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共用以宣传洗脑的文艺作品《闪闪的红星》中的一号反面人物胡汉三、《沙家浜》中的杂牌军司令胡传魁，以及《林海雪原》中的东北土匪头目胡彪，四十以上的中国人大多都不陌生。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为什么这些或虚构或来自于原型的所谓反派角色要姓“胡”，而非其它姓氏呢？这要从民国的一位大师级人物胡适说起。
了解近现代中国文化史的人都知道，一生获得36个博士学位的胡适不仅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哲学、史学方面也都有独特见解，民国时期许多熠熠生辉的学者都是他的挚友、学生或崇拜者。不过，与民国时期众多文人不同的是，胡适还违反文人不从政的初衷，投身于政治，并有着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尤其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共有着非同一般的认知。
读书生涯
青年才俊的胡适先生。 图片来源│胡适纪念馆
1891年出生在上海的胡适，祖籍安徽绩溪，其父胡传，字铁花，在胡适出生两个月时，即奉调台湾担任台东知州（相当于县长兼保安司令）。3岁时胡适随母冯顺弟至台湾其父任所。甲午战争，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许多台湾官员被调回大陆。胡传应坚守台南的刘永福要求下又暂停一段时间，后因病重离开，不久病逝于厦门。临终前给胡适的遗嘱是鼓励他读书上进。
天资聪颖的胡适在母亲的教导下，认真读书，熟读传统经典。13岁时，因机缘赴上海接受新式教育。临行前母亲特别安排其与长他一岁的远房亲戚江冬秀订婚。
在上海，经过短暂的适应，已有国学功底的胡适很快连升四班，并成为班级里的佼佼者。1910年，胡适考取了第二届庚款留学奖学金，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他先是选读农科，后因缺乏兴趣，改读文科，不但完成了哲学心理学课程，另外还辅修了英国文学及政治经济学。在读书之余，胡适还参加了各种课外活动，参与公共事务，如他经常被教会社团邀请讲述中国近代史等。他还曾被选举为康大世界学生会会长。1915年，胡适转往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师承当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杜威教授，后来胡适的学术主张深受杜威影响。
1917年夏，胡适结束了7年留美生涯，回到北大任教，时年26岁。在母亲的连番催促下，待母至孝的胡适尽管内心一百个不愿意，还是选择回老家与裹着小脚、大字不识几个的江冬秀完婚。这桩留美博士与无知村姑的结合，成为民国七大奇闻之一。婚后两人育有二子一女，女儿早夭，长子胡祖望，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对恩师的敬重之情，也暗含其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
提倡白话运动
回到中国的胡适，于1917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论述写作文体的革新，该文被视为是提倡白话文的首篇宣言，不过其仍属于“文白交杂”。胡适还称自己的白话新诗是在做尝试，因此称1920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叫《尝试集》。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并未救国实则是胡闹的“五四运动”。此后胡适开始撰写白话文学、白话小诗，有的被谱成歌曲。也因此，胡适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批评。但实际上，“白话文运动”并非自“五四运动”开始，明清时期就已经有了白话文的创作，如《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红楼梦》都是用白话文写成的。
学术成就
胡适先生的书房。摄影│张语辰
胡适治学方面，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仅写到先秦。遗憾的是，其一生都没有写下卷。蔡元培曾赞扬胡适的这本书是“第一部新的哲学史”。大陆知名哲学家冯友兰也认为“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胡适先生亲笔写下的经典语录，这句话在学校实验室的墙壁上有没有看过呢？图片来源│胡适纪念馆官网
在文学上，胡适对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也卓有成就，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其《红楼梦考证》对后来的俞平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除此而外，胡适还写了本《中国禅宗史》，对禅宗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对《水经注》和孔子也都有所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关心时政 出任驻美大使
1922年，胡适任北大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在做学问与教学、从事行政期间，温文儒雅的胡适开始关心时政。曾与蔡元培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其后还不断发表文章阐述人权，质疑国民党何时才能有宪法。他与梁实秋、罗隆基合著于1930年出版的《人权论集》一书，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
前北大校长胡适在蒋介石面前翘腿笑谈。（网络图片）
彼时，胡适对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之训政体制也并不认同，认为蒋“不懂民主、不懂宪法”，他还撰文批评。但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面对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胡适选择了支持国民政府，并临危受命，在同年以特使身份赴美，争取美国支持，隔年被任命为驻美全权特使。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内阁备感压力，将日本驻美大使增设为3人，以抑制住胡适的能力。
在1938年至1942年驻美大使期间，胡适一方面奔走各大城市演讲争取支持，一方面多次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会面，为国民政府争取更多的援助。他的所为赢得了美国朝野上下的支持，替中国争取到了大量的外援进行抗日；而他自己分毫不取，连大使“特支”都原封不动交回。
1942年，胡适辞去驻美大使之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4年，在哈佛大学讲学。不过由于胡适人缘极好，几乎每晚都有应酬，所以常至深夜才能静心撰文、准备隔天演讲，这使其心脏病情加重。
抗战胜利后，胡适于1946年7月回国，任北大校长。11月28日，蒋介石向国民大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由大会主席团主席胡适接受。身在学界的胡适，并没有完全与政界脱离瓜葛。
随着国共内战形势的变化，中共军队于1948年底包围北平，胡适没有听从奉中共之命来劝说自己留在北大的学生吴晗之言，匆匆搭机撤到南京，其后应蒋介石的要求，以个人身份再度赴美，为国民政府的存亡再做一次外交努力。而他不止一次说过“吴晗可惜了，走错了路”，吴晗此后的遭遇和结局证明了胡适的先见之明。
1949年4月胡适抵达旧金山后，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十多天没看报纸但得知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他，不知说什么好。随即，他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
由于当时美国政府被中共蒙骗，选择抛弃国民政府，胡适的民间外交努力均告无效。气愤之余，胡适取消了自己与美国政界人士的一切约见，以示抗议。
对共产主义和中共的清醒认识
胡适为何从批评国民政府到力挺蒋介石？除了其内心根植的自由主义思想，更源于其对共产主义和中共的清醒认识。
早在1919年，胡适就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共产主义是十足的武断思想”。
而对于蒋介石将中共从国民党内清除出去以及剿共的举措，胡适是非常赞成的。他在撰写的文章或演讲中就表示：“蒋介石进行清党的举动……是站得住的。”“我们不反对中央政府全力戡定叛乱（注：指中共叛乱）。”“国内不统一，剿匪需要很大的兵力。”“新四军之解散，为军纪上必要之举动。”
抗战胜利后，国共在重庆举行谈判，蒋介石提出缩编中共的军队，胡适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痛下决心，放弃武力”。中共挑起内战后，胡适以国民大会主席的身份领衔提出《戡乱条例》，并对记者称，中共比日军更坏，“我的家乡抗战八年未遭破坏，而共产党占领三日，即洗劫一空。”
1946年，胡适曾写过一篇《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的文章，论及了世界上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即一类是英、美、西欧的政党，一类是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在文章中，胡适清晰了列出了两种政党不同的性质，它们是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由此可知胡适有着怎样的慧眼。
中共占领大陆后，胡适滞留美国。1950年，英国政府承认中共政府，胡适本已答应到英国讲学，但得知这一消息后，却拒绝前往。他在给牛津大学杜布斯教授的信中说：“我已改变了主意……由于我本人在‘自由中国’中被公认为是反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在这个时候，如果我去英国……进入这个国家则是我不齿的。”
也是在这一年，面对中共的规劝，胡适在《自由中国》上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一文，认为共产党是说一套做一套，在共产党的管制之下是没有自由的。
扼杀自由思想 胡适成为靶子
胡适虽然离开了大陆，但中共鉴于其在学界、政界巨大的影响力，并没有放弃对他的争取。一方面继续派人做其思想工作，劝说其回国工作；一方面对其公开声讨。
早年的毛泽东曾做过北大的旁听生、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对于胡适也曾尊敬有加。1936年，毛还亲口告诉美国记者斯诺，他是陈独秀、胡适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不过，随着其手握权力，毛不再承认自己是胡适的学生，曾有的尊敬和谦卑也无影无踪。而没有人否认，毛和中共惧怕胡适的原因就在于胡适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等自由主义思想，这与共产党的愚民政策格格不入。
1949年5月，业已投奔中共的时任辅仁大学校长、与胡适私交甚好的陈垣发表了《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劝其“正视现实，应该转向人民”等等。胡适在一个多月后读到该信后，颇为怀疑信的真伪，认为“甚可怜惜”。第二年年初，胡适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作为回应，称这封信“最可证明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学术自由”。
陈垣攻击的力度显然是不够的，对于掌握了政权的毛和中共，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军人物胡适打倒，其最重要的目的是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即让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接受中共的一套东西，接受中共的洗脑。
中共建政后不久，就开展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运动中，对中共没有什么了解而选择留在大陆的胡适次子不得不违心地批判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1950年9月，他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胡思杜的“叛逆”之举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消极影响，而胡适却不愿多谈此事。
民国另一位大师傅斯年就此发表看法称：“共产党对于不作他们工具乃至于反对他们的教育界中人，必尽其诬蔑之能事。《大公报》上这一文，也不过一例罢了。陈垣、胡思杜都是在极其悲惨的命运中。因为不能出来，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
此时，中共仍对胡适回国抱有幻想，因此在批判之余，仍多方劝说其返回北京，但胡适对此均不予理睬。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舰队驶入台湾海峡，蒋氏政权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这更坚定了在美的胡适对台湾政府的支持，而这让中共在梦想幻灭的同时，开始酝酿对其更为猛烈的攻击。
1954年至1955年，毛借两个小人物批评北大古典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俞平伯的文章，在大陆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矛头最终指向俞平伯的老师胡适。共产党批评胡适是“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各色知识分子纷纷发文，抨击胡适，并与其划清界线，社会上的批胡运动猛如狂风暴雨。胡适的学生、好友、宗族等都受到了其影响。
为了总结和展示1949年以后“批胡”运动的成果，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总计300多万字。收集在内的文章作者包括中共文艺界的诸多知名学者，如郭沫若、胡绳、金岳霖、王若水、范文澜、冯友兰、顾颉刚、罗尔纲、任继愈、周一良等。据说还有相当一部分批胡的文章并未收集在内。而这套汇编大概也只有胡适本人认真读过，并做了批注。
胡适的胜利
对于中共歇斯底里的批判，胡适的反应是：“这些谩骂的文字，同时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因我40年来的一点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费，毕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这种毒素对于马列主义好比瘟疫，还发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记述到：1956年9月，66岁的胡适在去美国加州大学讲学的途中和记者谈到《新青年》和《独立评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地位时说“从那时候开始，自由思想和共产主义便不能相容。”他还说：“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胡适的影子’，来消灭‘胡适的幽灵’。共产党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证明这种思想在广大中国人民心里，发生了作用。中国人民一日未丧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怀疑求证的精神，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帮文化奴才便要继续清算我的思想。”
无疑，胡适视此批判是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胜利，是另一种对自己的抬举和宣传方式。
1957年中共掀起反右运动后，胡适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为大陆发生的“抗暴运动”而欢欣鼓舞。同时，“对于这些受到共产党的新的残害的牺牲者，对于成千成万胆敢公开指责并且与共产党暴政斗争的同胞”表示诚恳的同情和钦敬。
他无比沉痛地指出：“在今天中国大陆上，凡是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都正在驱作奴工，——共产党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显而易见，胡适对中共的认识直到今天都不过时。
但愿来生不姓胡
在批判胡适的同时，中共又开展了批判追随中共的理论家胡风的运动，炮制了不少冤案。在郭沫若的指挥下，全国上下将两个并不相关的“二胡”串在一起，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笔法，进行讨伐。
而中共对胡适乃至胡风猛烈的批判，让不少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谈“胡”色变，甚至社会上“胡”姓人士也被人厌恶和恐惧。其后的革命小说、样板戏乃至革命影片中，反面人物不少以“胡”姓出现，如胡汉三、胡传魁等。
据《南渡北归》一书披露，更为极端的是，在一些“极左地区”，胡姓青年还失去了当兵入伍和进工厂工作的资格，至于找对象也遇到了大问题。有的胡姓家庭在大骂胡适、胡风等胡氏“不肖子孙”的同时，还发出了“但愿来生不姓胡”的悲愤之语。
然而，声势浩大的批判“二胡”运动仍旧没有让中共对脑中留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放下心来。1957年，为了彻底消除知识分子的不满之音，毛采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让知识分子自由发表看法，给中共提意见，之后，开始“反击右派”，无数知识分子被关押、下放，迫害致死。批判父亲的胡思杜也没能逃脱这一劫难，不仅被打成“右派”，还被迫又一次公开批判父亲。因承受不住打击，他选择了上吊自杀。胡适1962年病逝时都不知次子离世的消息。因为在他生前，家人一直不敢把胡思杜的悲惨结局告诉胡适夫妇。
晚年生涯
1952年11月19日，胡适(中)自美返台，受到白崇禧(左一)、何应钦(右一)等人的热烈欢迎。（网络图片）
1952年11月，胡适应邀回台讲学，蒋经国等众高官前往机场迎接。随后胡适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阐述“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还曾在蒋介石的宴席上，指出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等，蒋介石并没有当面表示不满，依旧让胡适当中央研究院院长，依旧继续他的研究和写作。
五十年代，蒋介石曾有搞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意向，胡适立即上万言书，劝蒋记取当年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的教训。此后，蒋介石聘请胡适担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设计光复大陆的计划。就在胡适去世之前，还表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要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
1962年，胡适在台北病逝。（网路图片）
1961年，胡适心脏病发作住进台大医院。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主持中研院院士会议的酒会现场，突然心脏病发当场倒地过世，终年72岁。
结语
对中共和共产主义有着清醒认识的胡适自然得不到中共的青睐，自然在大陆版的文学史中也只是个“短暂的存在”，而其反共言论自然同样不为很多国人所知。2005年，台湾的李敖表示愿意捐款三十多万，请北大为胡适竖立一尊铜像，未果。2007年，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提出开办“胡适人文讲座”，没有得到支持。这背后的原因自然不难明白。
如今，虽然胡姓之人不再为姓氏烦恼，但胡适回家的路依然坎坷，其当年对共产主义和中共的认识对当下的知识分子仍有着警醒作用。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