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9年01月18日讯】为了不继续拖累家人，浙江一名老妇一心求死。为了让亲人摆脱病痛的折磨，老妇的丈夫、女儿、女婿亲眼看着亲人吞下了毒药，跪在床前痛哭着等着她毒发身亡。承办这起特殊杀人案件的法官，日前首次向媒体披露了该案的案情细节。
据台州市路桥区法院一名夏姓法官向陆媒披露，这起被当地人称为“安乐死”的杀人案中，死者是浙江一名姓冷的中年妇女。她生前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多种疾病，由于大剂量激素治疗等原因，导致其体重暴增，骨质疏松。一次意外让又她摔断了腿，只能长期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由其大女儿和大女婿照料。
在接受治疗和卧床养病的过程中，冷姓妇人厌世求死的情绪越来越重，她多次请求女婿张某帮自己购买老鼠药来自杀“解脱”。
2017年8月27日，张某帮死者买来了老鼠药，并在次日将冷姓妇人的丈夫樊某也接来。在冷姓妇人的要求下，樊某当着女儿、女婿的面将老鼠药递给了妻子。冷姓妇人当即将老鼠药服下。当时，三名家属跪在妇人的床前恸哭，却没有采取阻拦或救助的措施。
服药后的妇人在头脑还清醒的状态下，要求丈夫载她到外边转转。于是樊某载着服了毒药的妻子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行驶了数个小时，待其将车停靠，想要了解妻子的状况时，发现妻子早已停止了呼吸。
案发后，死者的丈夫、大女儿、女婿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拘捕。其后，死者女儿因属于自首，加上她家中尚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需要抚养等因素，她个人获准取保候审。
这是台州市第一宗因“安乐死”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2018年5月，该案在台州路桥法院进行了庭审。
在庭审过程中，死者的小女儿和其他亲戚邻居等证人出庭作证，证实3名被告人在死者患病期间给予了充分的照顾，他们将大部分收入都用于给死者治病，甚至家中实在没钱了，还向亲戚借了钱来给她治病。
在法庭上，死者的大女儿在自我辩护开始后控制不住情绪，当庭痛哭流涕。她回忆了母亲在发病治疗阶段遭受的痛苦，忏悔自己面对母亲自杀却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并哭诉了自己家庭遭受的痛苦及目前正处于叛逆期的儿子面临的困境。整个法庭顿时笼罩在悲伤、惋惜、无奈交织的复杂情绪之中。
最终，这3名涉案人于2018年6月以触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刑，死者丈夫和女婿均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女儿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中国普通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
这各特殊杀人案案情被媒体公开后，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人们在争论所谓“安乐死”与有意杀人的区别时，也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大为感叹。
的确，在中国大陆不但看病难，而且看病贵，治疗水平稍高一点的医院常常是人满为患。在一个三甲医院想要挂上一个专家号，可能需要排一夜的队，然后再候诊几小时，得到专家几分钟的问诊后，便是拿着一叠厚厚的检查单去接受各种检测，最后大笔的花费中还有许多项目是医保无法报销的。
因为看病难、看病贵，往往有病患者在求医的过程中备受挫折，而医患之间的矛盾也尖锐到了几乎一点就着的程度：医生的一次误诊、漏诊，甚至于医护人员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都有可能激发起病人和家属强烈的不满和愤怒，甚至引来杀身之祸。
中国人为什么看病这么难，症结何在？
《纽约时报》早年间在一篇有关在中国看病难的报导中指出，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对医疗系统的投入不足，导致公立医院名存实亡。
以2011年为例。据财政部发布的《2011年公共财政收支情况》，当年中国GDP总额为47.16万亿，财政收入103740亿元，其中医疗卫生支出6367亿元，仅占GDP总额的1.35%，比许多国家的医疗投入比重都低。
即使这6367亿元也并不能都实实在在地用在每个老百姓头上。中共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则在2006年的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曾坦承，中共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有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官员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中国医院协会会长曹荣桂2011年在第14届中国医院院长论坛上指出，90%的县级医院在负债经营。于是，一方面医院为扩大市场占有率，绞尽脑汁地筹钱贷款搞扩建，购买昂贵的医疗仪器；另一方面，由于资金不足，又拚命减少聘用医务人员。最后形成的现实状况是，在医院基建和设备购买费用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行政人员繁冗，一线医务人员严重不足，工作负担异常沉重。
据中共卫生部2011年统计公报，截至当年末，全国执业(助理)医师246.6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含助理)医师1.82人。在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193个国家中，中国的每千人口执业医生数排名第80位。
在医生数量不断减少的同时，中国的患病人数历年来却在大幅增加。由于压力、不良生活习惯、环境污染等原因，中国的患病人口近年来激增。
根据中共官方发布的预测报告，从2000年到2025年，中国患者人数将增加近70%，住院量增加超过43%，年门诊量超过37%。而医疗费用增加将超过50%。而同期，人口增长率只有15%。
（记者竺颖综合报导/责任编辑：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