制，没有确切的统计，官方文书中只是笼统地说“京城倒坏城堞、衙署、民房，死伤人民甚众。”
（《康熙起居注》，第一册，第420页。以下凡引自此书者均只注页码）但在私人著述中，却颇为详细地记录了这次震灾是如何触目惊心。
叶梦珠在《阅世篇》中记载，地震发生时，“声如轰雷，势如涛涌，白昼晦暝，震倒顺承、德胜、海岱、彰仪等门，城垣坍毁无数，自宫殿以及官廨、民居，十倒七八。”“文武职官、命妇死者甚众，士民不可胜纪。”
据顾景星在《白茅堂集》中的描写，“京师大地震，声从西北来，内外城官宦军民死不计其数，大臣重伤，通州、三河尤甚，总河王光裕压死。是日，黄沙冲空，德胜门内涌黄流，天坛旁裂出黑水，古北口山裂。”
董含在《三冈识略》中则称：“七月二十八日巳时初刻，京师地震。自西北起，飞沙扬尘，黑气障空，不见天日。人如坐波浪中，莫不倾跌。未几，四野声如霹雳，鸟兽惊窜。是夜连震三次，平地拆开数丈，德胜门下裂一大沟，水如泉涌。官民震伤不可胜记，至有全家覆没者。”
“内外官民，日则暴处，夜则露宿，不敢入室，状如混沌。”“通州城房坍塌更甚，空中有火光，四面焚烧，哭声震天。”“涿州、良乡等处街道震裂，黑水涌出，高三、四尺。山海关、三河地方平沉为河。”
（以上资料均见贺树德编：《北京地区地震史料》，第176、182、183页）大震过后，余震不断，据“起居注”记载，直到九月十五日（10月19日），仍“地动未息”（第435页）。
面对灾难 康熙皇帝的反应出人意料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康熙皇帝迅速作出了反应。他一方面“发内帑银十万两”，赈恤灾民；一方面号召“官绅富民”捐资助赈。但他最着力进行的，则是亲自带领大小臣工，对朝政得失认真地作一次全面的政治检讨和反思。
他自己首先“兢惕悚惶”，“力图修省”，“于宫中勤思召灾之由，精求弭灾之道”；同时要求臣工们“务期尽除积弊”，“各宜洗涤肺肠，公忠自矢，痛改前非，存心爱民为国。”
（第421页）地震发生后不到四个小时，康熙立即把“内阁、九卿、詹事、科、道满汉各官”召集在一起，并把大学士明珠、李霨等数人召到乾清宫，当面训谕。
严厉批评了某些官员“自被任用以来，家计颇已饶裕，乃全无为国报效之心”，不仅不清廉勤政，反而“愈加贪酷，习以为常”的恶劣行径，并且表明了对这种“奸恶”之人如“不加省改”，一经查出，“国法具在，决不饶恕”的决心。（第421页）。
两天后，康熙帝再一次将“满汉学士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各官”召集到左翼门，着人口传谕旨，宣布了他所思虑的施政上的六方面弊端：
一是，各级官吏“苛派百姓”，“民间易尽之脂膏，尽归贪吏私橐”，使“民生困苦已极”。
二是，“大臣朋比徇私者甚多”。
三是，用兵之时，任意烧杀抢掠，“将良民庐舍焚毁，子女俘获，财物攘取”；
四是，地方官“于民生疾苦，不使上闻”，遇到水旱灾荒，对蠲免、赈济诸事，“苟且侵渔，捏报虚数，以致百姓不沾实惠”。
五是，刑狱不公，积案不办，“使良民久羁囹圄。改造口供，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加之“衙门蠹役，恐吓索诈，致一事而破数家之产”。
六是，王公大臣之家人奴仆，“侵占小民生理”，“干预词讼，肆行非法”（第422页）。
康熙要求大臣们对如何严禁这六种弊政提出具体办法，他特别强调，革除弊政，关键在于高官的率先垂范，因为“大臣廉，则总督、巡抚有所畏惮，不敢枉法以行私，总督、巡抚清正，则属下官吏操守自洁，虽有一二不肖有司，亦必改心易虑，不致大为民害。”
大臣们根据康熙皇帝的旨意，在十天之内拟出了革除上述六种弊政的办法，包括对责任者从“革职拿问”、“永不叙用”到按律“正法”的严厉处罚措施，康帝批准了这个处分办法。
康熙皇帝在上谕中反复强调：“兹者异常地震，尔九卿、大臣各官其意若何？朕每念及，甚为悚惕，岂非皆由朕躬料理机务未当，大小臣工所行不公不法，科道各官不直行参奏，无以仰合天意，以致变生耶？”（第420页）
“顷者，地震示警，实因一切政事不协天心，故召此灾变。”“小民愁怨之气，上干天和，以致召水旱、日食、星变、地震、泉涸之异。”
康熙皇帝这样做，主要是基于“敬天知命”和遵从宇宙中规律的基础上而为的。这里的“天”，即所谓的自然，即是指那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衡定一切的宇宙特性。
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认识，“天象示警”并非仅仅是指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行为出现的后果，更是对执政者治理国家有所缺失发出的警示。
古今当政者，能像康熙皇帝一样向内找自己施政上的原因，勇于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并不多见。特别是在中共窃取政权后，面对中共历次运动对中国民众的惨害，一惯以“伟光正”自居的中共当局，从未表达过“罪己诏”。
（记者文馨报导/责任编辑：李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