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法官，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还是披着法律外衣的“合法杀人犯”？！
到法院工作，成为一名法官，我想不管在中国、在美国，还是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许许多多法律人所羡慕和向往的。我也不例外，而且很幸运。通过自己刻苦学习和努力争取，1994年7月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我如愿进入中国温州市中级法院工作。先是在刑事审判第一庭做了三年多书记官，然后就被任命为法官。在法院一干就是十四年，直到2008年7月我实在不想再干，辞职出来做律师。
在法院工作十四年，最让我无法忘却的是在刑事审判第一庭工作那九年。其中有三年多是做书记官，有五年多是做刑事主审法官。那九年时间，可以说几乎每天都在跟死刑犯打交道，几乎每个月都要上一次血淋淋的死刑执行现场。本文中，我只想讲述几次至今仍然缠扰在我脑海挥之不去的死刑执行现场血腥和恐怖记忆，希望能借此疏解和驱赶走一直困扰我心灵许多年的种种恶梦！
刚开始的时候，每次面对“五花大绑”的死刑犯，对他(她)们进行验明正身，看着他(她)们被执行死刑，我还觉得这就是在惩罚“恶人”，维护“社会正义”，是做法官的天职。但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当我看到被执行死刑的“罪犯”越来越多，而且又目睹了许多极端残忍和不可思议的血腥恐怖场面，我的内心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强烈冲击和震撼。我的看法开始动摇，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难受，我做恶梦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我第一次内心受到强烈冲击和震撼，应该是在1996年-1997年间的一次死刑执行现场，具体地点是中国温州的“雪山刑场”。这次记忆印象之所以特别深刻，一是因为这是我在法院工作期间，亲身经历和亲眼看到一次性枪决死刑犯最多的一次，有26个死刑犯；二是因为这次被枪决的死刑犯，有许多人来自我自己家乡中国温州市苍南县所谓的“冷冻厂黑社会集团”和“许海鸥黑社会集团”。那个时候，正是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又一次掀起大规模“严打”行动的关键时期。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城市，我们浙江省温州市成为了第一批首当其冲的重点目标。
记得那次执行死刑的时候，整个温州雪山刑场周边戒备森严。布满了担任警戒任务的中国武警军人和公安警察。执行死刑当天下午，一辆辆载着“五花大绑”死刑犯和荷枪实弹武装警察的军车和警车呼啸着从全市各地汇聚到温州雪山顶上的刑场。很快，一个个“五花大绑”的死刑犯，被武警军人架着胳膊押解到刑场早已准备好的沙包前，一字型排开跪在沙包前的泥地上。每个武警执行手都端着子弹已经上了膛的半自动步枪，枪口顶着死刑犯后背对准心脏的位置，各就各位。。。
因为那个时候，我参加法院工作时间还不长，准确讲三年还没到，还不是法官，只是一名书记官，专门负责法庭审判、合议庭讨论以及死刑执行的记录工作。第一次看到如此森严、恐怖的大场面，说实话我心里还是有点害怕。但我知道这是政府和法院领导给我安排的工作和职责，我不能有任何闪失和疏忽。否则，我不但会因此受到严厉处分，还完全可能就此丢了自己的饭碗。我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很认真仔细地数了两遍，正好一共是26名死刑犯！
随着武警指挥官一声严厉的“预备——放！”命令，一排巨大的枪声同时响起，一个个死刑犯纷纷扑倒在地，血液纷涌，血迹喷溅。我突然感到自己整个人眼冒金星，一片晕眩，有点站立不稳。我使劲抹了抹自己的脸和脑袋，才清醒稳定下来。很快地，刑场火葬场工作人员便推着“板车”过来，把满是血迹的死刑犯尸体，一个个抬起来扔到“板车”上，然后迅速拉走！
这次死刑执行场景，老是让我联想起小时候看到过的，中国制作和播放的许多抗日电影、电视剧中经常出现的，日本兵集体枪杀中国老百姓的画面。这次死刑执行场景，还让我老是联想起中国许多生猪屠宰场里，屠宰工人将屠宰后的生猪，一头头抬起来扔到“板车”上拉走的画面。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联想到这些画面，但我知道自己心里很难过！很难过！
第二次内心受到强烈冲击和震撼，是关于一个武警执行手的刑场意外表现事故。具体时间和哪个刑场，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是我已经做了法官以后的事情。
我不知道中国其他地区枪决死刑犯，执行手是由什么人担任？但在我们浙江省温州地区，一般都是由专门驻扎在每个看守所的武警军人担任。记得这次执行死刑时，死刑犯数量虽然没有前面那次26人那么多，但似乎也不是很少。当时在死刑执行现场，正当所有武警执行手都准备好姿势，等待指挥官下令开枪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其中一个武警执行手端着枪的两只手以及两条腿，一直在不停发抖。我个人猜想可能是武警新兵，第一次担任死刑执行手，因为心里太害怕太恐惧，引发的情况。当时他们的武警指挥官直接冲到他边上，命令他别再发抖和稳住，但他仍然还是不停地发抖。我估计是临时更换执行手已经不可能，指挥官使劲呵斥了他几声，最后还是下达了统一开枪的命令。
意外出现了！当其他死刑犯都随着枪响重重扑倒在地后，这个两手端枪使劲发抖的武警执行手负责开枪的死刑犯只是往前轻轻扑倒了一下，随后又慢慢站起身来，转过满是乌黑泥灰的脸看着他。只听到这个武警执行手吓得恐怖地大叫了一声，把手中的枪也给抛到了空中。然后整个人手舞足蹈，像疯掉了一样！现场所有人，几乎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我看到那武警指挥官，很快冲到那死刑犯身边，一脚将他踹倒在地，然后迅速拔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对准死刑犯头部“砰！砰！”连着补了两枪，才算将他击毙！
我不知道那个两手端枪发抖，后来又手舞足蹈的武警执行手最后怎么样了。是不是被武警部队处分了？甚至有没有可能就此疯掉了？但那个恐惧的脸孔，那个恐怖的场景，至今还深深留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第三次内心受到强烈冲击和震撼，是关于一个女死刑犯在刑场被执行枪决时的凄厉、恐怖场面！
那是一个因参与携带运输200余克海洛因毒品被温州中级法院判处死刑，最后由中国最高法院核准执行死刑的年轻少妇。记得那次执行死刑是在一个比较热的夏天下午。因为那次我被法院领导安排参与对死刑犯验明正身，所以整个过程记得特别清楚。那天那个女毒贩从关押的看守所被“五花大绑”带出来，到验明正身，到押上警车，到被押到死刑执行现场，整个过程都在凄惨地、绝望地哭泣和喊叫。不停地叫“皇天”！不停地喊“妈妈”！她被紧紧反绑在身后的两只手呈冰冷的紫色，整个身子筛糠似的颤抖！当女毒贩被武警架着跪倒在刑场执行枪决沙包前的那一瞬间，她突然发出撕心裂肺般，极其凄厉的绝望声音：“皇天——妈妈！”，“皇天——妈妈！“我真的不忍心再听！再看！
当执行死刑的枪声响过后，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的她，顿时瘫倒在地！永远、永远停止了哭喊！事后，我听验尸的法医说，可能是因为太害怕，因为太恐惧，枪响后这个女毒犯身下吓出了一滩尿！我听了后，长久长久不知说什么好，只感到内心一阵阵的悲凉。。。死刑，我开始讨厌你！死刑，我开始憎恨你！
第四次内心受到强烈冲击和震撼，是由于2001年或者2002年的一次注射死刑执行事故，地点还是在中国温州“雪山刑场”。
从1997年开始，中国的死刑执行由原来单一的“枪决”方式，改为“枪决”或者“注射”两种方式选择使用。我们温州地区真正开始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大约是在2001年或者2002年。之所以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主要目的应该是希望降低“枪决”执行方式给人造成的过度恐怖气氛，并尽可能减轻死刑犯的痛苦，以示“人道”。但我这里讲的这次“注射”执行死刑，不但没有降低恐怖气氛，不但没有减轻死刑犯的痛苦，反而由于执行手的粗心大意和严重失误，造成了死刑犯的更加痛苦和现场的更加恐怖气氛！
那天被执行的死刑犯，其实并非我所办理案件的当事人。按照我们法院平常的规定和习惯性做法，我本来可以不需要参加那次死刑执行活动。但由于我们温州地区刚刚开始试行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我们法院领导特意安排我们这些刑事主审法官到现场观摩整个执行过程，以便熟悉和适应“注射”死刑执行方式和环境。
那天，我们这些观摩法官先到达温州“雪山刑场”新装修设置的“注射”死刑观摩室，观摩室就连着死刑执行室。我看到执行室内的死刑犯注射执行台都已经准备就绪，有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在边上摆弄着器材和设备。很快，我们看到几个法警架着一个男性死刑犯进到屋里。在工作人员指挥下，法警们将死刑犯的四肢、头部和身体全部固定在执行台的不同位置上，然后由工作人员给死刑犯插上各种导管和注射设备。在执行台的边沿上，有两个执行按钮。那天，死刑犯看起来很木然的样子，不知道是吓傻了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居然既没有哭泣，也没有叫喊。
那天的死刑执行手好像是我们法院的一个法警。一切准备就绪后，只听到现场指挥官喊着“准备——开始！”一声令下，执行法警便按动了其中一个执行按钮。但我们看到的不是死刑犯应该缓缓进入的麻醉睡眠状态，而是突然非常剧烈地挣扎和痛苦嚎叫！执行室内几乎所有人都一下子惊呆了，大家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被牢牢固定在执行台上的死刑犯继续惨烈挣扎和嚎叫！撕心裂肺！痛苦万状！终于从惊恐中反应过来的工作人员和法警，手忙脚乱地赶紧把死刑犯身上的固定支架和注射设备拔除掉，然后几个法警和工作人员死死拽住痛苦挣扎和嚎叫的死刑犯，将他迅速拖到执行室外，然后使劲按倒在空地上，由法警用手枪对准死刑犯头部，将他在万分痛苦中击毙！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天“注射”执行时，因为法警执行手按错了按钮顺序，把本来应该后按的毒剂注射按钮误当作麻醉剂注射按钮先按了，最后酿成了那次惨绝人寰的重大死刑执行事故！作为一名普通法官，我除了无语和绝望，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能做些什么？！
还有一次对我内心造成严重冲击和震撼的事情，不是执行死刑本身，而是我目睹了死刑执行现场小屋里医生们对死刑犯开肠破肚摘取器官的场景。虽然我一直隐隐约约、多多少少有所听闻，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移植，已经是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公开秘密”！但是当我真的亲眼目睹这种事情，竟然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的时候，还是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这个事情也是发生在中国温州“雪山刑场”，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当时还是用“枪决”方式执行的死刑。记得那天，在武警执行手对死刑犯开枪射击后，我由于“内急”，便匆忙跑到刑场边上一栋建筑的厕所里解手。大约四五分钟后，我解完手出来时由于走错了方向，突然撞进了一间显然是临时手术室的小屋内。手术台上躺着的正是刚刚被执行枪决的那个死刑犯。他的脸朝上，整个肚子和胸部显然是被手术刀划了一个大大的，深深的“十”字型，有一侧的肚皮被翻开垂挂在手术台边沿，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正在忙碌地摘取死刑犯身上的器官。整个手术室内弥漫着我从未闻过的非常浓重的恶心气味，我整个人根本受不了，很想很想呕吐！我急忙掉转头跑出了那栋建筑，然后在建筑外墙边的草地上吐得一塌糊涂！
直到今天，每当我想起那个画面，仍然还忍不住要呕吐。这次亲眼目睹，让我真切看到了整个社会一直在流传的关于中国死刑犯被任意摘取器官的“公开秘密”。但我不知道究竟是谁在指挥这么做？又是谁在允许这么做？我完全陷入了黑暗和迷茫之中！
作为一名法官，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还是披着法律外衣的“合法杀人犯”？！
2003年10月，我被调离整天跟死刑犯和刑场打交道的刑事审判第一庭，转任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审判长，这是一个整天跟访民和冤假错案打交道的审判庭，我干了五年。
2008年7月，我辞去了中国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职务，彻底离开了中国法院。
但是，许多许多恶梦依然缠扰着我。我经常梦到自己被一帮人拉上断头台砍头，在刀落下来的那一刻，从恶梦中惊醒！大汗淋漓，呼吸困难！
我还经常记起，有一次我们一个张姓法官同事，在执行死刑回来的路上，突然莫名其妙栽倒在路边的稻田里，不省人事！
其实，在中国做刑事法官期间，对许多“罪犯”，可轻判可重判的我已经努力不重判；可判可不判死刑的，我总是力争不判他她们死刑。也因此，我得罪了不少法官同事和法院领导。我一直认为，尊重自由，敬畏生命，是每一个法律人的最基本良知。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
作者简介：钟锦化，流亡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前资深法官，独立写作者。
1994年8月至2008年7月，钟锦化任职于中国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担任过刑事审判第一庭书记官、主审法官和审判监督庭审判长。
2010年7月至2015年8月，钟锦化任职于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分别担任合伙人律师和高级合伙人律师。
2011年最后一天，钟锦化因在实名认证微博，公开声明要求中共放开党禁、报禁、实行民主直选，否则就公开退出中国共产党并组织反对党推翻中共独裁统治，遭到中共公安国保的传唤和拘捕威胁，并遭到所任职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董冬冬的逼迫解雇。被迫逃亡半个多月，不敢回家和回到律所。
2015年“709”中国维权律师和公民大抓捕事件爆发。钟锦化因代理了一些农民上访和律师维权案件，并经常发表抗议和谴责言论，多次遭到中共公安国保的恐吓威胁和强制约谈。2015年7月13日深夜14日凌晨，钟锦化还遭遇中共公安国保上门抓捕。因外界大力呼吁声援，躲过一劫！
2015年8月11日，因为害怕随时有可能被中共公安国保抓捕，牵累家人和孩子！钟锦化带着两个年幼孩子和太太，在中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遭受中共海关警察和公安国保非法强制拘禁并侮辱性搜查搜身3个多小时后，最终才被放行来到美国流亡至今！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