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9年03月09日讯】【热点互动】中共两会空前焦虑 “70年大限”成心腹大患？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是3月8日星期五。
中共年度两会正在进行，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开篇就宣称面临“多年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报告中更是24次提到了“风险”；外界也关注到，今年也是89“六四”等众多敏感事件的整数周年，这也让“逢九必乱”和“极权统治70年大限”等说法再次成为热点。
那么中共到底面临着哪些危机？“70年大限”之说，是伪命题还是有所根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来讨论相关的话题。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先生，您好。
唐靖远：主持人好，大家好。
主持人：另一位是通过Skype和我们连线的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习教授谢田教授，您好。
谢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的，欢迎两位。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看一段新闻短片。
中共人大和政协“两会” ，分别在3月3日和5日召开，两会前夕，北京当局加大力度抓捕访民，各地持续有维权人士、异议人士遭到非法拘禁、威胁和监控。
北京的安保措施也空前严厉 ，为“确保领导安全” ，两会代表驻地附近居民楼的临街窗户都不能打开。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发表政府工作报告，只字不提备受关注的国防预算，和俗称“维稳费”的公共安全预算。这些数字，外界只能从财政部的预算报告中得知：国防支出预算为1.1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幅度为7.5%，较去年的8.1%要低；而维稳费预算接近1,800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增长了5.6%。
大陆访民蔡先生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当局近年来大力管控网络言论，又把访民的上访定性为“不稳定因素”，官方公布的维稳费预算，可能远低于实际数字。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欢迎您通过手机短讯，或者在YouTube留言来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观点。
唐靖远先生，首先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刚才我们看到新闻短片提到了中共的一些维稳的举措，而且外界也都注意到，中共这次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开始一开篇就提到了“形势严峻”，而且非常强调“风险”意识，很多人都说这个挺不同寻常的。谈一谈您的观察，您觉得有哪些外在的表现体现出了中共的焦虑或者危机感？
唐靖远：我觉得其实今年的两会确实是有一些不寻常的现象，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河南荥阳市被曝光出来政法委发了一份通知，说起动“战时机制”，这个其实是非常罕见的；还有我们看见在两会驻地的，他们的住所周围被围上了这样一个铁丝网，这个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包括一些媒体曝光他们内部有发布“噤声令”，就是禁止代表去接受外媒的采访等等。
所有这些现象其实我们横向比较的话，都是以前的两会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所以我觉得确实是有点不寻常的。比如说这个“战时机制”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客观上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完全是一个和平时期，而且是像两会，按照中共的语言体系，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好事，一个喜事，你在这个时候来实施这种“战时机制”，其实客观上说明什么呢？
主持人：谁是假想敌？
唐靖远：对，我觉得它其实说明，首先是说明这个政权在现阶段的运作方式是一种非正常的方式；第二，它这个“战时”的这个“战”指向的对象是谁呢？我觉得可能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从外部环境来说，可能中共现在已经把，包括贸易战在内的国际社会的环境变化，跟中共发生这种对立，这种其实是已经把它视为是一种战争状态。
另外一个就是它内部权斗的这种激化，我觉得这个暗含了一层意思，代表着内部的对它权力的挑战，我觉得其实包括这两层意思。包括刚才我们提到铁丝网、噤声令，其实围上铁丝网，其实目的是不让你乱动；噤声令的目的其实是不让你乱说。
所以它不让你乱动、也不让你乱说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它最主要还是防止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场合出现一种政治失控，其实客观上反映出来就是当局在政治层面的这种控制其实是在削弱，我觉得它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危机。
主持人：的确是，很多人都说今年的很多措施是非常不同寻常的。谢田教授，我们也知道这种焦虑或者危机的意识，其实早已经有所体现的，在今年1月底的时候，中共是召集了省、市、自治区、还有党政军的主要官员到北京去开会，在这个会议上中共就提到了它面临着“七项风险”，其中包括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外部环境的风险。谢教授，谈谈您的观察，在这几项领域，中共到底面临着哪些潜在的危机？尤其是经济领域，它面临所谓哪些的“灰犀牛”、“黑天鹅”？
谢田：是，可能有些观众不太知道什么“灰犀牛”、“黑天鹅”。“黑天鹅”是这样的，实际上跟西方原来的一个传说有关，以前大概远古到大概三百年前，西方人是没有见过黑天鹅的，当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直到三百年前有个荷兰人去澳洲探险的时候，发现了一只黑天鹅。这是一个概率非常小的，实际也很稀罕的事件，但是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黑天鹅”用来表达一种概率很小，但是影响冲击巨大的事件。
“灰犀牛”，当然我们都知道灰犀牛本来就是灰的，你发现一只犀牛都是灰的，所以这个概率应该是非常大的，不是很稀奇的事件，但是冲击和影响很大，因为这个犀牛的块头很大。
刚才唐先生也提到了，中共现在确实是感到危机四伏，它们有理由感到危机四伏，它们感到的那些风险实际上有原因的，“七项风险”也好，包括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外贸、外部环境风险。对中国来说，“黑天鹅”也好、“灰犀牛”也好，都是蠢蠢欲动，有的已经跑进门来了。
最大的几个风险，我想在中国来说可能一个是货币的风险，人民币可能面临着崩盘，迅速贬值的危机；再一个，我们知道中国房地产泡沫非常的严重，泡沫化巨大，房地产崩盘也是一个“灰犀牛”事件，大家都在预期，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与房地产相关的还有银行的杠杆，整个银行债务破灭的问题。
再有，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感觉不好的时候，很多资金在外流，包括国际企业资金外撤，还有中国企业本身也在外撤，这个资金外流到这样的程度，中共对此非常害怕，实际上它进一步的加紧了对外汇的控制。所以这几个都可以说是好几只“灰犀牛”，大灰犀牛在慢慢往里爬。
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人们有一点忘记了，实际上共产党垮台现在看来，原来认为是一种“黑天鹅”事件，我觉得现在看来大家都有这个共识，也变成一只“灰犀牛”了。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这几个问题，我有一个很短的问题补充一下，一方面您提到了汇率，但是我记得美中贸易协议里面它有一个是汇率机制，这个汇率机制就提到说中共必须要稳定汇率，不能让汇率迅速的贬值。这个问题想请您补充请教。另外一个，如果美中达成了贸易协议，是不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对于刚才您讲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一定的缓解？
谢田：对，这个汇率实际上中共非常两难，像老鼠夹在风箱里面，里外受气，为什么呢？首先，人民币确实有非常大的贬值的压力，因为它印得太多了，确实是印得非常非常多，几十万亿的、上百万亿的印钞票，所以根本不值钱。所以这个贬值实际上是中共的行为造成的。
但是另外在美国的压力下它还要升值，因为它有强大的贸易顺差，按正常国际贸易来看，如果强大的出口和贸易顺差的话，一定会导致你的货币升值，所以它实际上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但是它又受到美国的压力，又受到内部贬值的压力，所以它现在升也不是、降也不是。
你说中美贸易战如果达成协议的话，现在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如果达成协议的话，对中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因为它要大量的进口美国的产品，要开放市场。那中国国内的一些国有企业、中共的一些拢断企业，它可能面临着巨大的冲击，甚至破产。
还有一点，如果要削减对美国的顺差的话，中共赚取外汇的机会和能力就没有了，它的外汇储备会迅速减少。中国事实上是用这些外汇储备来维持这个人民币的汇率。所以如果中美贸易战达成协议呢，中共会背上沉重的负担，就是因为失去了外储。还有一点，像产业链转移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已经在进行，即使达成协议，它也难以逆转。
如果中美贸易战达不成协议，那就更糟糕了，中国经济的负担，就是说出口的下滑就会加剧。我记得12月份、1月份的时候，我们大家看到中美贸易战打了好几个月，中国出口不减反而还增加了，顺差也在增加。其实当时我们都知道事实上是因为很多出口商在抢着出口。现在看来，这个抢的势头已经过去了。最新那个2月份的数字出来，说是中国出口跟去年同比好像是下降了20.7%，20%。
主持人：很巨大的数字。
谢田：顺差下降得更厉害，接近87%，近90%。所以这个呢，我想在进入3月份的话，如果这个贸易战达不成协议，这个出口低迷会更加严峻。
主持人：是，谢教授谈到了就是中共在经济方面这种进退两难的一个局面。唐靖远先生，我们刚才谈到中共它自己界定它是有“七大风险”，其实它排名第一的是政治风险，比这个贸易的经济风险还在前面，另外还包括意识形态的风险、科技风险，还有所谓的这个党的建设风险。唐靖远先生谈谈这些领域，中共到底面临哪些危机呢？
唐靖远：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它这个所谓的“七大风险”，其实说白了，就是中共现在正在面临发生的七大危机，这七大危机它表面看上去好像是面面俱到，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概括起来它的一个核心，它最大的问题，它其实就是政治的危机，也就是说中共面临着它的政权危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见这七大危机它好像涵盖了很多方面，既有中央层面的、也有地方层面的，既有意识形态、思想领域的，同时也有这种像经济、军事啊，等等这些层面的，同时既有国内还有国外的，就是它涵盖了很多。但是其实它的一个核心就是他们说的，它反映出的是中共的这种政权的统治危机。
所以我觉得它为什么要把这个政治危机放在第一位？是因为中共这整个政权的运作它有一个特点，它就以保它的政权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就是保它所谓这个红色江山不褪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最重要的、最看重的一部分。
那么另外就是说，中共这几大危机嘛，那个政权危机我觉得它面临的最根本的两个原因，一方面我觉得它其实是由于中共这个合法性的丧失。我们都知道中共其实它的合法性从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文革以后，它在意识形态方面其实已经都破产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邓小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中共的合法性转移到了所谓的经济建设。
主持人：面包契约。
唐靖远：对对对，转移到这个上面来。但是在经过40年的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后，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现在它经济上面临的巨大的问题，其实已经使所谓经济发展这个合法性这张牌，我觉得它其实事实上已经失去了。
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因为跟贸易战有关系，因为贸易战是一个偶发因素嘛，如果没有贸易战，可能就像，党内不是也有这种声音吗？说如果我们韬光养晦，不要引发这场贸易战，可能我们就不会有现在这样一个危机。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贸易战它其实只是一个外在的一种诱发的因素，中国的经济、中共的这种经济体制它其实造成的这种，可以说是四处都埋有地雷的这种局面，它其实已经积累了很长的时间，这个是迟早都要爆发的。
主持人：因为像一个击鼓传花。
唐靖远：对。就是它延续到现在以后，有贸易战，它可能会爆发的早一点；没贸易战，可能最多也就再拖这么一段时间，它迟早还会爆发。因为我记得就是大陆自己的很多学者其实都有这种看法的。比如说前段时间还很受关注那个叫作向松祚的经济学者，他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意思就是说，像中共现在这样，就是上上下下，无论是政府、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它的这种扩张，经济的这种扩张，它其实靠的不是实实在在的技术，也不是实实在在的利润，它靠的全是玩这个负债啊，负债扩张啊，玩的是金融杠杆，全是玩了这些东西，全是虚的。
要是靠这样的模式你说能够，就是这种经济模式要想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他说了一句话，我记得他说是天理难容！就是说明在大陆经济圈子，他们作为一些智囊啊，作为一些有清醒头脑的学者，他们自己都能看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跟贸易战出现不出现其实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我觉得就是人心的丧失，尤其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北京当局其实在它刚刚上台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共的这个经济表面上看起来还比较繁荣，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它其实只是一种虚胖。但是在那个时候看起来经济局面还是比较好的。同时，由于它实施这种大力的反腐，使得整个这个，其实可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暂时的挽回了部分的这种人心，一部分的这种民心。
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局面其实在十九大以后就急转直下，也就是说，整个中共整体的急遽地左转、左倾以后，其实我觉得它已经使这种得到的、曾经挽回的一部分的民心的这个基础已经快要损失殆尽了。
我们都知道其实民心对一个政权的构成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民心如水嘛，过去古人都这么说，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那如果说你失去了民心以后，那么对这个政权来说，其实它是真正最致命的东西。所以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其实中共它现在面临的真正的危机其实主要是这两大原因造成的。
主持人：是。两位嘉宾刚才分析了，就是从现实层面分析了很多中共这种危机造成的因素。我们也想来谈一下，就是很多人他盘点中共的历史，发现说有一个规律叫作“逢九必乱”，就是每逢这个尾数是“九”的周年的时候，它都会发生一些重大的事件。
谢教授，我们知道就是说评论圈还有一种说法叫作“极权统治的70年大限”，这种说法举的例子就是前苏联。前苏联虽然它十月革命是1917年，但是它是1922年才打完了内战，然后建立了苏联；那到1991年年底的时候，苏联解体了，刚好差不多是70年的时间。很多人就说，中共它是1949年夺权建政的嘛，到今年也正好是70年了。那很多人说是不是有一个“极权统治70年大限”的说法？
那这里我们不去讨论说中共2019年是不是一定会怎么样，因为确实很多因素是人力无法预知的，但是我们从逻辑上、从规律上来做一些分析，就是它这个危机是不是有一些内在的必然性？
谢教授，想请您从这个经济领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前苏联它解体前也是有一些经济上的危机。那有一种观点是说，这种危机是由于1960年代、1970年代，那个时候苏联一边搞着非常低效率的那种计划经济，一边搞非常烧钱的军事工业，同时它还想搞这种高福利来收买民心，当然最后经济是搞不下去；到1980年代的时候，它被迫开始搞经济改革，要民众来过苦日子，那民众就不愿意了，很多反弹等等因素吧，最终导致了它的解体。
但是也有人说这个因素对中共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共从来没有搞过高福利，它一直是高税收、低福利。谢教授，在您看来，就是中共今天它面临的这个经济上的风险，和苏联有什么样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有多大程度是由于体制的因素导致的呢？
谢田：中共经济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它事实上是全盘移植苏联的那个经济模式，也接受了苏联的那个工业体系上的扶植，也接受了苏联的那个计划经济，就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这一点就是说它们从根子、根底上、根源上是一致的，那导致这个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或者是说人为的控制，没有市场那种灵活性，这也是共通的。
但是中国、苏联确实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苏联当年就是说它，有人认为是苏联搞军备竞赛，和美国搞军备竞赛，就是说把它的经济给拖垮了。军备竞实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但事实上另外一点，苏联当年的经济也是虚假的，也是虚报的、伪造的。西方一度认为苏联的经济，几乎就是整个经济规模快赶上美国的水平了。后来美国的分析家在研究、在分析的时候，发现实际上苏联的经济规模可能只有美国的1/5、1/10的样子，实际上它是不堪一击的、非常虚弱的。
我们现在看中国经济，我认为也发生同样的事情。现在中共号称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说GDP已经达到美国的1/3、1/2的样子。那我们现在也频频见到中共经济数据造假，包括中共自己的总理、它这些统计局长、各种各样的学者，最近这些学者都在说中共的经济数字是假的。那这样，中国经济的规模恐怕也是一个虚假的。
还有一点，中国和苏联不一样的一点，苏联确实是很大程度上对人民提供很多福利，中国老百姓谈到苏联，现在的俄罗斯，都发现俄罗斯现在在比如住房、水电、教育、医疗很多都是免费的。实际上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中国，虽然它经济上已经破产，现在经济非常困难。
中共比俄国共产党更加残暴，也更加善于敛财、掠夺财富、也更贪婪。但中国有一点是苏联没有的，中国有美国的拯救。我们知道当年美中建交的时候，帮助中国从军事上解除了被苏联威胁的危机，后来美国市场对中国开放，中国所谓改革开放，美国的市场、美国的订单使中国经济迅速地发展，向西方出口带动中国的经济，达到过去二三十年的繁荣。这一点是苏联没有的，苏联没有中国这么幸运。
但是这种输血，我们也知道西方对中国的输血，他原来也有一个希望，希望中国能够变得更好、变得更自由民主，现在他们的希望破灭了，所以我们才看到了现在的贸易战对中共的制裁。
所以很多事情我觉得是非常相似的，70年代也好、周期律也好，我们知道经济上很多都是周期律的理论，有的理论有长周期、短周期、中长周期，你可以用这个周期律来预测，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会有很多“黑天鹅”和“灰犀牛”，所以这个预测很难。
但是有一点我们看到，比如在苏联当年，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当年原来卢布和美元的汇率是0.5卢布兑1美元，就是说1卢布是2美元。但是那个时候在莫斯科黑市上，实际上1美元不是0.5卢布，是33卢布。你看现在中国也看到官方的汇率是1：6、1：7，但实际黑市上的汇率是1：17。苏联共产党垮台之后，中国和苏联经济一下就崩溃，卢布从黑市的1美元兑33卢布一下贬掉了，１：6000卢布，这么贬值。
所以中国，刚才我们也谈到“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我认为最大的一个经济风险就是货币汇率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中国共产党统治因素造成的，也是中共格外残酷掠夺造成的。
主持人：是，谢教授谈到很多经济方面的问题。刚才我们提到极权专制，“极权统治70年大限”的说法，谈到这里我想请唐靖远先生来分析一下，一谈到极权，很多人容易把传统专制，还有中央集权，这个“集”是集合集，还有极权主义，这个“极”是极端的极，这三者会混为一谈，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还有用哪一种来界定中共最合适呢？
唐靖远：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不过我个人是这样来看，我们通常所说的这种传统专制，它其实和过去我们大家熟悉的中央集权，可以说是合而为一的，这可以说是过去传统的皇朝体制。中央集权这种体制，其实严格地说，它只是一种权力的分配模式，它只局限在行政领域，它并没有进入到私人空间、私人领域去。
也就是说过去传统的皇朝模式，帝王也好、国家也好，他的权力只局限在国家层面。我们知道过去的社会是分两个层面的，一个是国家层面、一个是社会层面。国家的层面是由君王来掌控的；社会的层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众来进行自治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它有一个说法，叫做官不下县。在郡县制这样一种中央集权的体制之下，中央政府的权力最多是到达县这个行政级别；那么在县以下的社会形态，其实是以一种宗族为结构、为主体的民众自治的这种方式来承载的。
而极权体制不是，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极端的“极”，就是极权体制，我们也把它叫做极权主义。而极权体制它本身是一种特定的，有这种特定含义的政治制度，它基本的特征是指通过用暴力来行使权力，并且要控制整个国家所有领域的，是这样的一种体制。
主持人：包括私人生活吗？
唐靖远：对，它包括贯穿所有公共空间和你的私人空间。也就是这种极权体制它相当于彻底地摧毁，或者是剥夺了过去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民治的社会形态，其实过去传统这种社会形态已经没有了。
它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国家在一种极权体制下，它把整个国家变成了由无数的孤立的原子化的，也有人把它叫做沙化的这种个体，无数的这种沙化的个体，和一个高高在上的最高领袖，存在着这么一种极权形态。
所以这种极权形态它其实跟我们过去所说这种传统的中央集权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这种极权形态它并不是传统的延续；恰恰相反，它是把传统的帝制、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彻底摧毁败坏掉以后它才建立起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很清楚的。就是它们二者之间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它其实就是文明与反文明、传统与反传统，包括建设性与破坏性二者之间的这种区别。
主持人：照您这个概念一分析，那就很清楚中共是属于哪一种，因为我们看到今天中共这种无孔不入的监控。
唐靖远：对，我觉得中共毫无疑问，它是属于我们所说的极权体制、极权主义这样的一种心态。
主持人：是，那如果谈到说中共它确实是属于极权体制，那关于“极权统治70年大限”或者周期律也好，到一定周期它必然出现衰亡这个说法，它到底是伪命题呢，还是说有一定的规律呢？刚才谢田教授是从经济领域来分析，那请您从社会、政治等等一些方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唐靖远：我是这样看，这种极权体制，你说的这个“70年大限”，最初是英国哲学家罗素他最先说出来的，当然我不知道他这个计算的方式是什么，对中共它究竟能不能走过这个“70年大限”，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重点。
但是有一点我个人是可以比较肯定的就是，极权体制它的本质注定它不太可能能够长治久安，也就是说它的寿命不会太长。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有几个层面来观察它。第一，刚才我们已经有提到，传统的中央集权这种体制它是一种建设性的，通过集中权力，我们如果把整个国家比喻成机体的话，这种方式是给机体造血的；而极权体制不是。
极权体制是通过对权力、对资源、对个体的一种垄断性的掠夺，来达成的这样一种体制，它最后的造成结果是什么？是一种吸血性质的，是这样的一种体制。那么这种吸血的性质也好，你破坏的形式也好，它必然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任何的资源被破坏、被掠夺，它都是有一个极限的，只要超过这个极限，它带来的必然就是崩溃。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其它一些层面来考察，在我个人看来，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哲学层面来看。我们都知道中国过去，过去的哲学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认为任何极端的东西在人世间都不太可能长久存在的。老子在《道德经》曾经有这样一句话，叫做“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我个人理解它暗含这么一层意思，就是讲出了这么一个哲理，就是你极端的东西其实很难长久能够存在。
像这种极权体制，毫无疑问，我可以说它是集合了人类社会最负面，所有负面最黑暗的东西，它其实真的是做到一种极端的这样一种体制，它这种本身存在一个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先天带来的不足。
第二个，从它的政权管理的体制上面来说，就是我们都知道政权管理的体制，在极权体制之下，它其实是没有，因为极权体制讲究的是什么？是绝对服从。绝对服从它必然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它缺乏一种正常的政策反馈的机制。也就是说，它缺乏一个正常的自我修复、自我纠错的这样一种功能。
那么同时我们都知道极权体制它还讲究一个东西，就是绝对权力，它会无限地去放大人的欲望，所以它会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极权体制内部它的这种权力的内斗始终是一定会贯穿它的，这个是绝对避免不了的。那么这种权力的内斗它会带来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它其实是相当于一种自我杀伤机制。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就是这样一个体制、这样一个机制，它具有一种自我杀伤机制，但是它却又缺乏自我修复、自我纠错的机制。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制，它毫无疑问很难长，你说这种机制你奢望它长治久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觉得包括这几方面吧。
主持人：是，我们来很快看一下观众的一些发言。一位观众通过YouTube发言，他说：美国政府忽视了中共的狡诈和凶恶，远非苏共可比。这可能是回应刚才谢教授所谈到的，就是美国在一定时期对中共采取的绥靖政策。
还有一位观众通过短信发言说：有报导称中国今年2月份出口降低了20%，这是多年来从来没有见过的。如果这样持续下去，将会出现工厂倒闭潮和失业潮。70年大限已到。
那么刚才两位是从经济、社会等等很多层面来谈到了，就是说极权统治它的衰亡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规律。谢教授，我们也看到中共它是采取很多方式想来对抗这个规律。那在经济的领域，我们看到它采取很多方式想来绕过这个经济的危机。
那在今年两会的政府报告中，它是103次提到改革，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减税降费，它宣称今年减税降费的规模要达到2万亿。有人说这有点像是在效仿美国川普的这个减税法案，因为川普通过这个减税法案给美国的经济打了一个非常强力的强心针。谢教授，在您看来，这一剂强心针对中共统治下的这个经济能不能起到效果？
谢田：我看很难起到作用，这有点像东施效颦一样。在美国的话，它这个联邦政府，中央政府它的那个收入很明显、很明确，就是从这个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来的。如果税率提高的话，那政府收入就增加；如果减税，像现在川普在做的这个事，政府的收入就减少，让钱回到老百姓的手中，这就是美国。
所以对美国这样的经济，如果川普减税，它省下的税费对企业来说，它就有投资的可能，它也会把在海外的资金转回来在美国投资，就是说达成川普要“美国第一”，使美国再度强大的目标。
我们已经看到了川普减税的实际成效。美国经济现在增长是3.8%，甚至有个季度是超过4%；失业率降到六十年、七十年的最低，好像现在是不到3.8%。所以是非常惊人的一个速度。就是说这种减税对美国是有效的。
对中国它实际上是很难奏效。我们知道中国企业，国企当然我们不用说了，就中共自己口袋里的钱，对民企、私企来说，它们事实上是普遍的在逃税、偷税、漏税，这就是中共体制造成的。中国的所谓个人所得税呢，现在它起征点开始，所以也没有太多人缴。
所以关键是我们也知道中共维护它的体制的钱，它不是真正的从税收来的，它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结构。所以说减税对中共来说，事实上没有什么作用，不会起到真正刺激经济的作用。如果中共真想刺激经济的话，它不用学川普的减税，它实际上就听川普的话就好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川普在贸易战中要求中国改变经济结构，改变贸易结构啦，做结构性的改变。
结构性的改变，事实上就是要中国能改变它的贸易结构，国营企业、国家企业，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对外贸的控制。改变中国的经验结构事实上也就等于意味着要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是吧。当然这是后话。
但事实上川普要求改变经济结构，事实上对中国老百姓是有好处的，对中国经济事实上是有好处的，当权的这个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它们的利益、它们的财富就拿不到了。
刚才那个观众说得很好，就是说美国现在没有意识到中共的残暴比苏共要多很多很多倍。但是我想川普现在已经开始意识到。这次川金会他开始意识到这个小共产党头领金正恩的反复无常和不可信，我想他慢慢对中共在其中起的角色和中共的本质也开始有更深的认识。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说，事实上采用了川普在贸易战中的要求，对中国经济才是一个真正的强心针。
主持人：谢教授是讲到现在中国这种政治和经济体制，很难通过一次简单的减税降费就能够来起到提升经济的作用了。
节目可能还剩下最后的5分钟，我想很快的问一下唐靖远先生，就是我们知道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共面对危机的时候，它的处理应对模式通常是所谓的“政左经右”，就是经济上它可能会向右转，但是政治上它急速地向左转。那么也看到确实这一两年出来了很多极左的政策，比如说什么全面的升级舆论管控、大力打压、维稳等等。那您觉得这些做法能不能让中共躲过这个制度的危机？
唐靖远：我觉得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管控呢它表面看来是有效，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就是说管控系统它会带了一个必然的东西，就是管控的权力越大，制约管控的这个成本它其实是越高的。
因为就是你一个权力架构，你如果越是需要通过暴力来巩固你的权力，那么这个权力它的，就是这个管控系统的权力它必然会发生膨胀的。一旦膨胀以后，那么制约这个系统的成本它就会推得越来越高，也就是说它会让整个中共体制陷入一个怪圈。这种怪圈就是在于它需要一个强大的暴力系统来帮助它维稳，但是极权体制这种本性它又决定了它绝对不允许任何过大的这种权力威胁到它的最高层、威胁到它自身的生存。所以这个就有点像陷入一个怪圈。
我觉得就有点像武侠小说中说的什么七伤拳一样的，就你陷得越深的话，其实对你自己的伤害是越大的。这种成本推得越来越高，高到有一天超过极限的时候，它撑不住它必然就会要崩溃。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都知道监控系统、管控系统它带来一个最直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制造敌人。因为只有把你视为敌人的时候，我才会来监控你的。如果我完全信任你，我是不会把你纳入我的监控对像，也就是说监控系统它其实不断的在制造敌人。
它和过去中国过去传统的那种统治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过去的传统的方式，不管你是治世用王道、还是乱世用霸道，它的目的都是一个，就是教化人心，引导人化敌为友，引导人去向善。但是这种管控体系它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它其实是直接地在制造敌人。
主持人：就是中共这种管控体系。
唐靖远：对，它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的，那么到最后制造到什么程度了，就敌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最后如果它的监控、它的管控真的达到了就是全民监控，达到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事实上它等于把自己已经放到了一个全民公敌的位置上。
主持人：对立面了。
唐靖远：所有的人都是它的敌人，那这样的一种体制，所以你想，它怎么可能长治久安呢？我觉得这样一种体制就是它自己就造成了一个死结，它是根本无法解开的。我是这样来看。
主持人：是，好的。那么节目还有最后一分钟，我们请谢田教授来做一个总结点评。
谢田：我想中共在这个时候，它事实上还在进一步控制、箝制老百姓言论，但中国人民已经认识到了事实上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就是说我们看到中共现在，刚才唐先生也提到了，它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它甚至不是为了中国经济，事实上是为了维护它的政权。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知道。所以它这种通过经济来维持政权，现在可能也正在失去。但是有一点我很担心的就是说美国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希望我们下一回可以谈一谈。
主持人：好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好，感谢今天两位嘉宾非常精彩的点评，也感谢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