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华，一个普通中国农民，曾因上访被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中，期间想尽办法偷偷记下《劳教日记》，后用各种方式包括用女性身体将日记秘密带出，这些高墙内原生态的散乱信息，拼凑出来的内容震惊中外，揭开了劳教所的黑幕一角，成为当年推动劳教制度废除的关键案例之一。
（接前文）
三、住桥洞太有趣了！
说起住桥洞子，刘华很兴奋。（本人提供）
刚到北京上访住旅馆要20块钱，还能住得起，来来走走20块钱就觉得贵了，半年以后就住10块钱店，再半年以后就住3块钱店，后来3块钱的也住不起了。2003年8月，我背上家里的被褥坐火车到了北京，就住进了陶然亭大厦下的桥洞子。
住桥洞不花钱，省下3块钱够吃饭了。我住桥洞时孩子正在天津上大学。
住桥洞太有趣了！我拣了三个旧门板，钉了个床，把拣的碎海绵用针缝缝，再用碎布缝个单子包上，成了一个大床垫，又弄个大三叶板搭个小蒙古包，前面我还搁两个小窗，搁铁丝勒上，弄个小门，还弄个锁头鼻子。早上出去上访我就把它锁上。
一个姓张的新疆老头、广东韶关老朱俩口子，还有一个韶关的，共五个住我的床垫，韶关那女的挨着我，她家男的挨着她。桥洞里面人多了就热乎，一个挤一个，一个桥洞能住二百多人。一早上我就喊：“上班了！上班了！”喊上班就是上访。一天上访下来，累得傻子一样，躺那儿囫囵着就睡着了。下雪时，风飕飕的，下黑去撒尿，找个下水窟窿眼，蹲下就尿，完事都提不上裤子，因为手一时都暖和不过来。早上风一刮都熏鼻子，可骚了，味可大了。
我们洗脸、洗衣服，都从桥洞上的公共厕所弄水。喝厕所里的大凉水，还得跟看厕所的说好话。想喝热水就上老南站打。
韶关老朱跟我说：“大姐我们住你这个床，就省钱了，你也别花钱买菜买米了，我们买回来，你就烧饭、烧菜给我们吃就行了。”我就给他们烧饭。
我到收垃圾的地方用一块钱买个大勺，用三块小砖支起来，烧捡来的劈柴。有时到北京接济站领馒头，回来拿雪糕棍把馒头切开，沾点油，馒头炸得焦黄，他们爱吃。还熬粥，有时打个鸡蛋炒韭菜，要不黄瓜拌小咸菜，还做过鸡肉炖蘑菇，我还在桥洞里包过饺子呢，谁都说我会过日子。
冻得睡不着，我就坐在桥灯底下织毛衣，我织了两件毛衣，还是细线的。
在桥洞那会儿，我们村老百姓来了一百多人看我，都哭了。最大的老人85岁，儿女不让老人来，老人骗儿女“去上澡堂子洗澡”就跑来了，还有6岁的小孩，跟到北京来上访，为我抱打不平。一百多人分四批，我领他们先去中纪委、国家信访局一帮人，农业部、公安部一帮人，上天安门去一帮人、中南海去一帮人。然后我给他们买好面包、饮料，就给他们送进地铁，一天全在地下坐地铁咣当，坐到晚上几点他们才回来。截访的在地皮上找一天，溜死他们了，也没找到人。晚上，他们就2、3块一晚上，睡上访村。在北京待了一个礼拜，回家我们村的地就要回来了。
2004年2月17号，我和村民又到北京上访，举报村干部贪污水电费及书记对我打击报复的事。区里派出所来了两个公安，说给我回去解决，坐公安车我就从北京回到区里。他们先拿录音机给我录音，拿摄像机拍摄，让我举报村里的贪腐现象，我还讲了书记与公安权钱交易的事。说完了，六个公安把我按倒就送进了看守所，关了我22天。我们村小辈都说：“凭什么拘留我二婶，我二婶那么好的人，为整个村村民维权！”
以前村里一度电1块，一年浇一亩水稻的水电费就是200块，丈夫当村长时，一亩地才50多块钱，村民都拥护他。2004年4月，村委会换届选举，书记刘家安主持，连苏家屯组织部都出面了，用公款贿赂村民，还用威胁、恫吓和伪造选票等手段，让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当上了村长，连死人都有选票，把我丈夫弄下去了。
我们将他们暗箱操作选举的情况上诉到省里，无果。人家拿钱送礼呀，贪污公款的书记照样当书记，风风光光的一点事都没有，从村里被保护到省里。我们只好继续到北京上访。
四、我开了个访民小旅馆
为村民维权的刘华（本人提供）
开始上访的大多住北京丰台上访村，一个小屋三十多人，里面三层睡铺，第一层铺5块钱，第二层3块钱，最没有钱的，就钻到床底下贴地皮睡，1块钱，躺底下没有空气，夏天闷热闷热的。那屋里老脏老脏的，一股味，都是捡的破被子，直往外跑棉花。还在里面做饭呢，捡木头条烧火做饭，平时糊里八涂地拣点菜，上新发地农贸市场拣猪皮、鸡肠子，拣人家扔的肥油，再上久敬庄、马家楼要点馒头，也对付了。
后来我在北京南站铁路公寓里头开了个旅馆。一方面为了谋生，一方面也给访民提供方便。
我接待的访民也有上万了。那时家里每天都满满的，好几次回家我都没地方睡，床都卖给上访的了。访民说：“我就愿意在你家，在你家有保证，他们来抓，你能护着，上别人家他们都可能会把我们卖了，在你家不会卖俺们。”
看到谁揭发他们、抓他们，我就偷偷抢过来，掩到我家小旅馆。截访的来，我就说：“你们在北京横行霸道，想抓谁抓谁，就像抓猪似的，把人按倒，回去就给圈起来，多没有人性？为了挣点钱，你说你们干了多少损事？你要到这里截人，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你敢进来就行。”截访的就瞅着我，不敢。
我家可好了，上下两张床，四张大床睡十六个人，加上那边的床，正好就睡二十人。底下铺是女的，上头铺是男的。谁也不打架、不吵，到家就睡觉。我对他们说：“谁也不能大声说话，大声说话影响人家是吧？要说的话，就上大街树下面唠去。”
访民来了就要等一两个月，就住我这，住别的地方贵啊。他们说：“刘姐，今天不想去上访了，我去买点鱼，一会您给我们炖鱼。”那我就给他们炖鱼。也挺可怜的，在外面饥一顿饱一顿的。
2006年黄历新年，上访的都走光了，就剩一个四川小媳妇，不到1.5米的小个，领三个孩子，她自己的两个，还有她哥哥的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她弟弟被杀，哥哥去打官司，把她哥哥抓起来了，她丈夫又接着去打官司，她丈夫也给抓起来了。
我还收留过一个湖北王大妈。她儿子是税务局会计，领导让他造假账，王大妈说：“儿呀，别做，咱不能做，作假账害人。”她儿子就没做，后来他们就给他儿子弄到地下室，灌毒药把他药死了。这王大妈打官司，没钱，家里还有个残疾儿子呢。年三十那天我包饺子给她们吃。
初一，四川小媳妇自己去天安门上访，没想到孩子就生在天安门了，好心人帮她绞了脐带，孩子裹了围脖就抱回来了。她回来也没说，我听见小孩叫，一找，她棉袄里一个小孩！孩子才三斤多。抱回来你说这怎么弄？我去买点小米、买点鸡蛋，大家都吃一些。有人说：“刘华你胆真大，你让她在你家坐月子，人家都犯忌讳。”我说：“那大风大雪的，多可怜。咱也是女人，咱生孩子遇到这情况怎么办？抬头三尺有神灵，心正就得了，不想那么多。”我家成了幼儿园了，她领着三个，又生了一个，四个都放小床上。没办法，我和我家那位说：“你上铺上去吧。”
还收留一个上访的，他上哪住都不要他。第二天早上我给他叠被子，哎呀妈呀！什么黢黑的在被子上乱动？一看：妈呀！虱子！赶紧把被子拿外面扫。后来我说，下黑我给你烧两壶水，你就在厨房那小屋洗洗澡吧。
这个小旅馆给访民一个家的感觉。走投无路的、精神不好的、残疾人、找旅馆找不着的，我都给接我家去了。
五、上访到北京，我就感觉这国家完了
我家出门就是高法，访民天天看那大屏幕排号，上访还要排号，高法那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排上。我说他们：“你们天天望眼欲穿吧！骗死你们！”那时我就跟他们主张：别上法院，法院和检察院是一家。一审、二审、三审都走完了，没程序了，就逼你去闯，上天安门、上中南海，你去了，当地政府就来了，来拿钱（交钱的意思）。中共上边罚下边，下边政绩受影响，就关你了。你的思想还不觉醒啊，你没看明白这社会呀？还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上访的现场，人都排得满满的，那队老长了，能有二里路，挤栅栏里像关大笼子一样。每天都有上万人，有多少个部门呀？不是一个部门，很多部门。就是有钱的，上访也会把你上穷了，它老不解决，你老来，老来它老收拾你呀，你不服，你还要来，它再整你！上访的几乎没有成功的。
所有上访人最后付出的是什么？是生命。每天都是用生命抗争，从黑发给你拖到白发，给你从白发拖到全身枯竭，让你自动退出，你不退出就耗着你，它就要你的命。你能耗得起政府哇？最后把你拖死。长期上访的人被害得精神上都承受不了了。现在这么冷了，还有人住在高法附近桥洞子的下水道里，白天撵，下黑回去住，平时上车站、饭店，把人家吃剩下的饺子、米饭捡回去吃，就这样还要上访，大冷天趴在桥边的石头上写诉状！回当地就往死了整他们啊，没有出路啊。
当初我丈夫咽不下这口气，以为离开我们村，上北京就能改变命运。上访到北京，我就感觉这国家完了。你来上访，它去截访，它就是要禁止你说话啊，你要说真话，它就一次次把你关起来！我不把希望寄托它身上，别指望它给你解决问题。傻子都应该看清了，可惜现在大伙都不觉醒，被洗脑了。
到北京我就接触媒体。我一直走媒体，随时拿手机拍照上网，给它曝光，我不怕，这体制就是老百姓给它惯的。我走的媒体多了，我和家里的访民说，礼拜天就别瞎跑了，在家待着。待着也是这个媒体、那个媒体打电话，有大纪元、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什么的。
我领着马三家十几个人上司法部打横幅，司法部门口全是监控，我不怕。拉完横幅我就写材料，写完材料填完表，我把我们的身份证一个个摆在材料上，拍照、上网。你们登记不登记无所谓，我自己上网，它就受不了了。他们说：“刘华来上访就是走形式，上网是真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