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上次写的‘解体媒体党文化系列’，还有续集吗？”
日前，一位读者问及此事，顿时让笔者惊觉，近期忙于时事新闻，几乎已把这项工作丢进遗忘的时空。
于是，趁着中国新年期间，笔者决定搬出这个不那么“时事”的题材，继续说没说完的故事。
党文化是什么？
首先，许多人可能还不清楚，“党文化”究竟是什么？
党文化，是一套迎合中共意识形态的思想、话语与行为体系，在中共通过媒体、文艺、教育系统长期灌输给人们后，人们在日常言行举止中，往往会不自觉地表现出符合共党、有利共党的思维、言谈与行为，进而将中共的极权统治“合理化”、“常态化”、“正当化”，从而更加稳固中共对人民的控制与独裁。
对新闻媒体来说，党文化经常体现在报导题材、讯息内容、报导角度、使用词语等因素里。
媒体党文化影响甚钜 必须清除
那么，为什么要清除媒体里的党文化因素？党文化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其一，党文化会维护共产党对社会的极权统治与意识形态。
党文化通过媒体传播后，深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与日常生活，会促使人们渐渐被洗脑、顺应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观，加上中共国家机器的严酷打压，让人们的一切起心动念、言谈举止不自觉地服从中共的“标准”，害怕与中共违逆，从而更加维护、巩固中共的极权统治。
其二，党文化会潜移默化、扭曲变异个人的思维与价值。
党文化，沁满着中共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但中共的价值观却几乎都与传统的普世价值相悖，诸如：反人权、反自由、反法治、反人性、反道德、无神论、战天斗地等。
倘若人们受到媒体党文化因素的长期薰染，价值观与言行模式也容易随之变异，走向背离传统价值、远离道德礼教，从而使人们变得像共产党官员那样道德沦丧、相互危害、自私自利，不择手段地算计争斗，无所顾忌地伤害他人。
其三，党文化会污染世界，破坏传统文化。
党文化的种种理念、价值均与普世价值相左，而普世价值却是各国传统文化里流传千载的共同信念，例如：敬天信神、善恶有报、真善忍等。媒体散布党文化，等于散布“反传统文化”，因此，必然误导人们逐渐抛弃传统文化，失去了各国民族的固有根源与历史遗产。
职是之故，清除媒体的党文化因素至关重要。
常见媒体党文化怪象 包藏祸心
此前，笔者在〈一句古谚 看党文化如何篡改传统 变异思想〉一文里，曾以“功夫不负有心人”与“皇天不负苦心人”为例，论述中共如何制造新词语，变异传统谚语的表面词义与深度内涵。
而在〈这些成语你我耳熟能详 竟是中共党文化产物〉文中，笔者曾通过简单考证，指出包括“风口浪尖”、“顺藤摸瓜”、“鱼死网破”等常见词语，其实是中共党文化底下的文艺产物。
现在，笔者将继续介绍华文媒体里几种经常出现的党文化怪象：
‧报导用词 隐藏“党上民下”权力结构
中共深谙利用媒体控制舆论与人民思想，因此报导用词也多所讲究，而许多用词当中，其实都潜藏着“中共在上”、“人民在下”的权力结构意涵。
例如“受众”，受众意指被动接受媒体讯息的民众，背后意味着媒体是单方面、由上而下对民众传播讯息，民众只能接受服从。
然而，在西方国家或其它正常社会里，“受众”一词早已被认为是忽视人们主体性、自主思维的过时产物，因此现在多数社会改用“观众”、“听众”、“读者”、“阅听人”、“阅听众”等词语，借此体现人们对媒体讯息的主动解读与诠释权。
因此，中共媒体普遍使用“受众”一词，恰恰体现中共只想灌输人民信息、强迫接受，不希望人民有不同解读与诠释。唯一的话语权，只归“党”所有，众人只能听从。
再者，如常见的“某某官员前往某地调研”，“调研”是调查研究的缩写。然而，传统意义上的“调查研究”，不仅是要学有专精的人去做，同时还要花费相当时间与精力去深入探索、追究。
然而，中共多数官员的“调研”，充其量不过是一两个小时、或更短的现场考察，看看表象、听听简报、说说官话，与传统的“调查研究”相去甚远。在正常社会的媒体里，多半使用“访视”、“视察”、“探视”等作为报导用词，恰如其分。
中共官媒大量使用“调研”来描述党官活动，无非是暗中抬高党官地位与形象，增加党官对人民的“上对下”权威感。
‧用词“极端化”、“浮夸化”
“假、大、空”是中共党文化的特点之一，这项特点也充分体现在新闻媒体的用词极端与浮夸。例如：
“深入基层班排，察看执勤哨位，亲切慰问部队官兵。”（新华社）
“太行山高速的开通，为沿线人民出行节约了大量的时间，便利了百姓的日常生活，还大大提升了运输效率。这条高速将源源不断的活力一路引进大山，成为一条山区群众的‘幸福路’。”（新华社）
“渥太华这样做，是中国社会绝对接受不了的。很多中国公众会因此给加记一笔重帐，大家一定会要求中国政府严厉制裁加拿大。中加关系面临严重倒退的风险，这也是对加拿大公众利益的侵害。”（《环球时报》）
对讲究客观、中立的传统媒体来说，官员访视军方，用“慰问部队官兵”即可，不需刻意套上“亲切”形容词来加料，反而显得矫揉造作、主观浓烈，一看就是媒体对官员的吹捧与煽情。
至于高速公路开通，改善居民生活与效率，记者应侧重描写实际的改善情况、案例，给出具体数据，让事实来说话，无须添油加醋地抹上一段“这条高速将源源不断的活力一路引进大山，成为一条山区群众的‘幸福路’”。
这段话语不仅是浓厚的记者主观调料，用词浮夸，与强调客观中立的传统新闻相去甚远；而且让人不禁质疑，媒体是否刻意通过这样的浮夸语句，掩饰施政成效的不足与缺乏漂亮证据，从而达成报喜不报忧的宣传效果。
至于《环球时报》的评论语句，更是使用“重帐”、“严重”、“严厉”等重词，不仅语气极端、字露凶光，也流露着中共对外国政府的恐吓与霸凌心态。
‧字里行间充满“战斗性”、“争斗心”、“杀气”
在中共媒体上，经常可以在新闻、评论当中，读到高度“战斗性”、煽动斗争、甚至杀气腾腾的非理性字词。例如：
“奉劝加方不要执迷不悟，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否则，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加方要为此承担全部责任。”（新华社）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会上提出，新的一年要攻坚克难、狠抓落实，为教育新发展新跨越开好局、起好步、奠好基。”（《中国教育报》）
无论是对外国的交涉呼吁，或是对国内的政策宣导，中共党媒都采取非理性、不平和、斗争意味浓烈的字词，诸如“加方要为此承担全部责任”、“狠抓落实”等。
然而，这些不理性、不客观的字词，正常社会的媒体与官员几乎不会使用，因为不但容易给人缺乏理智、不够稳重、动刀动枪的负面暴力观感，并与传统社会的谐和气氛相违逆，还容易暗中向阅听众灌输负面因子，带动社会的暴力倾向与斗争气氛。
‧覆诵“党”核心地位 宛若洗脑咒语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句话，几乎是中共党媒与官员日夜覆诵的魔咒。例如：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开拓进取，用辛勤劳动创造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新华社）
无须赘言，这句神似洗脑歌曲的台词，无非是要通过媒体的大量覆诵，宛若催符念咒，对人民脑中强行深植“党”的核心权威地位。
‧为“党”与“政府”歌功颂德
无时无刻在各类新闻中为共产党歌功颂德，是共产政权党媒的首要职能。例如：
“王生云是地地道道的拉祜族苦聪人，他的祖辈世代居住在大山里，在新中国成立前还过着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新中国成立后，苦聪人从原始社会末期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今天，苦聪人正在边远的哀牢山区紧跟着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小康的前进步伐。”（新华社）
“政府给我们补助，每家每户都修了厕所，还有太阳能热水器，以后能洗热水澡咯。”（新华社）
从这两个案例可见，党媒在新闻背景的叙述，以及受访者的引语选用，都刻意突出能够吹捧中共政权、迎合社会主义主旋律的元素——尚且不论这些内容是否造假或违背事实。
同时，藉由这些描述与引语，党媒特意呈现出“党”对人民的上对下施恩，暗暗植入“党才是人民衣食父母”的潜台词，从而进一步在人民的意识思维中巩固“党”的统治地位与权威。
‧官进民退 抬高党官权势地位
许多中国的社会新闻与灾难新闻，具有一项世界罕见的“中国特色”：各级官员出现的篇幅，远高于新闻事件主角。
例如，日前发生在西安的一起车祸事故，造成九人死亡，但某家陕西媒体的报导中，不仅没有提及事故的可能原因、事发经过或当事人的身份描述，甚至关于车祸本身的叙述仅有一段，其余三个段落都是不同官员的“批示”与“忙碌”。
先是“省委书记胡和平作出批示，要求省市负责同志迅速赶赴现场处置”；接着，“省长刘国中批示要求，迅速组织专家对伤者进行抢救”；再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梁桂，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和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立即赶赴现场，成立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迅速开展工作”。
各级党官不断“批示”，突显出党官的“权威地位”；同时，官员依据“官位”高低依序出现在新闻中，则向人民与社会暗中传递了“党官阶层”的重要性与正当性。
至于车祸中，谁罹难了、谁受伤了？车祸怎么发生的？似乎不重要。一场重大车祸悲剧，俨然成为各级党官的秀场。
这种“重官轻民”、“官进民退”的新闻诡异乱象，不仅彻底扭曲新闻本质，反映了共产党视民如敝屣的一贯心态，更凸显了中共党文化完全失去传统文化中要求君主与官员要“爱民如子”、“视民如伤”的仁爱敦厚。
以上种种媒体党文化怪象，根本目的都是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与极权统治、压制人民的自主意识、强化人民对“党”的服从与依赖。
不过，新闻媒体当中还有其它不易从表面字句察觉的隐晦党文化因素，限于篇幅，且待下回再论。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