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共产党（KKE）的总书记尼科斯．扎卡里亚迪斯于1945年5月自德国回国。他在德国曾被流放到达豪（Dachau）。他的首批声明明确地宣布了KKE的政策：“要么EAM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最终获得在希腊建立人民民主的回报，要么我们回归类似于最后的法西斯主义君主主义独裁但更为严苛的政权。”被战争拖累得精疲力竭的希腊，最后好像几乎没机会享受和平。10月，第七次党代会批准了扎卡里亚迪斯的提议。第一阶段是争取让英军离开。1946年1月，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声称英军的存在对希腊构成威胁，表明了对该国的兴趣。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协助下，KKE于1946年2月12日组织了一场暴动。当时，共产党人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失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正呼吁其选民弃权。
1945年12月，KKE中央委员会成员会见了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各位军官。共产党人得到保证，他们可以使用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作为基地。三年多来，他们的部队这样做了，带着他们的伤员撤退到这些国家，并利用它们进行重组以及增加补给和弹药。这些筹备工作是在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创建几个月后进行的。该组织是由莫斯科主导的世界共产党的组合。希腊共产党的那次暴动看似与苏联的新政策完美配合起来。1946年3月30日，KKE宣布，第三次内战正在进行中。民主军（成立于1946年10月28日，由马科斯．瓦菲阿迪斯﹝Markos Vafiadis﹞将军领导）的首波袭击遵循了通常的模式：袭击警察局、杀死里面的人，以及处决当地领导人物。1946年全年，KKE都在公开地继续这样的行动。
1947年的头几个月，瓦菲阿迪斯将军加强了军事行动，袭击了数十个村庄，并处决了数百位农民。强制招募使民主军的队伍扩大。拒绝配合的村庄遭到严重报复。马其顿的一个村庄遭到特别严重的袭击：48间房屋被烧毁；12名男子、6名妇女和两名婴儿遇害。1947年3月以后，市政领导人被系统性地消灭，牧师也一样。到3月，难民人数达40万。恐怖政策遭遇了反恐怖行动，左翼激进共产党人反过来被右翼极端分子杀死。
1947年6月，在贝尔格莱德、布拉格和莫斯科进行巡回访问之后，扎卡里亚迪斯宣布紧急成立一个“自由”政府。希腊共产党人似乎相信，他们可以遵循几年前铁托所走的相同道路。该政府于12月正式成立。南斯拉夫人提供了近一万名从他们自己军队中招募的志愿者。联合国巴尔干特别委员会的许多报告，已经确认对民主军这种援助的巨大重要性。铁托与斯大林在1948年的决裂，对希腊共产党人造成了直接后果。尽管铁托继续其援助直到秋天，但他也开始撤退，并以关闭边界而告终。1948年夏，当希腊政府军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攻势时，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也关闭了自己国家的边界。希腊共产党变得日益孤立，党内异议增多。战斗一直持续到1949年8月。许多战斗人员逃往保加利亚，之后又逃往东欧其它地区，特别是在罗马尼亚和苏联定居下来。乌兹别克（Uzbekistan）首都塔什干（Tashkent）接收了数千难民，其中包括7,500名共产党人。这次败北之后，流亡的KKE遭到多次清洗。迟至1955年，支持与反对扎卡里亚迪斯的派别之间的冲突仍然十分激烈，以至于苏联军队一度被迫介入，造成数百人伤亡。
在1946至1948年的内战期间，希腊共产党人在其控制的所有地区对所有3至14岁的儿童作了记录。1948年3月，这些儿童被集中在边界地区，数千人被带入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村民们试图把他们的孩子藏在树林里来保护他们。尽管道路上设有巨大的障碍，红十字会还是成功地计算出有28,296名儿童。1948年夏，当铁托与共产党情报局关系破裂变得明显时，尽管希腊政府多次抗议，在南斯拉夫的11,600名儿童还是被转移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1948年11月17日，第三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严厉谴责迁移希腊儿童。1949年11月，联合国大会再次要求将他们送回希腊。这些以及随后的所有联合国决议一直未得到答复。邻国的共产党政权声称，这些儿童所处的条件优于他们在国内将经历的条件，驱逐出境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
实际上，对儿童的强制放逐是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饥饿和流行病非常普遍，许多儿童直接死亡。他们被一起关押在“儿童村”，除了正常的教育之外，还被迫接受政治课程。他们13岁就被迫从事体力劳动，执行艰钜的任务，如在匈牙利沼泽地区哈特查格（Hartchag）进行土地开垦。共产党领导人的意图是塑造出新一代忠诚的激进分子，但他们的努力终告失败。1956年，一位名为康斯坦丁尼德斯（Constantinides）的希腊人在与苏联作战时，死在匈牙利一侧。其他人则成功逃往西德。
从1950年到1952年，仅684名儿童被允许返回希腊。到1963年，已有约4,000名儿童（其中一些生于共产党国家）被遣返。在波兰，上世纪80年代初，希腊人社区人数达数千人。其中一些人是团结工会（Solidarity）的成员，于1981年12月戒严法推行后遭监禁。1989年，在民主化顺利进行之际，仍住在波兰的数千名希腊人开始返回家园。
被击败的希腊共产党人在苏联受到热烈欢迎，与斯大林消灭在俄罗斯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希腊人社区形成奇怪的对比。1917年，这个苏维埃国家的希腊人数量在50万至70万之间，大多集中在高加索和黑海周边。到1939年，该数字已经下降到41万，主要是因为“非自然的”死亡，而非移居国外；到1960年，仅剩下17万7,000人。1937年12月以后，生活在主要城镇的28万5,000名希腊人，被放逐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科米共和国和西伯利亚东北部诸地区。其他人被允许返回希腊。在此期间，KKE前书记海特斯（A.Haitas）和教育家乔丁尼斯（J.Jordinis）在清洗中丧生。1944年，克里米亚的1万名希腊人（那里一个曾经繁荣的希腊人社区之遗民），被放逐到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借口是他们在战争中采取了亲德立场。1949年6月30日，格鲁吉亚的3万名希腊人一夜之间就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1950年4月，巴统（Batumi）的全体希腊人口都遭受了类似的命运。
在西欧其它国家，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后共产党夺权的企图，迅速被英美军队的存在和1944年底斯大林的指令所扼杀。该指令敦促共产党人贮藏武器，等待更好的时机夺权。1944年11月19日，斯大林与法共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会议。此次会议的报告，就证实了这一路线。多列士在苏联度过了战争。这次会面之后，他回到法国。
战后，至少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共产国际内部已成常态的暴力手段和恐怖，继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上演。在东欧，通过被操纵的审判秀，对真正或假定的异见人士的镇压尤为激烈（详见第20章）。这种恐怖行动的借口是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的对抗。挑战了斯大林的无所不能之后，铁托被变成一个新的托洛茨基。斯大林试图派人暗杀他，但铁托非常警惕，且拥有自己高效的国家安全机构。由于无法除掉铁托本人，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象征性的政治谋杀，并从他们的队伍中开除所有的“铁托主义者”，利用一切机会把他们视为替罪羊。首批抵罪的受害人之一是挪威共产党总书记皮德‧菲吕博顿（Peder Furubotn）。他以前是共产国际官员，在莫斯科工作过，曾于1938年逃往挪威，躲过了一次这样的清洗。在1949年10月20日的一次党的会议上，一位名叫斯特兰德‧约翰森（Strand Johansen）的苏联特工指控菲吕博顿信奉铁托主义。由于确信在党内会获得公平的申辩机会 ，菲吕博顿于10月25日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宣布他和他的团队立即辞职，条件是中央委员会立即进行新的选举，且对他的指控由一个国际专家小组来审查。菲吕博顿因此暂时以计谋战胜了对手。但令很多人惊讶的是，约翰森和几名武装人员次日闯入中央委员会，用枪威胁着驱逐了菲吕博顿的支持者。然后，他们组织了一次会议，同意将菲吕博顿开除党籍。菲吕博顿本人曾预见到这些苏联式手段，并与几名武装同事在自家设置防御工事，把自己关在家里。挪威共产党大部分军队在随后的枪战中战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约翰森本人被苏联操纵得以至于最终发疯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个恐怖时期的最后一幕发生在1957年。一度在布达佩斯领导1956年反抗（见第20章）的匈牙利共产党人伊姆雷‧纳吉（Imre Nagy），因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经过一番阴险的操弄，苏联克格勃官员把他拘押起来，然后移交给亚诺什‧卡达尔（János Kádár）的匈牙利新政府受审。因不愿为明显将被合法化的谋杀承担全部责任，匈牙利工人党利用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共产党大会，让在场的所有共产党领导人投票支持判纳吉死刑。其中包括法国人莫里斯‧多列士和意大利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只有波兰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拒绝支持此举。纳吉被判死刑，并于1958年6月16日被绞死。（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