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5日，合理合法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秩序井然，“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嘈杂，没有垃圾，更没有人指挥”。法轮功群体展现的素养和道德，令世人耳目一新，是人类文明的典范，因此许多行人驻足惊叹：“中国有希望了！”
一位荷兰记者感慨：“这是一支品德高尚的队伍，他们有神的纪律！”此时，法轮功传出还不到7年，他们学习法轮功最多也才几年，很多只有几个月，甚至才几天,都是来自最普通、平凡的寻常中国老百姓……。
在共产邪灵将中华文明毁灭殆尽的今天，这惊天动地的使人回归文明的神迹，却令魔鬼万分恐惧。这就是被称作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4.25万人和平上访。
人类文明的典范 诉求人的最基本权利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为维护正常的炼功权利，争取合法的修炼环境，针对天津警方非法打、抓45名法轮功学员，干扰和破坏正常的炼功秩序的不公平对待下，自发地到位于北京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局和平上访。
和平理性的上访，仅仅是诉求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尽管中共政权从来就没有真正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给予过中国人民，可是人民为了身心的健康进行自我修养和锻炼的这点自由总该有吧？
无论是中国的《宪法》还是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都无一例外的赋予了人维护自身健康和锻炼身体的权利，这是天经地义的，也从来就是常识。
诉求以最和平、朴素的方式得到解决
据当时参与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石采东回忆，时任总理朱镕基出面后，当天事情很快、很简单就得到了顺利的解决。
石采东回忆道：
朱镕基出来时大概已经得知法轮功学员上访，大声问道：“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你们有宗教信仰自由嘛！” 站在他面前的学员不少是从农村来的，没见过这种场面，大多没有吱声。
“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我们来反映情况。” 人群中有学员回答道。
“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派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朱镕基停了一下，接着说，“我也没法和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谈呀！”
朱镕基让选代表进去反映情况。可是大家都是自觉来的，甚至彼此大多不认识，也从没有想过要选代表。因为平时炼功就是自觉自愿的，想炼就一起炼，没时间就忙自己的事，从来没人登记，也没查过人数，更不用说选代表。
“你们有代表吗？你们谁是代表？” 他又问。
这时，我已到了距离朱镕基不过2米的地方。“朱总理，我可以去。”我首先自告奋勇地从人群中来到他身边。
“还有谁？”朱镕基问。
“我！”
“我！”
“还有我！”……这时大家纷纷举手。学员们个个都想进去反映情况。
“人不能太多。” 朱镕基在站出来的学员中指了我们先站出来的三个人。其实，我们不是推选出的代表，而是毛遂自荐的。
朱镕基转身带着我们朝中南海西门走去。他边走边大声问道：“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
“我们没有看到呀！”我们几个都愕然地回答。
他可能意识到了什么，换了话题说：“我找信访局局长跟你们谈，找副秘书长跟你们谈。”说着转向工作人员，吩咐找人。这时我们已经到了中南海西门警卫传达室前。工作人员示意我们止步，带我们左转进了传达室，而朱镕基进中南海上班去了。
“我们反映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希望天津的公安尽快释放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三是希望有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临走的时候我概括了我们的要求，并把我们带来的几本《转法轮》送给他们，请他们了解法轮功。[1]
下午又进去两个代表，晚上9点达成协议，大家离开，自此，事件已经圆满解决。
北京老右派蒋绥民说，“所以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行为是非常明显的。相对来说，朱镕基做得非常好，江泽民就坏透了”。
人类文明的典范
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来自平凡而普通的人，却有着像“神一般的纪律”，让人佩服，令有心的世人为之肃然起敬。
杨光（化名），1999年4月24日下午到了六里桥。这里是北京西南方向进城的主要通道，也是杨光每次与女朋友约会的必经之路，他说，这里太乱了，很少有人过马路会看红灯。
“不过这些人还真是不一样”，杨光看见很多人排成一队一队的在街上走，他们打扮普通，长相也平常，但是因为特别安静，特别和善，反而显得有些奇异，引起了杨光的好奇心。
“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大概每队都有三四十人吧，站在那儿安安静静等红灯，然后整整齐齐排着队过绿灯，这在中国人里太少见了。我这才开始琢磨，他们是什么人啊？”杨光刚来美国不久，他说在国内闯红灯到现在都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
杨光已经记不清那是附近哪条街了，他逛着逛着，突然就看见“好多人哪，有靠墙根儿站着的，也有蹲着的，远看好像是游客玩儿累了在那儿休息，可是仔细看又不像”，杨光想起来，他们和昨天在六里桥看见的那群人一样朴实安静，互相之间不怎么说话，而且看得出来，他们在尽量不去打扰别人。
杨光没有想到，自己无意中成为一段历史的光荣见证者。他瞥见的，是20世纪末中国大陆最平静也最令人震撼的一幕——“4.25事件”曾经震惊中外并载入人类史册。[2]
当天，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秩序井然，“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嘈杂，没有垃圾，更没有人指挥”。法轮功群体展现的素养和道德，令世人耳目一新，这简直就是人类文明的典范，因此许多行人驻足惊叹：“中国有希望了！”
魔鬼的阴谋
通过回顾和梳理可以看出。罗干当时是挑起事件的主谋，其连襟何祚庥发表文章挑起事端，而江泽民则是他们的靠山。何祚庥发表文章，造成的后果，正是江罗所希望的；罗干调派员警，指使天津政府将法轮功学员推至中南海，也正是他们的目的。江泽民凭借法轮功学员万人大上访这起事件，应用造谣、污蔑、陷害以及各种酷刑，对法轮功进行了长达二十年，而且仍在继续的血腥迫害。
密谋取缔法轮功
1997年初，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进行了一场调查，意在罗织罪名取缔法轮功。在各地做出“尚未发现任何问题”的结论后，罗干于1998年7月又通过中国公安部一局（也称政治保卫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然后再让全国各地公安部门进行系统性“卧底调查”、搜集证据。调查结果依然一无所获。
1998年5月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播放何祚庥对法轮功的诽谤言论。节目一播出，立时受到学员抵制。很多人都知道何祚庥的底细，因与罗干的连襟关系，当上了中科院院士，而在学术上毫无建树。何祚庥对法轮功的攻击，所用的例子和法轮功没有关系，是指鹿为马，栽赃陷害。6月2日，北京电视台播放了一个正面表现法轮功学员在公园炼功的场面，表示认错。[3]
在事实面前，罗干几次企图取缔法轮功的密谋均未能得逞。
挑起事端
从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员就在法轮功中卧底，但未发现任何问题，甚至许多卧底的人也炼起了法轮功。
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诋毁法轮功，违背对气功的“不宣传、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在思想领域无端批判法轮功。一个月后，新闻出版署内部发文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而在这一年，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被《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评为全国十大畅销书。
何祚庥，一个中共安插在科学界专为中共政治斗争服务的笔杆子。热衷于吹捧“自然科学的阶级性”，控制论被他说成是企图用“纯技术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现象，从而掩盖了资产阶级社会腐朽没落的根本原因”；爱因斯坦被他说成是“自然科学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2001年他甚至提出“量子力学的规律符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精神”的观点，让科学界贻笑大方。
罗干一直寻找机会打击法轮功并向江泽民邀功请赏。科痞何祚庥与其密谋，并于1999年4月11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发表文章，以捏造的事实恶毒攻击、诬蔑法轮功，再次引述1998年在北京电视台用过的不实的例子诽谤法轮功，最终挑起事端，并成为“4.25”中南海大上访的直接导火索。
引导去北京上访[4]
天津法轮功学员于4月18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当时何祚庥所在的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的法轮功学员都认为那篇文章蓄意歪曲事实，荒谬之极，误导读者，有导师和博士共几十人联名给编辑部写信陈述实情。
当出版社方面了解事实后，正准备发声明更正之际，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动防暴警察300多名，在驱散自发前往编辑部澄清事实的法轮功学员时大打出手，导致多人流血受伤，并抓捕了45人。
法轮功学员要求放人，天津市政府说公安部介入了，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他们不能放人。天津市政府统一口径：“你们去北京反映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当时在派出所里警察对抓进去的法轮功学员做笔录讯问：“你们怎么不去中南海？”学员：“去中南海干什么？”警察说：“你们敢去吗？”据当时被抓进派出所的学员说，他们都被反复问：“你们怎么不去中南海？”
“天津抓的人，得去北京要”，这是天津当局给法轮功学员的“建议”。放不放人，由北京说了算，天津解决不了问题。事后很快发现，这正是江泽民、罗干一伙设下的圈套。他们有意把法轮功学员往北京引，去北京要人，提诉求。北京能接待受理法轮功学员投诉的部门只有国务院信访办，位于北京府右街的国家信访局，那里紧邻中南海。来自北京的授意，不但把法轮功学员引去北京，还引向中南海，到那里去解决问题，这为日后“围攻中南海”设下圈套。
天津防暴员警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发生在23日晚间，并且，当法轮功学员到天津市政府上访时，拖至第二天凌晨一点多钟，才来了几个官员，一个穿警服的说：“我们这里没有许可权解决问题，你们如果想解决问题，那就去中南海。”并说，北京公安部介入这个事件，“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就这样，法轮功学员被他们动员去了北京。
制造镇压理由
法轮功学员反映情况只能去国务院信访办，这是常识。中共的信访办就在府右街，离中南海大门很近，同在一个街道内。当法轮功学员陆续赶到时，有所准备的公安便有意领着法轮功学员站到了中南海的院墙外。
按理说，不要说法轮功学员，就是任何一个中国公民，他站到哪里还有什么规定吗？中南海的围墙外也没有规定不让人站啊，更何况那是警察引导的，作为一个反映情况的公民听从这样的引导是应该的啊。可是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被引导着站在了中南海的围墙外，所以事后中共便栽赃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
那么，这是“围攻”吗？如果真的有群众“围攻”中南海的话，中共的警察就不对中南海进行保卫吗？按照中共的本性，它不开枪才怪呢。中共建政几十年来谁听说过“围攻”中南海？说法轮功学员“围攻”了，人们自然要问，这些人使用的是什么武器？中南海的围墙是不是因“围攻”在围墙上留下了些许痕迹，甚至在中南海内找到过一块扔进去的砖头？如果都没有的话，这肯定不是“围攻”。要是硬说成是“围攻”，只能说这是恶意的栽赃。
许多参与过大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在追述时大都写道，当时，法轮功学员是由员警带着队从信访办那条街，走到了一路之隔的马路对面的中南海围墙外。法轮功学员都很自觉，站在路边，不影响交通，连盲道都让了出来。至今我们见不到中共员警站出来解释为何那样不约而同地引领法轮功学员站到中南海周围。当然，国务院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门口附近，法轮功学员反映情况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共领导看一看法轮功学员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其实即使是他们主动站在中南海周围又能说明什么呢？这其实不是什么问题，可是中共事后却据此栽赃说法轮功围攻中南海。
更有甚者，他们一直在密谋制造“法轮功香山集体大自杀”事件，为的是为镇压制造更进一步的理由。
有关这个香山集体大自杀的谣言，后经多方消息证实，首先由中央办公厅发出的，称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将在香山集体自杀，并将此消息通过海外媒体传出，然后通过片警、便衣、特务向法轮功学员散布去香山集体活动的资讯。对此我们可以作一点简要回顾。罗干两次派公安调查法轮功，期间便参杂着大量的特务。就包括4.25当天，也都有特务在活动。
罗干深信，凭他手中的权力，特别是特务的暗中作祟，制造谣言诱使法轮功学员前往香山参加所谓的活动，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法轮功学员有一部分去了香山，其制造集体自杀的场面就会实现。因为他们在造谣的同时，已在香山调集部队，潜伏荷枪实弹的武警了。只要制造出“集体自杀”或“集体自杀未遂”的现场，就能掀起更大范围的诬陷与镇压。但是偏偏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前去香山，江、罗的臆想再次落空。
于是，在没有任何把柄可抓的情况下，就单单凭借一个纯粹表达法轮功学员自己意愿的上访，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构陷与打压。
然而两个多月后，江泽民以“4.25围攻中南海”为借口，对法轮功发动了7.20镇压，开始了20年的残酷迫害。(待续)
[1] 选自：《纽约4‧25集会现场 石采东发言全文》
[2] 选自：《不会闯红灯的人，怎么会“围攻”？》
[3] 选自：《4.25事件之前 中共鲜为人知的阴谋》
[4] 选自：《4.25事件之前 中共鲜为人知的阴谋》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