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的校园，矗立着中共早期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也是曾为北大教授的李大钊的半身像。“五四”北大校庆之际，亦有游人、学生到其塑像前瞻仰。然而，受中共教育灌输和宣传影响的很多人，未必知道的是，当年李大钊不仅在北大通过授课宣扬马克思主义，误导学生，而且参与中共秘密活动，并“勾结苏联政府，刺探情报”，出卖国家，也因此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处死。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期间，业已死去的李大钊居然被中共打成“大叛徒”，其后人也多受其累，有的被批斗、关押和迫害。
误导北大学生 罪业深重
李大钊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经章士钊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任其它职务。后来被聘为教授，开设了一些课程。不过，以其学术地位而言，完全不可与那些有名望的教授同日而语，充其量只是三等教授。
据中共党史资料，李大钊在北大的工作时间是从1917年底至1927年初。他除了写了多篇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率先在北大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且还利用北大宽松的学术氛围，先后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还与其他三人开设了《现代政治讲座》这门课，李大钊主讲“工人的国际运动”、“印度问题”等专题。
按照中共的说法，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在中国的传播“功不可没”，他也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引进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一人，对引入共产邪灵、毒害中国人、毒害传统学术亦种下了天大的罪业。
2003年，海外明慧网的《明慧周刊》曾刊登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人，不相信有地狱的存在，但他听人说，做坏事可以下地狱。于是，他一生中做尽了坏事，死后被打入了第18层地狱，他也认为这是自己应得的报应，一直认为这是最后一层地狱了。有一天，他听到在他下面传来一声叹气声，他很吃惊：还有比他更坏的人吗？他就问：“你是干什么的？”回答：“教书的。”他又问：“你教书的能做多大的坏事？”答：“误人子弟。”
误人子弟的罪业想来是非常大的，而李大钊通过近十年的授课，将残害了全世界上亿人的马列主义引入北大并广泛传播，让无数单纯、正在探求未来之路的年轻人为其所吸引，并踏上这条万劫不复之路，李大钊的罪孽该有多大呢？
很难不令人怀疑，那些在“五四运动”中有令人发指的暴行的北大学生中，没有听过其课并受其鼓动的。史载，“五四”第一次示威行动后的当天晚上，学生领袖们就来到北大李大钊的图书馆办公室，向他汇报当天所发生的事件。李大钊还要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将“五四运动”扩大到其它城市中去，要与民众“打成一气”。在响应这一号召的人当中，就有李大钊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的邓中夏。无疑，中共利用“五四运动”，加强了宣传，使更多的年轻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走上了歧途。
对此，中共党史并不讳言：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李大钊联系团聚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倡导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帮助许多青年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这一时期，不少青年进步团体“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以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都把他奉为导师。受其影响后来加入中共的有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谭平山、谭植棠、许德珩、张申府、范鸿劼等。
而当年在北大的女生，也是听了李大钊的鼓动，走上了所谓“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争取婚姻自由”之路。据说，有一次李大钊在上《女权运动史》时，在课堂上大声说：“马列主义给妇女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只有社会性质改变，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可事实又是什么呢？ 相信马克思主义、追随中共的多少女子，将传统的三从四德视为束缚，而视随意性爱为“解放”，视同居为正常，视婚姻为儿戏，进而导致家庭破裂、儿女不知爱为何物。
利用北大保障从事革命活动
在误人子弟的同时，李大钊还利用北大做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以求实践其“良策”。而他之所以在这十年中能一直平安无事，一是北大的保护，拒绝北洋政府通缉的压力而将其解聘，二是北洋政府对学术、对北大的尊重，不以武力、权势压迫。试想，今天的北大能有这样的勇气吗？今天的中共能容许治下的北大聘用一个“反共”人士吗？
对于李大钊的作用，中共的官方评价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共产国际筹备和创建时期，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人像李大钊那样，为建立同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联系如此积极努力。”“李大钊同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会见，标志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建立。”
具体来说，就是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人来到中国，与李大钊见面，谋划建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李大钊将其介绍给了陈独秀，并共商建党之举。中共成立后，李大钊先后任二、三、四届中央委员。而此时李大钊的公开身份是北大教授。
由于孙中山的错误判断和“容共”政策，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党员得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李大钊、周恩来等人在加入国民党后，却公然违背孙中山的政策，分化国民党。
比如，在1924年苏俄煽动外蒙古独立时，在国民党和举国上下指责苏俄之际，中共党员却持有相反立场。此外，因苏俄与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李大钊等中共党员，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并支援苏俄强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出卖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
再如，当一些国民党人，如刘成禹、冯自由、谢英伯、许清和等针对中共党员蔑视国民党的纲领和纪律而开会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攫取国民党党统时，李大钊等即向孙中山控告刘成禹等四人“不守党纪，以挑拨国、共恶感”。刘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机关刊物上任意诋毁国民党为证，孙中山乃宣布四人无罪。
正是在中共这种“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的党性下，中共逐渐夺取了国民党的组织权、党权、军权和舆论权，而李大钊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
因叛国罪被逮捕 后人被批斗
1925年，李大钊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他遂逃入东交民巷苏联兵营。1927年4月，奉系张作霖占领北京后，京师警察厅派出300余人突袭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35人和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逮捕。
在搜查过程中，警察搜走了七卡车档档案，里面有大量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指令。后经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内容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其中有：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等等。
张作霖从这些材料中得出了如下结论：1.在奉军与南方军战争期间，李大钊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2.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3.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关系非同一般；4.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领导人进行了颠覆政府活动。颠覆中华民国，显然属于叛国罪。张作霖据此认定：李大钊该杀。
然而，由于李大钊还有北大教授的身份，北洋政府前高级官员，如章士钊、杨度、梁士诒和北大校长等都出面说情。张作霖对于是否处死李大钊十分犹豫，于是他分别发电给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阎锡山等征询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外，其余人均回复表明态度。张学良反对杀李，张宗昌则主张杀掉李。
不久，李大钊等20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被以“和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绞刑处决，时年38岁。而绞刑是李大钊自己提出来的受死方式，张作霖为此还特意从美国买了一个绞刑架，完成其最后的心愿。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文革爆发后，已死的李大钊被中共打成了“大叛徒”，其长子、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也成了全国第一个在北京游街的省委书记。除了李葆华一家受到牵连外，李大钊的其他几个子女李光华、李欣华、李星华和李炎华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而他们的遭遇甚少见于报端。
结语
为了中共而死的李大钊大概没想到的是，自己身后和家人会遭到中共如此对待。不过，其误人子弟、推动共产邪灵在中国大地的蔓延，罪业显然不小。自己横死和后人遭难焉知不是咎由自取？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