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华，一个普通中国农民，曾因上访被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中，期间想尽办法偷偷记下《劳教日记》，后用各种方式包括用女性身体将日记秘密带出，这些高墙内原生态的散乱信息，拼凑出来的内容震惊中外，揭开了劳教所的黑幕一角，成为当年推动劳教制度废除的关键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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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与其丈夫岳永进2002年开始带领村民维权，揭发村党支书记非法转卖土地及贪腐，遭受到连番的打击报复，地方政府的官官相护，使他们不得不进京上访，期间，她和丈夫被多次抓捕、劳教，刘华还因与导演杜斌合作曝光马三家劳教所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遭受刑讯逼供。
这对年轻时就已经是农村万元户的夫妇，如今流落北京，被剥夺了基本的生存权。但疾病缠身的刘华说：“我为自己维权，老天就不会饿死我。我就是过穷日子，我也不怕，我没钱，一年到头我都不买菜，我可以去拣菜。谁都不站出来，还有正义吗？我要站出来说话！人人都起来抗争，那这体制就完蛋了，就会解体。”
一、小时候我背一个小草蛇上学
刘华（本人提供）
我妈说，我是庙里偷跑的花大姐托生的，不好养活。我出生在1963年黄历四月初八，这个生日大，是释迦牟尼佛生日，也是大庙开门的日子，这天生的人苦难多。后来我给村里老百姓维权，他们就特别恐惧嘛，镇里有个书记就拿我的生辰八字，找个女的算命，算命的说，“你别碰她，别跟她争，她绝对不会服，这个官司打到底也是你们输，她这个人特别有毅力，会坚持到底的。”这是后来算命人的姐姐传出来的。
小时候我家地不多，因房前屋后有点树，就给定了富农。我5岁那阵，吃集体大锅饭，贫农都上小队吃大锅饭，端个碗、盆，分一大锅粥。我们只能在小队铁门边，扒着小眼看。我也要进去，为什么他们吃，不让咱们吃？我妈拽着我，不让我去，我就哭闹，我妈说，“不懂事！咱家是富农，人家是贫农。”
我爸1.8米的大个儿，每天一样出工，在小队干活一点不差，只能挣二三等工分，就因为咱家是“富农”。
8岁时，小队秋天分笤帚草，扒堆，每家一堆，我家那堆小。我问：“干哈他们家大堆，我们家小堆呀？”我妈说：“你不懂，人家是队长。”“队长就要大堆？我也要大堆！”我就上小队队长家，抱一堆就走，小队长说：“这死丫头！为什么把我家的往你家抱！”我说：“你家堆大，我家堆小。”我哭，怎么富农就倒楣呀？为什么他贫农就多要？我妈说，“贫农是好人，这丫头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这么厉害呢！”
小时不知道党不党的，就知道政府坏，那时目标就很明确了，知道一定要反抗，不反抗就受欺负。
我刚上学时，说咱是富农孩子，想戴红领巾都不给戴呀，走道都给你隔开，人家贫农走一伴，路上她们拦着我就打一顿，欺负我，回家还不敢告诉我妈。后来我就背一个小草蛇或者几个壁虎上学，装在一个罐头瓶子里。她们一打我，我就把蛇往她们身上扔，她们吓跑了，我再把蛇捡回来，第二天上学再背上，这样放学我就能一路畅通回家了。
全家七口人，吃不饱，我大哥上山东背猪大油、背大馒头、背地瓜干。二哥上黑龙江背黄豆，第一回背了50斤，到车站，人一搜是黄豆，说他“投机倒把”，车站就给截留了。本来就是借钱弄的黄豆，结果空手回来。
12岁时，我放学看游斗“四类分子”，一看那不是我二哥吗？让人剃秃了，挂个大牌子，写个“投机倒把”，上面还打个叉，就因为他把槐树干削吧削吧就做了铁锹把，就给抓了游斗！
二、为村民的土地维权
刘华（本人提供）
17岁我就下学了（毕业），然后在小队干了几年活。1984年我22岁结婚，然后一直在沈阳苏家屯红菱镇的张良村里做生意。
2002年的时候，村书记不告诉村民，就把村里一千亩地给卖了。
人家说：“看你们两口子，好赖还做点生意，比我们有能耐，就帮我们写点材料，往上反映反映呗。”我虽然不种地，但地也有咱的，他抢、他非法卖，咱是应该要回一点。不就是写点材料往上反映吗？我想得特别简单。
以前也有人到村委会那个大院反映过土地的事，被村书记打了好几个耳光，大伙都在怵他。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就去找他，和他理论这个事。
书记说：“我当了24年的大队书记，我一个吐沫就是一个钉，我就是土皇上。”
“这回就不让你当钉！”我说，“把你这根针撅折了，你拿什么穿？我不路过你这针鼻儿，我告到联合国又怎样？”“你告吧，你告到联合国，也要穿过我这个小针鼻儿！”
我说：“我不穿，我越过你，我把你这个针撅折了，拿什么穿？你从开始卖地到现在，你有什么法律依据，土地局给你批条了吗？你拿得出来？没有，你就是抢！”书记的头低下来了。
我接着说：“高速公路拨下来这么多款，还有95年救灾款都哪去了？这二十多年，你们贪污这么多钱，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现在你卖地，也牵扯到我的地了，你要有个说法！还有《土地法》呐！”
村里老百姓就说，“噢，咋还有《土地法》呀？你咋知道有《土地法》呀？”
村里有文化的人太少，我在他们眼里就是有文化的了，虽然我初中没念满，但是我学习非常好，平时爱看书，愿意买书，什么《妇女杂志》啥的，都看。我上新华书店，买了一大摞《土地法》，村里一家发一本。我自己花钱买，让他们学。
那时候村书记他们已经卖了一块集体土地，都盖上房子了。我到市里上访要说法，说《土地法》怎么讲的，一条一条的，大队怎么违章的等等，他们认为我讲得有道理，就说：“回去你们扒房子吧，不犯法。”于是我回去我就组织村民，把《沈阳晚报》、《晨报》都给弄来了，把房子一天就扒完了。
扒完以后，区里和镇里的领导，天天穿个大风衣，戴个大口罩，上那地里挑小石头，因为要恢复成农田地，盖房的砖瓦块要挑出来嘛。
当时我脑子就有意识：查账。我去沈阳会计所问，他们说查账需要费用，于是我们就抬（村民集资）了6万块钱，二分钱利息抬的高利，让我丈夫代签借用。2002年时，村民已经选我丈夫当了村长，我丈夫是村长、法人，他有权利去审那个帐，所以说从头到尾我们都是公允的，是合法的。
还得把帐抢出来，会计师才能审查。曾经有的村去查账，大队叫人给打成植物人了。所以抢帐那天，他们说“刘华你可要掂量好，抢帐就是你拿人家脑袋，人家就会拿你脑袋的”。当时我就想，可不能出差错，出差错我不就废了，孩子还小呢。
我们先去跟他们要账，不给。我就让那书记坐在沙发上，让几个人看着他，我再把所有的电话全给薅下来了，让电话里外不通。
抢了帐，装上轿车，往村里小路上走，不上大道，转了几个地方，然后就又换面包车，一路换了四次车，才把这一车将近三十玻璃丝（塑料）袋子的账目，全部拿到了沈阳荣正会计所。十二个审计人员审了大半年，查出我们村干部出卖集体土地、违法摊派、侵吞村民水电费和侵占救灾款等，审计发现有问题的金额达260余万元，涉及前任书记王景财及现任书记刘家安等。列出审计报表报到公安部后，公安部就说要抓大队书记，但大队书记给公安送了一万斤大米及数万元钱，公安部就不了了之了。
但这块地没有让他卖成。俺们村靠法律维权，真的把官司给打赢了。
区里头还是不甘心，还要卖这块地，说不卖给老张，也要卖给老李，还要卖。公章在大队里，我半夜就去村委会，把公章偷回来，找个地方挖个坑埋起来了。我丈夫是村长，他们要是抢过公章，扣上公章把地就给卖了，我丈夫也有罪过啊。
哪想到他们会设计陷害我丈夫呢。2002年12月12号，那时下雪了，外面全上冻了。村里一个打更的，故意把村委办公室的地用湿拖布拖，之后把门窗打开，水磨石瓷砖的地，就冻上了薄薄一层冰。然后他打电话给我丈夫，说漏水让我丈夫赶去处理。我丈夫赶到大队，哪知道地上有冰，大步流星走过去，一兹溜腿就撞到大队一楼中间的柱子上，整个膝盖以下全部粉碎性骨折，三级残疾，左腿和右腿差2寸，不能长时间走路了。后来问那个打更的，为什么大冷天拖地还开窗？他说是书记让他干的。
书记还想要公章，说有个妇女要开流产介绍信，要用公章，让我上大队去。我去了说：“村里老百姓选的妇女主任不用，你大队书记又当妇女主任又当大队书记。你在违法。你看这个妇女要个避孕套哇、要流产哪、要带环，还要找你大队书记，多别扭哇。”我说“你要那些避孕套干哈呀”？他说我寒碜他，一拳把我打倒，当时我就昏过去了。醒过来我就去了他家，脱了外衣就上他家炕，躺下睡觉。我说：“我不走了，今天就跟你过了，你不是把我丈夫的腿害残了吗？我就跟你过了。”他一看确实把我给打伤了，他就报警。派出所来了，警察说：“刘华，走，上医院给你看病去，你不能在人家待着。”我说我丈夫让他害残了，他还把我打了，我就跟他过了，我就不跟我丈夫过了。他们傻了，都过来哄我上医院去看病。
一天半夜12点，我正睡觉呢，一个电话把我弄醒：“我告诉你刘华，你再告，我把你脑袋拿下来！”是大队书记的侄子张富强。我马上打了110，010-110，北京的110。北京转到了省公安厅。省公安厅的公安开着七八辆警车就去了他家。半夜1点，他家转圈全是警灯闪，张富强一下子就毛了。警察把门踢开，进门就拽他脖子：“你他妈大半夜去打恐吓电话，你知道刘华把电话打到哪了？打到北京，北京转到省公安厅了，我们还活不活了，为你小破事省公安厅都别睡觉！”霹雳吧啦把他揍了一顿。
后来书记又打了我一次，经过沈阳市法医鉴定“轻伤”，“轻伤”他就得坐牢啊，但官官相护，派出所所长包庇他，也不追究，就给他一个“警告”完事，还弄个笔误，说我把大队书记打了，我还得给大队书记拿二百块钱。这事谁能服哇，我被打了，我还要给他钱！我当然要告他！我就上北京告状。那时我丈夫正在当村长，到北京和我待了一个多月就回去了。（待续）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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