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至1944年间，古拉格的生存条件最为艰难。饥荒、流行病、过度拥挤和非人的剥削，加剧了Zeks（译者注：苏联集中营的囚犯们）持续的苦难。他们工作时也经受着异常严酷的条件，并不断遭到大批线人的监视。其工作是揭发“囚犯的反革命组织”。每天都会进行就地处决。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德国人的迅速推进迫使NKVD疏散了几座监狱、劳改流放区和集中营。否则，它们就会落入敌手。1941年7月至12月，210个流放区、135座监狱和27座集中营被迁往东部。这些场所容纳着近75万名囚犯。在总结“卫国战争”中古拉格的活动时，古拉格头目伊万．纳斯德金（Ivan Nasedkin）声称，“总的来说，集中营撤离行动组织得相当好。”不过，他继续补充说，“由于运输能力短缺，大多数囚犯是步行撤离，有时要走超过600英里的距离。”囚犯到达目的地时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当没有足够时间撤离集中营时，索性就将囚犯处决。战争开始几周的情况往往就是这样。西乌克兰尤其如此：1941年6月底，NKVD在利沃夫（Lviv）屠杀了1万名囚犯，在卢茨克（Lutsk）监狱屠杀了1,200名，在斯坦尼斯拉沃夫（Stanislwow，译者注：现称“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屠杀了1,500名，在杜布诺（Dubno）屠杀了500名。德国人到达时，在利沃夫、日托米尔（Zhytomyr）和文尼察（Vynnytsa）地区发现了数十座万人坑。接着，纳粹特遣队（Sonderkommando，译者注：纳粹德国集中营负责处理死者的囚犯分遣队）就以“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暴行”为借口，立即屠杀了数万名犹太人。
1941至1944年来自古拉格的所有行政报告都强调，战争期间集中营生活条件出现惊人恶化。在过度拥挤的集中营里，每个囚犯的生存空间从1.5平方米下降至0.7平方米；囚犯必定是轮流睡在木板上，因为那时床铺是一种奢侈品，供有特殊地位的工人使用。平均每天的卡路里摄入量比战前水平下降了65%。饥荒变得普遍起来。1942年，斑疹伤寒和霍乱开始在集中营出现。根据官方数据，每年有近19,000名囚犯死于这些疾病。1941年，仅在劳改营就有近10万1,000人死亡，还不包括强制劳动流放区。因此，年死亡率逼近8%。1942年，古拉格管理局登记了24万9,000例死亡（死亡率为18%）；1943年，登记了16万7,000例死亡（死亡率17%）。如果也包括监狱和强制劳动流放区囚犯被处决和死亡的案例，就可粗略地计算出，仅1941至1943年间，古拉格就有约60万人死亡。幸存下来的人状况也很可怜。根据古拉格管理局自己的数据，到1942年底，仅19%的囚犯能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17%能够从事中等体力劳动，64%能够干“轻松活儿”──这意味着他们病了。
以下是1941年11月2日一份报告的摘录。报告来自古拉格管理局运营部副主管，内容是关于西伯利亚劳改营（Siblag camps）的情况。
“根据从新西伯利亚NKVD运营部收到的信息，西伯利亚劳改营在阿赫卢尔斯克（Akhlursk）、库兹涅茨克 （Kuznetsk）和新西伯利亚的分部（department），囚犯死亡率急剧上升……
“死亡率上升，记录的疾病实例数也巨幅增长，其原因无疑是普遍的营养不足。而这是因持续性食物短缺和严酷的工作条件给心脏造成巨大压力所致。
“囚犯缺乏医疗照顾、他们所干活儿的难度、漫长的工作日以及营养不足，都促成了死亡率的飙升……
“从不同的分拣中心送到这些营地的囚犯中，也记录了因营养不良、营养不足和普遍的流行病而死亡的众多案例。1941年10月8日，从马林斯科埃（Marinskoe）分营（division）新西伯利亚分拣中心送来的539名囚犯中，超过30%体重严重不足，且长满了虱子。6具尸体也与这些囚犯一并抵达。10月8~9日的夜里，又有5人死亡。9月20日从马林斯科埃分营同一分拣中心抵达的另一支车队中，所有的囚犯都长满了虱子，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没穿任何内衣……
“最近，在西伯利亚劳改营，由囚犯组成的医务人员进行了大量破坏活动。泰根斯克（Taiginsk）部门阿兹赫尔（Azher）营地的一名助理，曾依据第58条第10项被判刑。他组织了一群囚犯破坏生产。该群体的成员被发现，把生病的工人送到体力劳动最繁重的地点，而不是治愈他们，希望这会减缓营地生产，并阻止目标达成。
“古拉格管理局运营部副主管、安全部队队长科根曼（Kogenman）。”
“囚犯遇到的严重健康问题”（用古拉格的委婉语来说），并未阻止当局向他们施加更大的压力，往往直到他们倒下。“从1941年到1944年”，这位古拉格负责人在其报告中写道，“一天工作的平均价值从9.5卢布提高至21卢布。”数十万囚犯被征召进入兵工厂，取代已被征入伍的人力。古拉格在战争经济中的角色逐渐变得极其显着。据这个刑罚管理机构估计，在军火工业的某些关键部门，囚犯劳动力为近四分之一的生产负责，尤其在冶金和采矿领域。
尽管囚犯有“坚定的爱国主义态度”，其中95%的人“坚决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但镇压强度却一如既往，尤其是对政治犯。作为1941年6月22日中央委员会颁布的一项法令之结果，没有一个“58”（因《刑法典》第58条被判刑的囚犯）在战争结束前获释，即使他已经服完刑。因政治犯罪（例如属于一个反革命党派、右翼组织或托派组织）、间谍罪、叛国罪或恐怖主义罪被判刑的囚犯，在戒备森严的特别集中营里被隔离关押。这些营地位于气候极其严酷的地区，如科雷马地区和北极区。在这样的营地中，年死亡率通常达到30%。1943年4月22日的一项法令颁布之后，开设了特别强化的惩罚营（punishment camps）。它们实际上变成了死亡营，因为囚犯受剥削的方式，使其极不可能存活。在金矿、煤矿、铅矿和镭矿里有毒的条件下，一天工作12个小时无异于一份“死刑判决”。这些矿山大多位于科雷马和沃尔库塔地区。
从1941年7月至1944年7月，这些营地内的特别法庭判处14万8,000名囚犯接受新惩罚，并处决了其中的10,858人：208人因从事间谍活动被处决，4,307因从事颠覆和恐怖活动被处决，6,016人则是因在这些营地组织起义或暴动而被处决。根据NKVD的数据，战争期间，古拉格有603个“囚犯组织”被消灭。这些数字可能是为了显示，尽管进行了大量重组，该系统仍保持警惕性。在重组过程中，许多守卫营地的特种部队被分配了其它任务，尤其是放逐活动。但毫无疑问，战争期间，这些营地面临着首波大规模逃亡和反抗浪潮。
事实上，战争期间，这些营地的人口变化很大。正如当局自己所承认的，逾57万7,000名囚犯因“工作中无正当理由的旷工或小偷小摸等无足轻重的犯罪”而被判刑。1941年7月12日的法令颁布之后，他们被释放并立即整合到红军之中。战争期间，如果包括那些完全服刑期满的人，有逾106万8,000名囚犯直接从古拉格开赴前线。1941至1943年古拉格死去的约60万人当中，就包括最虚弱的囚犯和最不适应营地内盛行的严酷条件的人。营地和流放区许多因轻罪被判刑者被清空之际，最倔强和最难驯服的人仍留在原地，并活了下来，无论是政治犯还是普通罪犯。在所有囚犯中，因第58条被判长期监禁（8年或以上）的人所占份额，由27%增至43%。监狱人口情况的这种变化，在1944年和1945年变得更加显着。当时，古拉格得到极大扩张，1944年1月至1945年1月，人口增长了45%以上。#（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