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没有一点冤情，关键在于有了冤情之后，人们有没有地方可以申冤，当权者会不会站出来为他们主持公道。如果百姓有冤却无处申冤，政府不但不为他们主持公道，反而还对申冤者无情打压，肆意迫害，使他们冤上加冤，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种情况下，官民矛盾势必趋于公开化和白热化。遗憾的是，这正是改革开放后当下中国的真实写照。而中国访民的遭遇则是这种现实的典型缩影。
按照2005年1月5日国务院第76次常务会议通过和公布的《信访条例》，中国公民有权“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但现实情况跟这个条例经常对不上号。面对民众上访反映的大量问题，当地政府部门不但常常敷衍了事，不认真受理，有时甚至冷酷到了连起码的人性都丧失殆尽的地步。
2009年12月3日的《成都商报》曾报导过这样一件事：河北省承德市下二道河子村66岁老人王秀珍，去镇上反映拆迁问题。吃遍闭门羹，偶然碰到镇党委书记史国忠，申请向史书记“反映个事儿”。史书记直接回绝：“别找我”。王秀珍放声大哭，问“您这儿都不管了，我去找谁，要我去跳楼啊！”史书记答：“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楼。”说完就走了。对此，有人评论说：“权力机关有权摧毁底层的生活，也不惮于行使这种权力。当这些权力用于摧毁底层生活时，路路畅通；当生活被摧毁的人们吁告苦情以及不法情事时，这些权力哪怕听一下的兴趣都不会有。”
既然在当地上访解决不了问题，民众当然只好把申冤的希望寄托在上级政府身上。据《瞭望东方周刊》报导，仅2003年7、8月的50天时间里，全国各地亲赴北京上访的人数就在20万人以上。但他们哪里想得到，越级上访比在当地上访更难，阻力更大，遭遇往往也更惨。
在农村，每逢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等“敏感时期”，按上级政府的要求，每个乡镇都有截访任务。特别是对于老上访户，往往安排专人“包干”，采取人盯人战术，几个干部包一个上访户，不让其越级上访。
有的基层政府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干脆把上访户关进“信访学习班”。所谓“信访学习班”，其实就是变相的监狱。2009年3月30日的《中国青年报》曾报导过这样一个例子：江苏响水县农民王信书因为房屋问题到省城南京越级上访，结果被响水县人民法院法官和法警以“解决房子的问题”为名送进了“学习班”。说是“学习班”，其实就是“一个房间，一张床，一床很薄的被子，铁门，没窗户，门上有个洞，用来递饭菜”，“两盏日光灯没日没夜地亮着，一日三餐，每次一小碗，早上吃的是山芋粥，稀得像水一样，山芋是两头的老筋，中饭和晚饭基本上都是半碗小瓷碗的米饭，再加点白菜，一天只给一次水。一次，他问保安要水喝，却引来一顿打。”而“学习班”目的，正如看守“学习班”的保安所言“就是让你写保证书，不要再去上访”。
尽管有些访民冲破重重围堵，成功地到了北京或省城，但他们中有许多人还没来得及跨进信访部门的大门，又被当地的警察、便衣截住，扭送到老家的驻京办、驻省办，再押送回原籍所在地看管、关精神病院或是劳教。
当然，也有些侥幸没被截住的访民进了上级信访部门的大门，但结果又如何呢？照例是一层层批转，例行公事，衙门作风，终点又回到原点，最终不了了之。
不生在中国，你绝对体会不到上访之难之惨！许多访民原本对共产党还抱有希望，不断碰壁之后，越来越多人的希望被逼成了愤怒和绝望。
据媒体报导，2012年6月20日，在中共上海市政府门前，两千多名“遭当局掠夺土地、工人下岗、房屋强拆、暴打、拘留、劳教、关黑监狱、送精神病院等迫害的民众”举行抗议。抗议的民众表示，他们“长期的上访无人理睬”，“对当局失望到了极点”，并“扬言要与当局腐败集团的贪官污吏们同归于尽”。
很多绝望的访民甚至被迫做出了另一种选择——自杀。由在家里自杀发展到在大街自杀，由在大街自杀发展到在政府机关门前自杀，由在本地自杀发展到去天安门前自杀。上访北京9年的辽宁访民李世告诉记者，仅他知道的自杀事件就有1996年春，在天安门广场引火自焚的张军；西安被医生偷摘器官的杨洁；不知来历和姓名的母女二人同吃耗子药“五步倒”后生死不明；北京顺义张淑凤跳地铁寻死未遂；甘肃访民画家宋建民舍命冲中南海被毒打判刑；东北访民集体跳天安门金水桥；叶国强跳金水桥遭判刑；不知名访民在天安门公厕上吊；集体撞天安门旗杆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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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