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陆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汉字简化，有两点需要检讨”：
其一、“没有确定现代通用汉字的字量”；“出现了该简化的汉字没有简化，不必简化的汉字被大量简化的怪事”；“很多常用汉字，比如：餐、藏、貌、翻、臀、蠢、罐、警、……，仍然笔划繁多”；“很多罕用字、冷僻字，比如：团（团）、粜（粜）、疖（疖）、滗（滗）、笾（笾）、飔（飔）、……又都被简化”。其二、“不重视类推原则”，即不“按原则类推，将相同的繁体偏旁，一律替换为相同的简体偏旁”。“比如，沟、构、购，按照‘冓→勾’原则，被简化成沟、构、购。讲，却另采‘冓→井’原则，被简化成了讲；媾、篝等字，又完全不简化”；还有繁体部件“昜”，也“弄出了三种简体部件，分别是：杨→杨、阳→阳、伤→伤”；繁体部件“登”弄出的三种简体部件“分别是证→证、邓→邓、灯→灯”；“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仅从上述两点就不难看出，非要将汉字简化的决定似乎是临时起意，且毫无原则，只是为了达到“简化”的目的而已。然而，中华文字源远流长，几千年来都没有哪个君王因嫌其繁琐，而要去刻意改变汉字的结构与字形。
尽管“自唐宋而下，汉字在使用过程中自发出现了大量的简体字”，但这种现象也是由追求“表意的准确”而产生；随其出现的还有“汉字数量的增加”。比如“云”字，被大量用于“孔子云”、“孟子云”时，古人就会再造出另一个“云”字，以示区别。这与上世纪50年代，片面追求“缩减汉字总量”，让“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的出发点是截然不同的。
要改动流传千年的汉字，却既无计划、又无章法，改后也“出现了很大的混乱”；如此荒诞决非因中共党魁毛的一时脑热所致，此举背后必然隐藏着更深刻的原因。对此，《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一书已有章节指出，“推行简化字，是中共消灭中华文化总计划的一部分”。
中共窃取政权后，第一任党魁毛泽东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让传统汉字“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尽管“用拼音写出来的文章，谁也看不懂”，短期内无法做到“用拼音文字取代传统汉字”，但毛仍然心有不甘，于是“先从破坏正体汉字着手，将其简化变形”。毛执意而为的意图有三：一是“让人看不懂古籍，斩断中华传统文化”；二是“与使用正体字的港澳台地区的交流出现障碍，使人们无法获得正确资讯”；三是“便于灌输党文化，为独尊马列扫清道路，从而把中华儿女变成‘马列子孙’，并达到消灭中华民族的目的”。
今天的中国不正是如此吗？长期被灌输了党文化的“广大大陆民众不认识正体字，只知马列毛语录，只知共产党，不知中国历代还有许多至圣先贤，不知中华文化的精髓为何物”。“看不懂49年以前的出版物及港澳台的出版物，更不能阅读古籍经典”的中国人，也“就只能变成‘马列子孙’了”。
被烙上了“马列子孙”印记的中国人或许还未意识到，当“马列子孙”到底有啥不好。他们还未认清，马、列到底何许人也。前者是在宗教信仰中魔变，诅咒神，接着萌生出“幽灵”思想，即共产主义，且行为乱伦的卑劣之徒；而后者更是集邪恶之大成，主动成为实施暴力、大面积制造杀戮的急先锋。试想，要追随这样的两个人，首先就得让自己“魔性大发”。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觉得“其乐无穷”的毛就具足了当马列接班人所需的全部邪性。毛若不是魔性大发，又怎会将全世界都罕见的、弥足珍贵的表意文字“改造”的面目全非？毛若不是“幽灵”附体，又怎会容不下远古华夏如神一般存在的“异人”所创造的文字？
早有古书记载，仓颉本就是“一个龙岩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的异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云，仓颉是“黄帝史官”，“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春秋纬元命苞》云，仓颉“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这样的“异人”，还不能把他称之为“神”吗？他既是“黄帝史官”，黄帝必更有神力，更是当之无愧的神了。而中国人既是炎黄子孙，又是神的子民，又何必让自己沦落为“幽灵”的后裔呢？
如今，大陆学者检讨汉字简化，似乎在尝试揭开历史的一角。而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似乎更应该翻开整个华夏五千年历史的过往，去了解中华神州上曾经由神缔造的神传文化。若要查阅古籍，追根溯源，就非得读懂神传汉字不可了。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