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始，儒家思想和外儒内道谶纬学说流行于两汉。通经、仁孝为两汉取士之据。灵帝、献帝逢汉末坏灭之时，社会道德日趋低下，腐儒俗道充斥世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外篇》卷十五），描述当时之世，为士少才，为子不孝，为官不清，为将不勇之风气。曹操三发求贤令，不拘品行，唯才是举，得天下英豪以道御之。

求贤令（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大意为：古来开国和中兴君主，哪个不是得到贤人君子和他一起治理国家？他们得到人才之时，也曾不出里巷，难道是偶然际遇吗？乃须寻求发现耳。今天下尚未定，正是特需访求贤才之时。孟公绰做赵、魏家臣则优，但却不能胜任滕、薛小国之官。假如非得廉洁之人而后用，齐桓公怎可称霸于世！当今天下有无（像姜尚那样）粗衣怀才在渭水钓鱼者呢？又有无（像陈平那样）被斥为盗嫂受金而未遇魏无知推荐者呢？诸位助我发现埋没在下层之人才，唯才是举，使我能得到而任用他们。

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其大意为：德行完备之士，未必能有大作为；有大作为之人，未必品德完美。陈平品德完美吗？苏秦说话岂讲信用？但陈平为汉建功立业，苏秦助弱燕。由此可知，高士亦有短处，岂能因有短处而不用！望各主管官弄明此理，则不会埋没人才，也能各尽其职也。

举贤勿拘品行令（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着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其大意为：古之伊挚、傅说出身于贱民，管仲乃为齐桓公敌对之人，都因得到重用而使国家兴盛。萧何、曹参皆县府小吏，韩信、陈平曾背受污辱之名，被人嘲笑之耻，但终能帮助成就帝王业绩，名著千载。吴起求将，杀妻以得信任，散发金银以求官职，母死不归，但他在魏，秦国不敢向东看；在楚，三晋（韩、赵、魏）不敢向南谋划。现天下怎会没有具极高道德之人长在百姓间呢？果断勇敢，遇敌拚死；或文俗之官，才高质优，可作将领守备之吏；或有背负受污辱之名，被人嘲笑之行，或虽不仁不孝，但有治国用兵本领者，大家都要推荐，不要遗漏。

史载曹操“知人善察，难弦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魏王操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遣校尉梁寓入贡，又遣硃光等归，上书称臣于操，称说天命。操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

侍中陈腢、尚书桓阶劝曹操汉行气尽，黄家当兴，当仁不让，应得汉家天下，奏曰：“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腢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

大将夏侯惇谓魏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着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曹操终不从，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曹操谨守臣位，扶持汉祚。

曹操奉承天意，一生征战，完美诠释“兵征天下，王者治国”之规则，洪业大成。曹操谨依天命，拒不称帝，三分天下，与其他同期英雄人物联袂将“义”之内涵演绎至极，为后世写下千古华章！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春正月，曹操至洛阳；庚子，曹操仙逝于洛阳，年六十六。

此前曹操已就身后事下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塚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又：“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

曹操与卞氏所生长子曹丕袭王位，谥曹操曰武王。二月丁卯，依曹操之令，葬之于高陵。

刘备写信表示哀悼，“备闻曹公薨，遣掾韩冉奉书吊”，“并贡锦布”。

十一月，癸酉，曹丕奉汉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用天子礼乐；追尊曹操曰武皇帝，庙号太祖。

后世之人如是评价千古英雄曹操。

陈寿：“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搜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阒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国志》）

罗贯中：“雄哉魏太祖，天下扫狼烟。动静皆存智，高低善用贤。长驱百万众，亲注《十三篇》。豪杰同时起，谁人敢赠鞭？”（《三国志通俗演义》）

李瓒：“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

凉茂：“曹公忧国家之危败，愍百姓之苦毒，率义兵为天下诛残贼，功高而德广，可谓无二矣。”（《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第十一》）

孙楚：“太祖承运，神武应期，征讨暴乱，克宁区夏；协建灵符，天命既集，遂廓弘基，奄有魏域。”（《晋书‧列传第二十六》）

陆机：“接皇汉之末绪，值王途之多违，伫重渊以育鳞，抚庆云而遐飞。运神道以载德，乘灵风而扇威。摧群雄而电击，举勍敌其如遗。指八极以远略，必翦焉而后绥。釐三才之缺典，启天地之禁闱。举修网之绝纪，纽大音之解徽。扫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辉。济元功于九有，固举世之所推。”（《吊魏武帝文》）

潘岳：“魏武赫以霆震，奉义辞以伐叛，彼虽众其焉用，故制胜于庙算。”（《西征赋》）

王导：“昔魏武，达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晋书‧列传第三十五》）

裴松之：“魏太祖机变无方，略不世出。”（《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

王勃：“魏武用兵，仿佛孙吴。临敌制奇，鲜有丧败，故能东禽狡布，北走强袁，破黄巾于寿张，斩眭固于射犬。援戈北指，蹋顿悬颅；拥旆南临，刘琮束手。”（《三国论》）

张说：“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墟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傍高塚多贵臣，娥眉曼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邺都引》）

张鼎：“君不见汉家失统三灵变，魏武争雄六龙战。荡海吞江制中国，回天运斗应南面。隐隐都城紫陌开，迢迢分野黄星见。流年不驻漳河水，明月俄终邺国宴。文章犹入管弦新，帷座空销狐兔尘。可惜望陵歌舞处，松风四面暮愁人。”（《邺城引》）

何去非：“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武虽以兵为书，而不甚见于其所自用。韩信不自为书，曹公虽为而不见于后世。然而传称二人者之学皆出于武，是以能神于用而不穷。窃尝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学失者所通诵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则天下孰不为韩、曹也？以韩、曹未有继于后世，则凡得武之书伏而读之者，未必皆能办于战也。”

但从晋朝开始，便有一些人开始诋毁、谩骂曹操。孙盛着《异同杂语》将许邵给曹操之评语写成“乱世之奸雄”，还述曹操杀吕伯奢一家，“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经《三国演义》渲染，虽其多为编造，但毁掉曹操真英雄形象，使曹操成为天下最为负面之奸雄。对曹操攻伐徐州陶谦，孙盛指称“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等等。

东晋习凿齿着《汉晋春秋》首称曹操篡逆，“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甚至言“宣皇祖考（司马懿）立功于汉”，歪曲历史。

受孙盛、习凿齿等影响，南北朝及唐宋以后，专门挑选贬损曹操形象之故事且广而告之，致曹操真英雄形象每况愈下。

南朝刘义庆（南朝宋文学家，宋武帝刘裕侄子）所撰《世说新语》，视曹操为“假谲”。

五代之后，以南唐、南宋为代表之南方偏安政权，自比三国时孙吴和蜀汉，创造出所谓“南朝正统论”，将北方诸政权都视为伪朝敌寇。加上宋朝时程朱理学兴起，特别讲究君臣之道与礼仪，曹操之形象走向反面成为当朝需要。

宋代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评曹操，不用《后汉书‧许邵传》之“乱世之英雄”而采孙盛“乱世奸雄”。

至南宋，进而仇视曹操，朱熹作《通鉴纲目》宁可断数月也要除去曹魏之黄初纪年而采刘备之章武纪年，迳称曹操为“篡盗”，鄙视曹操为贼。

元代至元明之际，戏曲舞台上以三国为题材之杂剧剧目多达六十多种，大部分以蜀汉为中心，尊刘贬曹，扬刘抑曹。元、明、清时期，曹操形象被定型为“奸雄”，凡是曹操之好处，一概不入戏。

仅录前述史实一段，以正视听。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称着于后世之《隆中对》载，亮答（刘）备曰：“（曹）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诸葛亮者，刘备之军师人物，识天象明大义，己方不持天子则失出师之“义”，称曹操为“挟天子而令诸侯”乃“敌人”之言，不足为奇，且赞操俱“天时、人谋”之全，实属“敌人”对操之景仰也。

《三国志‧魏书‧毛玠传》载：“玠语太祖曰‘夫兵义者胜，……宜奉天子以令不臣’，……太祖敬纳其言。”又，《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载，诩曰“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同时，《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载，谋士沮授向袁绍献计，让其“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挟”，要挟、挟制；“奉”，尊从、奉守。一字之讹，谬之千里。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有意把袁绍之“挟天子”取代曹操之“奉天子”，加诸曹操之身。泼污一伟人，流弊百世孙。《三国演义》对曹操丑化、奸雄化，言曹操嗜杀、残忍，将其渲染成阴险、诡谲、奸诈、篡盗之化身，严重误导后世。实非历史真实之曹操也！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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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张信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