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报道，“审判长、公诉人徇私枉法 诬判善良妇女顾金萍一年”。看了这个报道，我觉得有些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思考了。
在中共表面高喊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公检法人员在非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具体办案人员也不敢像过去那样太过于公开违法操作，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表面上也按法律程序走了，也高喊依法办案了。在这种情况下，运用法律来反迫害就成为可能。依据法律作出强有力的辩护，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邪恶的迫害。法庭辩论是运用法律反迫害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与邪恶短兵相接的时刻，运用好这一机会，对于破除法院的非法判决十分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一百九十八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
法庭辩论是庭审过程的重要程序。法庭辩论是就起诉书的指控、证据进行提问、质证的环节。针对起诉书提供的证据和指控，我们可以向公诉人提问，驳斥公诉人对我们的诬告、陷害，对于阻止对我们的非法迫害十分重要。因此我们应提前准备好提问的纲要（提纲、要点），做到胸有成竹，以应对法庭辩论时错综复杂的场面，以提高提问的效果。
另外，由于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法庭辩论会使公诉人十分尴尬。为了不让法轮功学员和律师的质证内容保留在案卷中，因此庭审时大都不记录这部分内容，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提问时，应随时提醒书记员，要求书记员如实记录提问内容，并附卷，以有据可查。记录下这些真实的辩论内容，对判决会发挥作用，因为判决必须根据案卷材料做出。从许多报道中我们看到，有许多律师、家属辩护人在法庭辩护、法庭辩论中，精彩的辩护得到法官的认同甚至赞赏，但书记员不会记录这些内容，因此对判决没有影响。
下面我们对这篇报道中的相关内容做些探讨。
“公诉人张磊宣读起诉书时，顾金萍要求证人出庭，公诉人张磊竟像个法盲一般地说：“证人不用出庭，你事后再去找他们好了。”还责怪顾金萍太麻烦，本来一会儿就可以结束了”。
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可以提醒书记员，要求他如实记录下这些内容。并让书记员记下，因证人不出庭，因此这个证据为无效证据。
“顾金萍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向公诉人和法官提出两个问题：“1、请拿出法轮功是×教的法律依据（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2、请说出我到底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她的话音一落，现场顿时一片寂静，公诉人和法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时我们要提醒书记员记录，公诉人拿不出“法轮功是×教的法律依据”，也回答不出“我到底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因此公诉人对我的指控不能成立，是对我的诬告。
“二月十三日第二次开庭前，顾金萍拿出自己的辩护词，给审判长张素琴等人看，他们一个也不肯看，还说他们就是不让你辩”。
这时要要求书记员记下，审判长不让我进行辩护，也不看我的辩护词。
下面是一份法庭辩论的提问要点，供大家参考。
对起诉书的几点质疑
1、请问公诉人，起诉书指控我触犯了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请问你认定邪教的法律依据，是哪条法律说法轮功是X教的？
如果公诉人说，两高在各自下发的内部通知中说法轮功是X教。
这时我们这样说：我提醒公诉人一下，我问你的是，你认定邪教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两高各自下发的内部通知”不是法律，它也无权做这样的认定，两高通知的这种说法是违法的，是在污蔑陷害。因此不能成为判案的依据。
如果公诉人不回答，我们就要求书记员记下这段内容，说请书记员记录一下：“我让公诉人拿出他认定X教的法律依据，公诉人拿不出法律依据，公诉人在沉默，我们再次请公诉人回答问题，公诉人仍然无言以对，继续沉默。公诉人拿不出法律依据，这表明公诉人这是在蓄意污蔑法轮功，这是在编造谎言进行诬告。
2、起诉书中指控我破坏法律实施，请问公诉人我破坏了哪条法律的实施？法律是明确的、具体的，请公诉人明确的、具体的说明我的行为使哪一条法律不能实施了。
如公诉人不回答，我们就提醒书记员记下这句话，公诉人说不出我破坏了哪条法律的实施，表明公诉人对我的指控没有事实依据，这是对我的蓄意陷害。
3、请问公诉人，你在起诉书中列举的所谓犯罪事实，请问哪条法律认定这些事情违法了。“法无明文不为罪”，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到目前为止，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一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违法，也没有一条法律说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的行为违法。根据“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原则，我们讲真相，我们拥有和传播法轮功真相资料，我们反迫害完全是合法的，这不是犯罪证据。公诉人把我们的合法行为污蔑为犯罪证据，这是在诬告，你这才是真正在犯罪。
4、请问公诉人，XX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作为侦查机关，它为自己据以立案的证据出具“认定意见”，你不觉得这很搞笑吗，你不觉得这十分荒唐吗。XX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不是鉴定机构，不具有鉴定资质，它出具的“认定意见”不具有合法性，属于无效证据，不能成为判案的依据（如起诉书中没有“认定意见”，就删去此条）。
5、起诉书中说：“XXX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条，依据两高司法解释第X条第X项的规定，依法*******云云”。这种表述是荒唐的，这已不是在偷换概念，而是明目张胆的更换概念了。在此我想问问公诉人，我的行为到底是触犯了刑法三百条?还是触犯了两高司法解释?
如果是指控我的行为触犯了刑法三百条，那就应该依据刑法三百条的有关规定，来指证我的行为是如何触犯这些规定的。而起诉书中并没有一句话说明我的行为是怎么触犯刑法三百条的，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是怎么触犯刑法三百条的。这表明我的行为并没有触犯刑法三百条，公诉人对我的指控不能成立，这是对我的蓄意陷害，这是在诬告，这是在枉法强加罪名。公诉人的行为已涉嫌构成“诬告陷害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我们希望公诉人立即中止这种犯罪行为，撤回起诉，否则，我们将保留进行控告的权利。
6、请问公诉人，两高是立法机构吗？有立法权吗？既然两高没有立法权，它有什么资格规定什么行为是属于违法犯罪，什么行为需要施以刑罚。两高对刑法三百条所做的司法解释，因违反《宪法》、《立法法》有关立法权的规定而无效，不能作为判案依据。
两高在司法解释中所列举的多少条多少项的行为表现，这并不是刑法三百条规定的，而是两高自己规定的，因此与刑法三百条毫无关系。两高这种完全脱离《刑法》第三百条文本范围而做的所谓司法解释，这是以司法解释之名行立法或立法解释之实,明显越权，因此是违法的、无效的，不能作为判案依据。
以上六个基本问题具有普遍性，大家可以根据起诉书中的指控内容提出更多的质疑，反驳公诉人的诬告、陷害。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