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9年03月27日讯】上周五（22日），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提出通俄门调查报告。美媒分析，该报告突显一件事，奥巴马欠美国民众一个交待：他的政府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是否滥用权力对付共和党阵营。
《华尔街日报》副主编詹姆斯・弗里曼（James Freeman）25日发表专文指出，穆勒报告突显了一个事实，即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执政的奥巴马政府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将联邦政府的监督权力用于对付没有实权的政党（共和党）。
弗里曼推测，这个历史性的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应该是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批准。然而，在通俄门调查中，几乎没有人提及奥巴马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现在到了奥巴马亲口说出来的时候，告诉大众他的政党（民主党）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暗中监视川普（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内幕。
无独有偶，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25日发推文说，“该是调查奥巴马官员编造和传播俄罗斯阴谋骗局的时候了！”
弗里曼在专文中写道，如果奥巴马真的听取了司法部所做的关于窃听川普竞选团队计划的简报，那么很难相信奥巴马当时会对这件事情（是否涉及侵权）完全不感兴趣，因为奥巴马早期在伊利诺伊州竞选参议员席位时，即积极主张应防止联邦政府滥用监视权力。
弗里曼在文中引述《芝加哥论坛报》于2004年9月的一则报导说，当时的候选人奥巴马攻击有争议的《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指这个法案在对抗恐怖主义方面侵犯了美国公民自由。
奥巴马当时主张应废除该法案的若干条款，因为他认为这些条款未能在保卫国土安全及保护公民自由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他说，该法案无法保护公民的隐私，从而“严重侵蚀了我们国家伟大的核心理念”。
“我们民主的基石是，行政部门过度积极及过当的行动，应受到挑战。”奥巴马说。
弗里曼认为，现在应该让这位主张要捍卫公民权利的律师（奥巴马），站出来解释他的政府采取这些过度积极及过当行动的原因。如果奥巴马是事前不知情，事后才知道窃听之事，那么也应该告诉大众，他是什么时候知道此事及如何回应。
在专文中，弗里曼引述2017年4月的一则报导写道：“显而易见的是，奥巴马从未真正相信有关川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与俄罗斯共谋的指控，而这项指控现在已是声名狼藉。”
2017年4月，“政治”（Politico）新闻网发表评论文章说，2017年1月底，奥巴马在卸任后首次打破沉默，通过发言人发表一份声明批评川普总统。然而，他批评的是川普的移民政策，并不是揭露川普及其阵营的“（通俄）大阴谋”。
该文指出：“奥巴马及其助手原本期待在某个时间点攻击川普总统，未料到会这么快就发生。现在他们正在试图针对某些需要回应的问题上，找到适当的平衡点。”
“奥巴马（卸任后）在加勒比海度假胜地，一直关注华盛顿的消息，以及全美各地抗议川普（移民令）的活动。”文章补充说。
该“政治”新闻分析说，如果一位曾享有独一无二情报信息的前任总统，真的相信美国已被俄罗斯的一些阴谋所控制，那么当他躺在海滩上思索如何批评继任者并且也打算这么做时，难道想到的只是移民政策，而不是俄罗斯试图影响美国政局。
根据该“政治”新闻的分析，弗里曼在文章中写道，如果奥巴马从未相信川普阵营的“勾结阴谋论”，那么他为什么支持或允许使用联邦监视工具，对抗没有权力的川普竞选团队；而且这样的做法，曾是奥巴马极力反对，称之为是直接威胁民主进程、美国伟大核心理念的手段。
弗里曼总结说，奥巴马欠美国一个交待，他的政府是否滥权监督川普的竞选活动。
2018年2月2日，在川普总统的同意下，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开主席德文・努内斯（Devin Nunes）撰写的通俄门调查备忘录。
该备忘录说，2016年10月21日，在总统大选期间，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依据《外国情报监听法》（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简称FISA），向外国情报监听法庭（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简称FISC）申请手令，监听川普团队外交事务顾问佩吉（Carter Page）的对外通讯。奥巴马政府总计申请四次，监听工作持续了大约一年的时间。
然而，奥巴马政府申请监听手令时提出的佐证资料是英国前情报官员克里斯多弗・斯蒂尔（Christopher Steele）撰写抹黑川普通俄的一份文件（以下称斯蒂尔档案）。
备忘录说，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在四次的申请中，不仅未查证斯蒂尔档案的真实性，而且隐瞒关键事实，包括斯蒂尔档案的幕后赞助者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及希拉里竞选团队，赞助金额总计为16万美元，以及斯蒂尔本人和FBI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等。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