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华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百花齐开、大放异彩的全盛时期。她的温文有礼、文化鼎盛和威力远达，与当时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分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致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上一路遥遥领先。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缔造的“贞观之治”，使整个社会真正走入了一个祥和、礼让、安定、富足的歌舞升平时期。
这盛唐气象也远播海外。当时，宇内诸国莫不知有唐，所以后来“唐”遂成了中国的同义语。时至今日，外国人犹呼华人为“唐人”，把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称为“唐人街”、所穿服装为“唐装”。
来到长安的外国人
彼时唐朝的首都长安（今西安），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还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会，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中心。西域各国和唐朝的往来，必须经过长安；东亚、南亚各国经陆路与西域交往，也必经过长安，自然各国使节也是常来常往。
美国学者Schafer在其所着的《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说：“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主要有使臣、僧侣和商人这三类人。”他还说，长安城里的外来居民的数量相当大，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和粟特人，也有许多大食人、波斯人、天竺人。
而作为唐朝邻居的朝鲜和日本，与唐王朝的交往更为密切。为了学习唐朝先进的政治、文化，两国派遣了不少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日本至少二十次派出了主要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遣唐使”。“留学生”一词就是当时由日本遣唐使创造出来的。对于这些留学生，气度胸襟非凡的唐王朝不仅允许他们参加科举考试，而且还对其中一些优秀者授予官职。
据《资治通鉴》记载，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开始，长安国子监增筑学舍并增加学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圣堂讲筵者至八千余人。”
《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第二十七》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后来，由于人数众多，龙朔二年（662年）又在东都洛阳设置国子监，称为“东监”。
为外国人特设的“宾贡进士”
国子监大部分学馆的修业年限为九年，九年后学生参加毕业考试。毕业考是学生们取得科举考试资格的一种模拟考试，监司从考试合格者中挑选出两三百人推荐到尚书省，与乡贡一同接受礼部考试。而顺利毕业的留学生则可参加特设的科举考试，及第者也可以在唐为官。
唐朝时，外国人若考中进士一般被称为“宾贡进士”。“宾贡”的含义主要有三个，一为宾服纳贡，指大唐周边国家和地区归顺纳贡；二为宾礼贡士，指古代地方向朝廷推举人才时，待以宾礼，贡于京师；三为“宾贡进士”，特指由外邦推举而来的人才应举及第者。
关于“宾贡进士”，其与“乡贡进士”、“国子进士”皆为进士科举子之一员，不过彰显的是对外国人的优待。
比如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中说：“唐代科举取士，登第者光宠殊异。外国学生之留唐习业者，自亦羡慕而愿就试，然其学艺程度究竟远逊于华人，故唐政府特设宾贡科以待之。”
再如台湾谢海平先生在《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中也认为：唐中叶以后，蕃胡留学中国，参与贡举者甚众，因又有宾贡科之设。宾贡之制，异于一般科目，其特色为“各自别试，附于榜尾”，盖以蕃胡之国学修养不及唐人，故命题、阅卷、发榜均不得与唐人同列也。
意思就是因为外国留学生的国学修养不如唐人，所以在命题、阅卷、发榜方面有所区别，就是降低了录取标准，以示优待。
新罗“宾贡进士”代表人物
唐初，朝鲜半岛上仍然是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的鼎立局面，他们都遣使和唐朝往来。新罗于675年（上元二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人中的“宾贡进士”，或为本国直接选派，或为先入华留学，入华留学者多学习国学。
崔致远《遣宿卫学生首领等入朝状代新罗王作》中说：臣伏曙《太宗文武皇帝实录》，贞观元年（627年），宴群臣，奏罢阵乐之曲，上谓侍臣曰：“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寻建学舍数百间，聚四方生徒。无何诸蕃慕善，酋长请遣子弟受业，许之……学其四术，限以十冬。虽惭入洛之贤，不减浴沂之数……也就是说，新罗留学生在唐朝学习的时间是十年，入学者分在东西两京（长安和洛阳）的国子监中，而且是有学籍登记者。
崔致远还提到，新罗政府向留学生提供“买书金”，而“读书粮”及“冬春时服”则由唐朝廷供给，为使他们专心向学。
目前可考的来自新罗的“宾贡进士”有金可纪、崔致远等。其中关于金可纪的故事在中国的《续仙传》中可见。
金可纪被视为韩国道教的“祖师爷”，《续仙传》记载，他在唐开成、会昌、大中年间（即公元9世纪中叶）留学长安，后为“宾贡进士”，但没有做官，而是隐居在终南山修道，道家仙人钟离权为其师父。公元858年他羽化成仙。根据描述，在仙乐声中，云鹤飞舞，随后仙车飞到金可纪的身前，他登上车驾着彩云冉冉升空而去。前来观看的官员和百姓数不胜数。其仙逝后，有好道者将他的传记与杜甫的诗作一起刻写在巨石之上，成为珍贵的摩崖石刻。
此外，朝鲜的《三国史记》卷四十六《崔致远传》记载，崔致远年少时就精敏好学，12岁时随使节坐船入唐求学。临行前，他的父亲对他说：“十年不及第，就不是我的儿子，行矣勉哉！”崔致远到长安国子监后，勤奋好学，努力不辍，六年后，即在18岁时便“一举及第”，中了进士。
作为“宾贡进士”中的出类拔萃者，崔致远受到了中国文人的礼遇。《崔致远传》中提到，崔与江东诗人罗隐相知，罗隐自负才高，不轻易将诗作给他人看，但却曾给崔致远展示其所作的诗歌。崔还与同年中进士的顾云交好，在崔回国时，顾云以诗送别。诗中写道：“我闻海上三金鳌，金鳌头戴山高高。山之上兮，珠宫贝阙黄金殿。山之下兮，千里万里之洪涛。傍边一点鸡林碧，鳌山孕秀生奇特。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十八横行战词苑，一箭射破金门策。”这表明崔致远的诗歌相当不错，感动时人，其后成为新罗的“东方文学之祖”也就不奇怪了。
《三国史记》卷十一《新罗本纪》还记载，景文王九年（869年）“遣学生李同等三人，随进奉使金胤入唐习业，仍赐买书银三百两”，也是新罗向唐朝派遣留学生的证明。
另据《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一文，有姓名可考的考中“宾贡进士”的新罗人至少有23人。
日本“宾贡进士”代表人物
为了学习中国先进文化，日本政府定期派遣唐使到长安，但因为遣唐使是外交使节，不能在唐停留时间过长，所以日本政府从第二次遣唐使团开始，每次会同时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一些是贵族子弟，前者学习中国文化知识，后者研习佛教教义。如新罗留学生一样，唐政府对日本留学生给予优待，补助日常生活费用，四季发放被服，允许他们在国子监太学、四门学等一流机构读书。据王谠《唐语林》记载，“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就业。”
在这些留学生中，最为有名的是第九次随遣唐使团来到长安的阿倍仲麻吕。他19岁被选为留唐学生，十年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规定的学业，并考取“宾贡进士”，得到吏部奖掖，授校书郎，他成为日本人在中国学习并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职的第一人。此后，他在唐历任光禄大夫、秘书监等职。
史载，阿倍仲麻吕诗文俱佳，深得唐玄宗赏识，并赐其中文名字为“晁衡”，他还与著名诗人王维、李白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天宝年间李白入长安为官，两人由此结识，阿倍仲麻吕曾经送给李白一件日本裘，李白很受感动。而储光羲对他也十分赞赏，曾写诗《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相赠，储光羲的诗名在当时也因阿倍仲麻吕而远播于东瀛，并被供奉于日本京都的诗仙祠中。
在唐为官近二十年后，阿倍仲麻吕上书唐玄宗请求回国。唐玄宗爱才，不准其归。当他在唐为官三十六年、已经55岁时，他再次上表请归。唐玄宗准其回国。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将其官职升为从三品。日本《延历僧录》还收录了唐玄宗的赠别御诗：“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今朝。念余怀义远，矜尔思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
阿倍仲麻吕启程回国时，众多友人都来送行。在归途中，他所在的船只遭遇风暴，漂流到安南，又从安南辗转回到长安。766年，唐代宗任命他为安南节度使，正三品。770年，阿倍仲麻吕死于长安，享年73岁。836年，日本仁明天皇追赠他为正二品。
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
自唐代开始，五代、宋、元、明各朝都有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参加科举，唐朝的“宾贡进士”有来自新罗、日本、渤海、大食、波斯等不同地域者。唐朝的诗歌，也多有与外国人士交往的文字，若论情感之真、评价之高、投赠之多，无逾于新罗者。这与新罗文化发达、学子水平超越其他国家是密切相关的。
根据史书记载，有许多新罗学生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归国后积极传播大唐文化。新罗的法律、科举、科技、佛教、学校等都深深地受到唐朝的影响，基本是仿照唐朝建制的。可以说，那时候的新罗是唐朝的一个微型翻版。
而7世纪到8世纪的日本，也可以说是唐朝的另一个微型翻版。当时的日本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数量很多。631年（贞观五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长安。到838年（开成三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十三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三次。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不超过二百人，从8世纪初起，人数大增，如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三次遣唐使，人数均在550人以上。
日本派来的大量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回国后，将唐文化与典章制度带回了日本，推动日本向中华文明学习，走向新的发展。这也是为何今人可以在日本发现诸多唐朝的遗迹。比如今天的日本京都，建筑式样几乎与唐长安城一样，也有“朱雀大街”和“东市”、“西市”。
无疑，唐朝乃至后世朝代的留学生在回国后，对传播中华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资料：
1. 《旧唐书》。
2. 《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
3. 《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张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