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是文明的象征、文化的符号。中国古代建筑，蕴含中华传统文化之深厚内涵，于朴素、庄重、壮美中透射天人合一的哲思，展现运行千年的秩序和原则。
古代城墙，是一部部穿越时光的杰作，历经风雨沧桑，引人抚今追昔。那是源自久远的智慧和艺术，凝固于土泥砖石，记录五千年朝代兴衰。那是丰富而凝重的旋律，随青灰色的墙体绵延伸展，述说城市的脉动。
古老的墙，抵御过炮火、阻挡过洪水，却在“战天斗地”、“破四旧”和金钱至上的躁动与狂妄中，一段又一段，一处又一处，被推倒、铲平。历史的积淀、多彩的篇章，连同渗透在砖土里的美丽和坚韧，就那样灰飞烟灭，只成追忆。
（接《消逝的城墙》上篇 ）
“五十年后 历史将证明”
北京的古城墙幸免于战争的炮火，却在和平建设时期被人为地拆毁，消失殆尽。这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大悲剧。
中共建政后，北京的城墙是保留还是拆除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主拆派认为，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阻碍了城市交通的发展。以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为代表的保留派认为，北京城是“有计划的壮美城市，而且一直保存完整”，因此应该予以保留其古迹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之美。
1950年2月，梁思成和留英建筑专家陈占祥发表了2.5万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建议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将行政中心设置在三里河地区（公主坟与月坛之间），把城市分为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几个功能区，形成“大北京”格局。新城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旧城则是古代中国的城市博物馆，且不应在此建高层建筑。可是，这一方案被否决。
梁思成曾对学生罗哲文说，北京城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实物杰作，如果将包括城墙、城门、街巷、牌楼、宫殿、王府、坛庙、寺观、园林等的城市完整地保护下来，将是一个世界奇迹。但如果在城内建设，新旧两者必相矛盾，古建筑就必然要受到破坏。因此，必须把中央各部和机关学校建在城外，才能两全其美。
1950年5月，梁思成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针对“毁城”派的观点，逐条解析反驳。他的结论是：应当对城墙保护整理，“与护城河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的计划，善于利用”。
梁思成指出，“城墙并不阻碍城市的发展，而且把它保留着，与发展北京为现代城市不但没有抵触，而且有利。如果发展它的现代作用，它的存在会丰富北京城人民大众的生活。”
对于交通问题，他提出，只需在城墙上多开几个豁口就可解决。城墙和城门的存在，不仅可以疏导车流，还可发挥作为市内区域隔离带的功效。此外，北京城池的西段城墙在永定河泛滥时还能起到防洪作用。
梁思成还设计了对北京城墙的改造方案，并绘制了一张城墙花园想像图。他写道：“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10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文化馆或小型图书馆、博物馆、茶点铺；护城河可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
梁思成赞颂北京城墙“气魄雄伟”、“精神壮丽”。他深情地说：“它是我们的国宝，也是世界人类的文物遗迹。我们既承继了这样可珍贵的一件历史遗产，我们岂可随便把它毁掉！”
19世纪初的东直门城楼及箭楼。（公有领域）
不幸的是，在政治的高压下，如此具有前瞻性的合理建议被压制。梁思成仍不放弃，为了保护古城墙和城门，他不停地奔走呼吁。这时，时任北京市负责人彭真放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是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同时，中宣部还组织人写文章批判梁思成，于是，保留派被迫沉默了。
从1952年开始，几年内，北京外城城墙被全部拆除，内城的墙被拆了一半。当时政府组织市民义务劳动，或动员各单位拆墙取砖取土。
1965年，北京市地铁动工，内城城墙在修建地铁和备战备荒中被继续拆除，城砖大多用在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工程设施上。80年代，因为修建二环路，内城城墙被全面拆除。
今天，老北京内城的9座城门只剩下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角楼只留下了内城东南角箭楼；而在计划中本应保留的西直门箭楼竟在施工过程中被误拆。城墙只残存了三段，分别在北京站南、内城东南角楼以北和西便门附近，那是因地铁拐弯而得以保留。此外，在修建地铁时，内城东侧、西侧和南侧的护城河被盖了板、修成暗沟。
台湾作家林海音在《城南旧事——我的京味儿回忆录》中感叹说：“亲戚朋友都劝我回北平城南的老宅子看看，我都叹息而不语……北平连城墙都没了，我回去看什么？”
梁思成曾悲痛地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他对拆墙派呐喊：“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
北京内城南段残垣。（公有领域）
“世界第一大城”被损毁
南京是“六朝古都”，是中国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明王朝在此建都时，修建了宫城、皇城、内城和外郭四重城池。南京城墙号称“世界第一大城”，它的建造被形容为“人穷其谋、地尽其险、天造地设”，体现了“天人合一”、“皇权天授”等思想。
中共建政初期，南京也兴起了拆除城墙的意见，认为此举可得大量城砖和地皮，还可利用地面修为公路，拆之无害且有薄利可图。一些著名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
1954年12月，市政府成立临时拆城工程处，把当时南京数十万失业人员组织起来， “以工代赈”，拆城卖砖。拆下一块城砖，可以卖一毛钱。“最令人痛心的，是把古石头城上拆下来的条石，敲碎了当作修马路的小石子。而石头城南北一段的城墙，是南京最古老的一段城墙，是东吴和南朝的遗迹。”
1956年4月，建设工程局拆除了石头城遗址的一段城墙，时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的朱偰向南京市政府提出批评意见，反而受到上级批判。
至1958年底，南京城墙被拆毁过半，大多城门也被拆除，只余12多公里墙体及4座城门。
南京内城东南从武定门到中华门城墙拐角处的一段城墙，20世纪30年代航拍。（公有领域）
成都的叹息
据成都老居民回忆，明清成都城墙不仅保护了城市，还是旧日的大众娱乐场所。过去，成都的许多节日庆典都在城墙上举行。城墙的古砖从汉代到明代都有，砖上装饰着美丽的浮雕。
1919年，四川省政府及时阻止了皇城的拆除工作，并将其列为历史古迹。但是，中共篡政后的1958年，成都市决议拆除城墙，大城的绝大部分墙段被毁。1968年，成都皇城又被拆除以修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目前成都的古城墙仅保存10处残段。
有网友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大人和小孩子们，在锣鼓声中，取土、撬砖，开荒种地，或在城墙上堆垃圾，搭建破烂席棚……到上世纪60年代末，可怜的老城墙终于越来越少了，老祖宗留下的再多好东西，也经不住折腾，眼瞅着，几乎烟消云散，青色的城墙砖纷纷被人们搬回家，用作砌院墙的材料，或用作码放厨房案板的材料，以至于后来在附近居民屋中，家家都找得到许多颇有历史的青色城墙砖。”
王笛在网文里写道：“当今天我们经过成都人民南路广场，有多少人会知道那就是有上千年历史的皇城遗址，又有谁会为之发出一声遗憾的叹息？”
20世纪初的成都东门（迎晖门）。（公有领域）
长沙古城墙“保卫战”
2011年10月，在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万达公馆的施工现场地下，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段长约120米的古城墙。专家判定，这段古城墙历经南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叠加修建，可作为建筑学标本，具有考古和科学研究的双重价值。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柳肃注意到了城墙上的缺口，他认为，这肯定是战争攻城遗留的痕迹，是真实、宝贵的历史记录，“其价值远超那些后来修得整整齐齐供人参观的城墙。”他主张对城墙作原址保护，而异地保护则会把真古董变成假古董。
接下来，市政府、开发商、学者和市民等各界人士对“拆”还是“保”城墙进行讨论，最后，主“拆”派占了上风。2012年2月底，长沙市政府做出决定，拆掉100米古城墙，只在原址保留20米进行保护。
绝望之际，柳肃在微博上发布消息，引发了民间的古城墙“保卫战”，而地方媒体普遍失声。古建筑保护学者方振宁当时正在国外访问，他在微博上对此评论说：“这简直是犯罪。”他尽速回国，于3月10日到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做报告，谴责拆除古城墙的行为。
尽管保护城墙的声浪高涨，但是却挡不住拆除计划。最终，只有20米长的古城墙被保留，上面盖了玻璃罩，供游人参观。拆掉的部分将在异地重修。柳肃表示，那些只是长沙的城墙砖，不再是古城墙。
中共的《文物保护法》规定，毁坏不可移动文物，最高惩罚是50万罚金，这个数目对开发商来说，是区区小钱。因此，圈地、拆老房、拆古董、盖大厦，推土机通行无阻。许多古物、遗迹，就在商业大潮和城市“发展”中被轻易地抹去了。
文明的思考
1953年，林徽因希望能保住永定门城楼，她对北京高层领导痛陈：“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
2004年8月18日，重建的永定门城楼竣工。2012年3月，北京高调启动“名城标志性历史建筑恢复工程”，计划每年投入10亿元，在旧址上复建一些原有建筑。也就是说，更多“假古董”将被炮制、出现在街头。
2001年，建筑大师贝聿铭在北京接受访问时，谈到了保存古都的话题。他表示，应当以故宫为中心，由内往外分层次控制建筑物高度，避免北京市区的高楼破坏了由故宫向外望的“天际线”，应该“城里面保留，高楼做在外面”。
此言使人想起“梁陈方案”。如果当年依照梁思成的建议，将行政机关迁到郊区开辟新城，保留古城墙并将其建成环城立体大公园，把北京发展为像美国华盛顿那样高度绿化的政治文化都市，那么，今天的北京会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都、独一无二的建筑博物馆。
然而，中共当局却将祖先留下的建筑精华毁坏、砸烂。今日北京，面对着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工业污染、阴霾等种种问题，不堪重负。古都的风貌——沉稳、悠深、秀丽、雍容、田园般的安宁、岁月的斑斓，那一切已经荡然无存。五十年前的专家预言，悉数成真，令人扼腕痛惜。
瑞典汉学家喜龙仁表示，他通过考察和记录，“完成了对这座伟大中国帝都的些许义务”。那么，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居民、承传了最辉煌的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可曾思考过，当珍贵的文明遗迹消逝、遗落，我们是否会失去民族的精神、生命的根？我们存在的使命与责任究竟何在？@*#
参考资料：
梁思成，《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新建设》，1950年5月。
许永涛，《罗哲文谈梁思成》，《炎黄春秋》。
徐智慧，《长沙古城墙被拆70米 企业、城市、市民皆是输家》，中国新闻网，2012年3月20日。
王笛，《成都——有三座城墙的城市》，腾讯大家，2016年8月4日。
成都视界，《没见过这面墙，好意思说你是成都人？》，《每日头条》，2016年11月4日。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