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抗战时毒杀日外交官 英雄难逃中共毒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日本总领馆两日本人毙命

1937年7月，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其后占领上海、南京。1938年3月，曾任北洋政府参议院秘书长、京畿卫戍总司令部秘书长、执政府秘书长等要职的梁鸿志，在日本的扶持下，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自封“行政院长”。该伪政权下辖苏、浙、皖三省及宁、沪两个特别市，并利用汉奸组织“大民会”进行大量投敌卖国的活动。

此时，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正与日军鏖战。为了打击日军，国民党军统组织利用在日本领馆工作的特工詹长麟、詹长炳，在日总领事欢迎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到南京视察而举办的宴会上，在酒内投毒，导致日本领事馆两名书记员因中毒过深很快身亡，部分人直到次日仍昏迷不醒，其他人经过救治得以脱险。

2008年出版的《军统特务活动史》中称：“酒宴上顿时大乱，人人都舌头麻木，表情痴呆，不同程度地中了毒。只可惜日本几个主要官员饮酒不多没有毙命，三浦大佐、宫下、船山都一命呜呼，而汉奸头目们因在日本领事馆不敢放肆吃喝，逃避了惩罚，汉奸梁鸿志、温宗尧、高冠吾等皆中毒后获救未死。”但更多的报导坚持死了两个人，詹长麟、王高科等生前回忆此事时也说是死了两个日本人。

此事震惊了南京，也震惊了日本朝野。日本方面前后抓捕了近千中国人，严刑拷打，以期找到下毒之人。最终他们发现领馆内跑了两个中国仆役詹长麟、詹长炳，这才开始张贴布告，四下捉拿。

报效国家  加入军统

“南京毒酒案”中的关键人物詹长麟，1913年出生于南京，15岁时参加了蒋介石的“御林军”国府警卫师，在师长俞济时手下做勤务兵。1932年参加“一·二八”松沪抗战。期间，因母亲生病，詹长麟请假回家探母，其后，为照顾家人，没有再返回部队，在家靠织绸缎谋生。

1934年，21岁的詹长麟被介绍到日本驻南京总领馆当仆人。他原本并不想为日本人服务，但为生活所迫，而且日本人给出的薪金很高，所以就同意试试。当时日本人招用的条件有四个：第一，不会说日语，不认识日文（防止做间谍）；第二，有至亲在南京（等于人质在手）；第三，诚实老实，手脚勤快；第四，相貌端正。经过日本人的面试，詹长麟被录用。

据詹长麟生前回忆，他到使馆才“干了十天半个月”，就有人到家中找他，并被秘密带到一个地方，由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组长赵世瑞与其交谈。詹长麟这才知道，介绍自己进入日领馆的王高科是军统特务，而让自己进入领馆的目的是为刺探情报。交谈过后，詹长麟同意加入军统，成为军统南京区的65号情报员，化名袁露。此后，军统利用各种闲杂时间对其进行了培训，教他怎么偷拆信件，如何交接情报，如何用明矾写密信等。

从此，詹长麟开始注意日本领事馆的动向和总领事的活动，搜集信件，回家后，用明矾水在白纸上写下来，待水干后字迹隐去。他的母亲每天把情报插在大门口的关公像后，等人取走，并接受新的指示。

由于詹长麟在日领馆办事妥帖，非常勤快，在他的介绍下，他的哥哥詹长炳也来到日本总领馆工作，其后也被军统发展为特工。

两次立功

 在南京毒酒案前，詹长麟就已经立下了大功，即帮助国民党找到了失踪的藏本。藏本全名藏本英明，朝鲜人，时任日本总领馆副领事。日本总领事须磨指令其偷偷地潜入紫金山自杀，以便诬称“中国特工绑架并杀害日本外交人员”，进行战争讹诈。可惜，有妻有儿的藏本英明偷偷在紫金山上找了个山洞躲了起来。而詹长麟因目睹了藏本上车前往的方向，得以告知军统。其上司赵世瑞带人找了三天三夜，终于找到了藏本，粉碎了日本方面的阴谋。赵世瑞因此被提拔为少将。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总领馆人员撤退。日本人给詹氏兄弟留下了一个“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白色袖章，让他们看管日本领事馆，保护日本领事馆财产。南京大屠杀期间，詹长麟目睹了日军的诸多暴行，在统计之后，上报给上级。

日本人占领南京后，领馆人员再次回来办公，詹氏兄弟也照旧工作。1939年6月初，詹长麟在书记官船山的房间里打扫卫生，无意间看到了一封信件。他当即照抄下来，汇报给上级，翻译后发现，此信提供了一个重大情报，即日本外务省清水留三郎次长及其随员三重将前来视察，日本总领事崛公一打算为其举办宴会，并请大批在华的日本军官以及伪“维新政府”的头面人物作为陪客。

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日伪政权，军统决定实施一次投毒行动，詹长麟为主要实施者，詹长炳配合。

宴会前一天，日领事馆购买了一批绍兴黄酒，由詹长麟负责将其从酒坛中分灌进酒瓶中。为了投毒万无一失，他在开宴前才将毒粉倒入酒中，并晃匀，倒入酒杯。在看到毒酒被喝下后，他借口去医院离开了领馆，骑上自行车，来到江边，与哥哥会合后，赶到了长江边上的燕子矶，在其他军统人员的护送下，前往江北，脱离了险境。

为了防止日伪当局伤及无辜的中国人，南京的军统地下情报组织以詹长炳、詹长麟兄弟的名义，专门写了一封信，寄给日本总领事馆的公使兼总领事，说明投毒案的真相，承担一切责任，并表明他们这次采取投毒行动并非出于个人私怨，而是出于对日本侵华暴行的国仇家恨。信中还写道，他们兄弟俩已经到了上海，即将去香港。日伪政权马上在上海和香港派人搜捕，但仍一无所获。

事实上，在军统的帮助下，詹氏兄弟躲在江北的农村，十分安全。当时重庆《中央日报》的连续报导，也没有吐露真相，就是为了迷惑日军。

因生意未去台湾

詹氏兄弟在江北六合乡村一家躲避了一个时期后，与全家人开始过起来流亡的生活，6年走过浙、闽、湘三省，历经磨难，终于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了南京。

1946年，国民政府奖励詹长麟5万元法币的奖金，还颁发了一尊银盾，上刻有“抗日有功，杀敌可嘉”字样。詹长麟用这笔钱买了一块地，盖了一栋三层楼，其中“中和旅馆”占楼一半，由其经营。旅馆有电灯电话，甚至还有冰箱，生意很好。此后军统未给他安排工作，但让他在苏州中央军官训练队“挂了个上尉头衔”，他每月坐火车去苏州领一次薪水。

1949年中共占据南京前夕，詹长麟过去的上级、时任保密局外事组组长的赵世瑞找到他，要他一起去台湾。因为旅馆生意好，詹长麟未舍得离开。他的人生也从此改变。

中共治下詹氏兄弟的噩梦

中共建立政权后，发起了一个又一个运动，以清除各方面阻碍中共极权统治的力量。1950年，在中共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詹长麟与哥哥詹长炳同时被抓，詹长炳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詹长麟因“坦白交代”和未参与军统实际工作，未被判刑，得以继续经营旅馆。但这不过是顾忌影响，中共所施的伎俩。

1956年，在中共推出的“三大改造”运动中，詹长麟的旅馆被“公私合营”，他只能靠工资生活。文革爆发后，他又被红卫兵抄家，当时詹妻吓得将箱底丈夫唯一相片烧掉。作为“四类分子”，詹长麟被勒令去扫马路，接受再教育。文革后他被中共“平反”，可是一切都回不到从前。2008年10月他在南京去世，享年95岁。

而介绍詹长麟进入日领馆的王高科，1958年因包庇“反革命”（指1950年对詹长炳等“潜伏”情况隐瞒不报）被判管制三年，其实一直管制到文革期间遣送农村。文革后，南京法院认定其任军统特务期间“主要搜集日本人情报，没有发现反人民的罪恶”，所以撤销了原判。1993年，王高科去世，享年78岁。

结语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009年，中共南京市政府隆重表彰“30位为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詹长麟获选，这是1949年以来，南京官方首次正式确认当年“金陵毒酒案”当事人的英雄地位，而这大概也是为了掩盖其当年对英雄的迫害行为吧。而中共对詹氏兄弟的迫害，不过是其残害国民党有功人员的冰山一角。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