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9年02月09日讯】按：他静得来像古井之水说：“恨谁？我谁也不恨！这是中国历史上躲不过的一场劫难！要说恨，就恨这个造成灾难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永远不会实现，它是马克思编造出的一个最大的谎言。我相信受骗的人，终有一天都会觉醒。就像这间铁屋子终究有一天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红花一样。”
太史公说：人固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如泰山。
四十四年前（1964年春）难友杨应森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作为重大涉案人员送进死牢接受教育，俗称“陪场”。杨应森就义后。在我的心头用血用泪刻下了一首诗：
蓉城狱西坠陨星，壮士飘然易水行；
图匕虽未断秦命，却震中原动国魂。
他是右派，我是右派。在这之前，他是解放军中尉，中共党员，我是党报记者，团委书记。成了“阶级敌人”后，同在四川省公安厅“415”筑路支队劳教“改造”。不过他和我都是越“改造”越“反动”的“花岗岩”。六年后他被杀，我被判处重刑。人都是爹妈生爹妈养的，要么回炉重造，要么保持原生态。
“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一案，是1962年全国数万起“反革命”案中的一个大案，称为“惊天大案”，先后抓捕200余人，被杀的除杨应森外，还有中共地下党员、中共西南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红岩志士”周居正。
周居正在1945年读书时就参加中共，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在重庆发起领导“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抓捕囚于渣滓洞白公馆，与《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关一室。听重庆难友说，1949年9月，传来“新中国”即将成立消息，他撕下红色被面，与罗广斌一道飞针走线绣制出一面五星红旗（不知谁个“敢想敢干”的“作家”把此历史事实，移植到江竹筠身上）。
谁知新政伊始七年后，他被划为“极右”，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再过七年后，他被罗织为“马盟”首犯，被杀于江津永胜茶厂。周的夫人曾昭英，几十年不曾干过眼泪，两个儿子“下放”农村，不堪凌辱，一个儿子用镰刀割喉而死，另一个儿子跳嘉陵江自尽身亡。留下无限辛酸，无限眼泪。
我和周居正在不同劳教中队改造，但一同关押在成都省公安厅梓橦巷秘密监狱。监狱有三个监区，他关在三监区，我关在一监区。一次放风，大概是新来的狱吏搞不清楚案情，把我们监舍四个人赶到三监区的坝子里去放风。我只听说他关在这里，不知是哪个监舍，便引吭高歌：“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间的烽火，已燃遍了整个欧洲，我们的热血……”
歌声唤来了他回应，监舍一处铁窗的洞孔里弹出个纸团，纸团上写两个字；“保重”。再看，一张清瘦的脸颊上嵌着副眼镜，镜片后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黑洞洞的铁窗后面闪烁，像盏明亮的灯，没有声音，只有示意：勇敢点，顶住邪恶！……
“马盟”一案，两个共产党员被枪杀，另有三名“教民”判处死缓，四名判处无期，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多达二十余人。这三十多名“案犯”，都是清一色的右派，大部分是党员、团员，他们中的不少人，曾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出生入死，几乎献上生命。他们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却死于为对付自己人立起的“革命”的绞架上。此案至今未昭雪，仍在“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地狱中呻吟。
在“陪场”的二十多个日子里，我和杨应森在那不足十平米的死牢、黑不见天的地狱，相依为命朝暮相处，谈论人生谈论未来，谈论“人类最伟大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也谈论我们曾忠于过的“伟大领袖”……
他脚戴脚镣，手系背铐，不唉声不叹气，也不怒气横眉，更不咒天骂地，静静地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一天，他突然问我：“晓枫，我死了后，你有什么打算？”
席地而坐的我，望着黑黑牢顶，恨不来个轰天大雷炸坍这座万恶的无产阶级专政监狱。我没过多考虑，咬着牙愤愤地说：“活下去，坚决活下去！与他们斗到底！”
他那泰然平静的双目落在我身上许久，问：“怎么活？怎么斗？”“决不自杀！决不低头！杀尽那些整人害人的家伙，大不了像你吃颗子弹。”我望着他那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以及那张因长期饥饿，导致营养不良而苍白的娃娃脸，激愤得有点歇斯底里。
好一阵沉默，他喃喃地自言自语：“冤冤相报何时了，以卵击石不可为。”然后转过头来朝向我，同意又不同意地说：“晓枫，不自杀、不低头，是对的，但不能有吃子弹的打算啊！你年轻，又有写作才华，切不能盲动，做无谓的牺牲。中国政局会发生变化，绝不是铁板一块，纵是铁板也会锈化。到了那一天，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写出来，留下一页页历史……”
我一怔，失望沮丧的心有点惊讶：“有那一天吗？”
“怎么没有？世上没有不死的人，也没有万岁的皇帝。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换了多少个朝代和多少个帝王？不过都是你杀我，我杀你杀出来的，都是以暴易暴的灾难，受罪的还是老百姓。我在想，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能不能通过非暴力的和平过渡，走上自由民主，像西方国家一样，几年选一次总统？我看不是没有可能，但得等……”他面带深沉的微笑，话中有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
在这之前，我们不少劳教右派也曾私下探索过中国的未来，但碍于告密未敢深究，现在他和我同关在死牢里，还有什么话不能交流？一个亮亮的光点从大脑闪过，我似乎像抓住了什么，轻声问道：“你是说，老毛死后吧？”
他点点头，认可我的企盼，说：“你三十，他七十一了，尽管人们天天喊他万岁，他能活到万岁吗？我叫过，你叫过，那时叫他万岁时候，热血沸腾，浑身激动得发抖，眼里噙着泪花。以为他会给我们带来自由民主、幸福昌盛，谁知全是灾难。国民党的人杀，共产党的人也杀，越杀敌人越多。不仅整得你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他的战友高岗、饶漱石也跑不掉，保驾的彭德怀、张闻天也一样，今后不知还要整谁？”
我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
他从地铺的草席上站起来（死牢没有囚床，除墙角有个便桶外，就是扔在地上的两张草席，他和我一人一张），拖着沉重的脚镣，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说：“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就是你斗我，我斗你，除了农民斗地主，工人斗资本家外，儿子斗父亲、老婆斗丈夫、学生斗师长……不斗就不叫共产党。毛泽东最坏一招，就是用美丽的词汇，把人性灵魂深处最丑恶的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出卖朋友叫分清敌我，落井下石叫划清界限，揭发亲人叫站稳立场，让人放开手足做坏事。”
他说得入情入理，我听得有盐有味，似乎死牢变成了课堂，学生与老师在探索社会发展与国家存亡的道理。他有论有据地分折道：人性的共同特点是趋利避害，总想用轻松的付出去换取最大利益。什么付出最轻松？出卖灵魂最轻松！共产党每一次争斗，每搞一个政治运动，总有人爬上去，总有人被打下来；爬上去的人少，打下的人多。爬上去的人当官、当长、当书记，打下来的人挨斗争、进监狱，沦为社会底层贱民。还有，官位、长位只有那么几个，而争夺的人一大帮。人们为了抢到这个位置，就拚命做坏事，拚命说谎造谣。谁的坏亊做得多，谁的说谎说得大，谁就能抢到最好的位置。有了这个位置，就可以妻荣子贵，作威作福，鸡犬升天，这就是毛泽东热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治国之术。一块骨头十条饿狗抢，互相之间你撕我咬，死拼恶斗。中国早已成了一群疯狗争食的国家，没人格、没尊严，寡廉鲜耻，苟延残喘。尽管十多年来国家遭受到如此大灾大难，可没有人敢说真话，都隐忍逃逸保全苟活，就是这块骨头起的作用。今后想过自由幸福日子，就不要去抢骨头，各安本分，保持人格尊严，多做人们喜欢做的善亊。晓枫啊！切忌去抢骨头……
是触动，是启迪，我回到两年前曾探索过的题目：中国苦难何日才有尽头？但未得出答案。他说到这里，我忍不住岔断他的话，问道：你和周居正是不是就为这个，才起来组织“马列主义者联盟”？
对“马盟”这个组织到底有没有？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
记得，1961年我外逃前，“415”劳教筑路支队在旺苍快活镇修筑“广旺”铁路（广元至旺苍），时值苏共召开21次党代表大会，曾被共产国际开除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又重回“国际共运”大家庭。南斯南夫不叫共产党，叫“马列主义者联盟”。“联盟”的章程宽松，只要你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可以加入，不像中国共产党又是什么“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什么“献身无产阶级事业”。他们不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据说老百姓生活过得不错。于是，我们中不少人主张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应将共产党更名为“马列主义者联盟”。谁知几个月后，这些发表自己看法的右派分子均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下抓了几百人。在大逮捕前夕我和他匆忙见过一面言及此事。之后我因偷米事发，外逃西北，省公安厅视我为此案要犯，发出红色通缉令。1963年初在陕西被捕押回成都，经数十次审讯，无论诱、逼、胁，我只谈知道的事，决不吐露一个难友。虽然审讯员指定这是个重大的“反革命集团”，某某是主席，某某是书记，某某是部长，还说他们都已坦白交代了。我坚持回答：一概不知……
他淡淡一笑，然后说：“根本没有什么组织，只是大家在一起议论，探求真理，到底中国走苏联之路好，还是走南斯拉夫之路好。”他毫不隐讳地说：“从报上发表的文章看，南斯拉夫道路，和平、理性，不杀同志，不整人民。铁托不像斯大林那样专横，更不像毛泽东那样暴戾，他总是关心爱护人民，尽可能多给老百姓一点点民主自由。”他接着说：“周居正写了一个小册子叫《坚持新民主义革命》，就是这样说的。尽管我们在暴力的残酷压迫下，但仍一致主张放弃暴力，反对武装起义，停止阶级斗争，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改官员的任命制为民众选举，解散人民公社，把土地还给农民，工厂实行工人自治，由工人选出自己的领导人管理工厂，没有暴力推翻共产党的打算。”
他特别提醒我说：晓枫，共产党已经变成一个强大的法西斯政党，它有军队，有警察，有监狱，占有国家的一切资源，又极其专横残暴。造反，杀你；反对，关你；不跟着它走，没有饭吃。你我都是吃共党饭长大的人，参加过共产党各个政治运动，深知道共产党的底细。过去说“国民党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共产党却是“宁肯错杀十万，不肯放过一个批评它的孩子”。老百姓杀怕了，吓怕了，哪个敢起来造反？再有，现在不是国民党时代，那个时代是私有制，厂矿、商店、银行都是私人开的，人们可以自由自在找工作。而今整个国家都是共产党的，没有私人的企业，没有个人的空间，大家只有一条路：拥护共产党，跟着毛泽东走！不要说造反，就是农民在田边屋角种瓜瓜豆豆，也要被批判被斗争。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人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你不咬人别人就咬你。我和周居正，还有你，都是不愿意做咬人的狗，结果被人咬得血淋淋……
他这番真诚的吐露，四十多年来一直在我脑海里缠绕：“在毛泽东的统治下的中国，人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是的，我也被迫做过狗，也曾咬过人，现在自己不咬人了，却又被别人咬得遍体鳞伤，唉，何时中国人才能真正是人，才能不做狗不咬人呢？
他的这些观点，在法庭上曾向法官袒露，想说服他们不要做坏事。法官们不但不听，还大骂他坚持反革命立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实，他说：“杀我的人未必一定要杀我。他们为了要穿衣吃饭，养儿育女，不得已而为之啊！1950年剿匪，我杀过人，你也杀过人。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去杀人？不也是为了挣表现，求上进，争位子。嘿，这个国家把正常的人变成杀人犯，自己为自己造铁屋子哟！”“铁屋子？”我重复，不解，迷惑。
“对，铁屋子！就是这间铁屋子！中国人都住在铁屋子里，只不过大小不一样。你和我是住的小铁屋子，老百姓住的大铁屋子。不过，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中国这个大铁屋子，年代久远了就会腐蚀锈化。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今天整这一批，明天斗那一批。每次政治运动打击面都是百分之五，十次运动就是百分之五十……你算算，这些年搞了多少次政治运动，损害了多少人？他一定死在你前面。毛泽东一死中国政局肯定发生变化……”
那时，我刚进入而立之年，躁动得不得了，曾想拉支队伍与共产党干到底，再不当个刺客，专杀做恶的官员，或者做个江洋大盗，杀人越货，劫富济贫，逞一时之快。经过多次交流，多次探讨，他的观点、想法、夙愿，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开始冷静思考人生，寄希望于中国政局变化，耐心等待毛泽东早日去见马克思。我能放弃暴力反抗的誓愿，正是他们要我“陪场”的目的，真可称之为殊途同归。此时的他，不是即将走向刑场的死囚，而是一个布道的牧师，我是第一个接受洗礼的信徒：让共产党在时间的岁月里腐蚀锈化……正因为如此，我才耐着性子蹲了二十多年的监狱，渡过漫漫的长夜，等待黎明的到来。否则我早会伺机夺枪，饮弹长眠，一死了之……
在他等候死神的时间里，有一天我突然问：“应森，你恨吗？”
躺在草席上的他，静得来像古井之水说：“恨谁？我谁也不恨！这是中国历史上躲不过的一场劫难！要说恨，就恨这个造成灾难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永远不会实现，它是马克思编造出的一个最大的谎言。我相信受骗的人，终有一天都会觉醒。就像这间铁屋子终究有一天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红花一样。”
我奇怪不解：铁屋子怎么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红花？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是这样说的：
“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说不定哪天出个大力士，把铁屋子打开个洞，腐蚀锈化的时间就会加快。但是共产党残暴专横的本质难改，正如老虎要吃人一样。只要叫共产党，他就必然践踏人权，仇恨民主，蔑视尊严！我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参加了共产党。别人骗我，我骗别人，大家就这样骗下去。晓枫，今后决不能再做骗人的亊了，在铁屋子有了洞的那天，就不要再做狗，再当工具了！一定做个大写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那天凌晨，他被叫出死牢，负镣戴铐走上刑场，被杀于四川灌县（今属都江堰市）岷江河畔。时间是1964年4月19日上午11时，时年三十三岁……
此后，我一听见岷江咆哮，好像听见他说的那句话：在铁屋子有了洞那天，大家就不能再做狗，再去当工具了，一定做个人格独立的人！所以“改正”后回到报社不久，我就“下海”自谋职业去了，不再做骗人者的工具……
“往事微痕”供稿
──转自《看中国》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