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回忆录
近期，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之后，另一清华大学教授吕嘉再次因言获罪。一名清华大学学生向校纪委上交了一封名为《雾霾天气可能缓解》的举报信。举报者认为吕嘉“鼓吹宗教文化”涉嫌“反党违宪”，并且他“热切盼望上级机关尽快对吕嘉老师进行监督检查，逐步扫除思政课上的牛鬼蛇神。”
学生以“扫除牛鬼蛇神”“扫除毒草”为名举报老师并以此为豪，这一现象让人不禁想起了“告密风”盛行的文革时期。现在的中国学生就如同21世纪的红卫兵。
中共“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一场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期间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文革本是中共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却演变成了一场“全民运动”。因其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文革被人们称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文革带来的灾难，不仅是数百万人的丧生，中国经济的崩溃，更严重的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彻底破坏。文革摧毁了中华民族维护道德的基石，导致了中国社会道德的大沦丧，一直影响到今天，这才是文革真正可怕之处。在中共的教唆下，人们疯狂的破四旧、砸寺院、毁道观、推佛像、烧古籍，无数珍贵文物、艺术精品、典籍史料被付之一炬，无数古迹被毁灭的无影无踪，死人的坟墓都没被放过。文革是中国人人性恶的一面的一次集体大爆发。在中共党文化斗争哲学的邪恶推手下，人们失去了传统道德和良知理性的约束，人性被扭曲。同时中共运用各种宣传手段—红袖章、红标语、红海洋、忠字舞、大喇叭、大字报等等，鼓动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无所顾忌的干着一切坏事。全民疯狂、全民犯罪，人人推波助澜。多部文革回忆录记载，那时中国人极端的思想和行为触目惊心，那种完全疯狂的表现是有正常思维的人不可想像的：中共治下的世界礼仪之邦的中国人能够被扭曲到这种程度。
据史料记载，红卫兵曾是毛泽东推行文革的主力。毛泽东利用人民对他的盲目崇拜，向政治对手示威，欲从精神上压垮对方，然后任意宰割。毛泽东利用谎言和欺骗，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然后驱使人民，为其个人邪恶目地卖命。
毛泽东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声，接受红卫兵的朝奉，频频挥手，发出了一道指令：“揪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中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红卫兵”领取毛泽东的旨意后，奔赴全国各地，以狂热的革命热情，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这些昨日课堂里谦恭的学生，家长膝下温顺的孩子，转眼间就变成了无恶不作的暴徒。他们揪走资派，斗地富反坏右，破四旧，干得兴高采烈，得心应手。他们可以把昔日的老师用皮鞭抽死，把无辜的人关在黑屋里饿死；在所谓的地主婆身上跳忠字舞，将她们活活的踩死；将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活活摔死、砍死……他们做着这一切最邪恶的事情，没有一丝不安和愧疚，反而认为这一切都是最正义的，是革命行动。他们从中共邪恶的教唆中为自己的罪行找依据，寻安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衣，不是温良恭俭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革命事业的犯罪”，因此而心安理得。他们把自己的犯罪理解为革命行为，是革命性的表现，因此争先恐后，谁最残忍就是最革命。革命本来就是杀人的代名词，这件最恐怖的事情，在中共的宣传中，却变成了一件最崇高、正义、富有诗意的事情，也成了这些年轻人最向往憧憬的理想。在中共党文化灌输下长大的年轻人，用中共的标准来衡量一切，间接沦落为中共的杀人工具，反而认为自己最聪明、最正确，是正义的。他们认为人性是资产阶级思想，是软弱的表现，他们要的是最彻底的革命性。
但是这些红卫兵们很快就自食其果，受到了惩罚遭到了报应。
在打倒了走资派，斗垮了地、富、反、坏、右，砸烂了四旧后，这些造反派失去了斗争目标。于是，他们开始了内讧。为了争权夺利，“保卫胜利果实”；也为了标榜自己是最正确、最革命的团体，各个造反派组织大打出手，开始了一场大混战，“文攻武卫”，全面武斗，其残酷和惨烈不亚于国共内战。在持续近三年的武斗中，多少人丧生？官方至今仍讳莫如深。有学者估算武斗死者约有二至三百万人，其中最少有50万是红卫兵造反派。这些初出茅庐的红卫兵死的毫无价值，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存在。
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把他自己最大的对手刘少奇打倒了，在其把刘少奇的势力、所谓的走资派全部清洗后，这些红卫兵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反而成了毛的包袱。在武斗渐渐平息后，毛泽东又下令关押了一些红卫兵头头，将红卫兵组织解散了。他们砸烂了学校，上不成学了；捣毁了工厂，也无工可做。毛泽东又开始号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毛将这些年轻人驱逐到了农村、边疆。他们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知青”，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又怀着满腔热情，改天换地的壮志去了，在现实面前很快被碰的一鼻子灰。艰苦的生活，枯燥的劳动，陌生的环境，渺茫的前途，不可测的命运，使他们沸腾的热血渐渐冷却，将他们的豪情壮志消磨的无影无踪。“返城”成为他们的唯一希望和目标。
毛泽东死后，毛的路线被清算，被毛打倒的走资派纷纷复辟。这些造反派又成了老干部复仇的对象，造反派头头有的被关押判刑，有的被开除放逐，有的被打入黑名单。
被放逐农村的青年们，历经种种周折返乡后却发现自己完全成了社会的边缘人，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户口。文革后虽然高考被恢复，可是他们在求学的年代，忙于闹革命，没有受到最起码的教育，名为知识青年，其实比文盲高不了多少。能够榜上有名的，只是极少数的幸运儿。到了中晚年，他们又遇到了下岗潮，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他们真正成了失落的一代，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社会底层，终身潦倒。
看当今中国，这些21世纪红卫兵们的心态和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先辈们的是何等的相似。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不自觉地用中共灌输的观点去看问题，从而丧失了正确的判断能力；他们共同的悲哀就是被中共利用而不自知，反而自以为是。中共现在不讲革命了，它又选择了一个听起来更高尚动听的词–“爱国”。中共以爱国之名，轻易的将当代年轻人们煽动起来，又利用他们的爱国热情攻击那些反对中共的正义敢言人士。但是，什么是爱国？怎样是爱国？
其实，用理性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中共所谓的爱国，其实是爱党。中共诬蔑在海外的反对者都是反华势力、卖国者。殊不知，中共是苏联人组建的，早年是完全受苏联的遥控指挥，它们的领袖骨干，像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人物，在苏联都受过专门的政变训练，中共才是真正的卖国者。那些反对共产党黑暗专制腐败统治的正义之士，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不知道这些红卫兵先辈们的命运是否会对中国当今年轻的以爱国之名学生们有所启示。现在是时候清醒过来，不要再受中共的愚弄欺骗。
大陆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曾有人说，由于全社会对文革缺乏反思，更谈不上从中吸取教训，所以历史才会重演，89年“六四”屠杀学生，99年镇压法轮功，到当今的大批关押新疆维族人，都是文革的再现。中国人永远不应忘记文革这场空前的大灾难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惨痛浩劫和深重巨创，年轻的一代也应该更多了解文革时期发生的一切。
现在再回顾文革这段历史，当今人们最想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各种研究数字与中共官方数字均表明文革中至少数百万人被迫害致死，而中共元老叶剑英曾在内部会议中透露，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千万人。
据《邓小平文选》记载，1980年8月21至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两次接受世界著名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法拉奇曾经采访过全世界卸任、在任国家元首200多人。法拉奇问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邓小平回答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邓小平还举了一个经典冤案：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康生当面指定为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长谢富治把赵健民当场抓起来，投入大牢。仅赵健民的一案就共牵连了138万多人，打死了1万7千多人，6万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打死了1,493人，打残了9,661人。
中共文革究竟死了多少人？这或许是个永恒的不解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