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日，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党组织第一书记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被持枪进入列宁格勒党总部的年轻共产党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Leonid Nikolaev）射杀。此后，新的恐怖周期开始了。
几十年来，人们普遍认为，斯大林在基洛夫暗杀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基洛夫是斯大林的主要政敌。这种看法源于，1956年2月24日—25日晚，赫鲁晓夫在第20次党代会上，向苏联代表们提交的秘密报告中所“披露的内幕”。该理论近来受到质疑，特别是在阿拉．基里林娜（Alla Kirilina）的著作中。她利用了以前没有的档案资源。无论如何，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斯大林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使用暗杀，使阴谋论的想法具体化了。阴谋论，始终是斯大林主义论调的核心主题。通过“证明”存在一个针对该国、其领导人和社会主义本身的巨大阴谋，阴谋论让斯大林得以维持危机和紧张的气氛。它甚至成为体制失败的一个便利解释：当一切都变得糟糕、生活不再“幸福快乐”时，按斯大林有名的说法，这“一切都是暗杀基洛夫的刺客的错”。
暗杀事件宣布几小时后，斯大林起草了一项法令。它后来被称为“12月1日法”（Law of 1 December）。这项异乎寻常的措施，两天后得到政治局的批准。它下令对恐怖嫌疑人的审问时间减至10天，允许在嫌疑人没有法律代表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审判，并允许立即执行死刑。几个月前恐怖才刚刚有所减轻，而这项法律却标志着与之彻底决裂，且成为发动大恐怖的理想工具。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斯大林在党内的许多对手被指控进行恐怖活动。报刊宣布，“可憎的罪行”是一个受其“在列宁格勒的总部”所指挥的秘密恐怖组织犯下的；除了尼古拉耶夫本人外，它还包括13名前季诺维也夫派成员。12月28日和29日，该组织所有成员都被秘密审判，并判处死刑，立即处决。1935年1月9日，对“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派反革命总部”臭名昭著的审判开始；77人都被判监禁，包括某些时候反对过斯大林的、许多知名的党内激进分子。揭穿“列宁格勒总部”，导致随后发现“莫斯科总部”，其19名假定成员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本人。“莫斯科总部”的成员被指控与暗杀基洛夫的刺客进行“意识形态共谋”，并于1935年1月16日受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认，他们“以前从事的反对党的路线的活动，当客观看待时，不可能没有充当催化剂并激发这些犯罪分子的最坏本能”。这种不寻常地公开承认“在意识形态上共谋”的举动，是在多次撇清关系和公开否认有牵连之后，导致他们分别被判5年和10年的监禁。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2月，有6,500人按照新的反恐程序被判刑。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定罪后的第二天，中央委员会向所有党组织发出一封秘密通知，题为“从对基洛夫同志的怯懦谋杀中要汲取的教训”。正文部分坚称，存在一个由“两个季诺维也夫派基层组织”主导的阴谋，“它们曾是白军组织的前沿组织”。文中还提醒所有成员，与托派成员、民主集中派（Democratic Centralists）、右翼和左翼分裂派别等“反党集团”作长期斗争。无论任何人以前在任何事情上反对过斯大林，都成了嫌疑人。对敌人的追捕变本加厉。1935年1月，988名前季诺维也夫支持者，从列宁格勒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雅库茨克。中央委员会下令所有地方党组织拟定因属于“托派和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派集团”而于1926至1928年被禁的共产党员名单，后来仅仅根据这些名单实施了逮捕。1935年5月，斯大林再次致函所有党组织，下令对每个共产党员的党员证进行仔细检查。
基洛夫暗杀事件的官方版本，声称暗杀是有人使用假党员证进入斯莫尔尼宫（Smolny）所为，用以证明检查所有党员证的运动有着“巨大的政治重要性”。该行动持续了六个多月，是在秘密警察的全力协助下进行的。NKVD提供证明“可疑共产党人”所需的一切文件，党组织反过来又通知NKVD，作为这场运动的结果，被禁止入党的人有哪些。整个这场行动，导致9%的党员即约25万人被开除党籍。在1935年12月下旬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负责这项行动的NKVD主要部门首脑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 Ezhov）给出了不完整数据，显示被开除出党的15,218名“敌人”也在这次运动中被捕。然而，叶若夫认为，这场清洗算不上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因为所花时间比原计划长了3倍，这是由于“当时仍在主管职位上”的一些“官僚主义分子”的“恶意和破坏”。尽管该党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铲除托派和季诺维也夫派，但实际上被开除出党的人仅3%属于这些类别中的一类。地方党领导常常不情愿“联系NKVD，并交出要通过行政决定立即流放的人员名单”。简而言之，在叶若夫看来，这场党员证检查运动揭示了，党的地方办公室在多大程度上想要组成对当局消极抵抗的统一战线。这是斯大林始终都铭记的一条重要教训。
基洛夫被暗杀后立马来袭的恐怖浪潮，不只是影响到党内的前斯大林反对者。1934年12月27日，政治局以“白军恐怖分子从西方渗透进本国”为借口，下令从乌克兰边境地区放逐2,000户“反苏”家庭。1935年3月15日，采取了类似措施，“将所有可疑分子从列宁格勒地区边境区域和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放逐“到哈萨克斯坦和西西伯利亚”。主要受害者是近万名芬兰人，这是遭放逐的众多族群中的第一个。这种放逐后来在二战期间达到高峰。1936年春发生了第二场大规模放逐，针对15,000户家庭，涉及近5万人，其中多数是来自乌克兰的波兰人和德国人。他们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Karaganda）地区，并安置在那里的集体农场。
接下来的两年里，镇压周期加剧，NKVD在1935年作出26万7,000例判决，1936年作出27万4,000例判决。同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安抚人口。“被剥夺公民权利者”这一类别被废除，对集体农场工人少于5年的监禁判决被撤销，依据1932年8月27日的法律被判刑的37,000人提前获释，“特别移民”的公民权利得到恢复，禁止被放逐者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歧视性做法划下句点。这些措施往往产生矛盾的结果。例如，被放逐的富农，在被放逐5年后恢复了其公民权利，却最终被禁止离开他们被重新安置的地区。他们的权利一被归还，他们就开始回到他们的村里，这导致诸多不可解决的问题：他们将获准加入集体农场吗？由于他们的房屋和财物被没收，他们将住在何处？镇压的逻辑在此过程中只允许稍微的停顿：没有回头路。
当社会与政权之间的紧张进一步加剧时，政府决定为斯达汉诺夫运动背书。该运动以安德烈．斯达汉诺夫（Andrei Stakhanov）的名字命名。藉以不寻常的团队合作和重组，斯达汉诺夫成功地将煤炭产量提高了14倍。一场巨大的提高生产力运动开始了。两个月后，1935年11月，莫斯科举行了一场“工人先锋会议（Avant-Garde Workers）”。斯大林本人就“一场摆脱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管理者习惯性守旧的运动”，强调了其“深刻革命性”。事实上，鉴于当时苏联工业的性质，斯达汉诺夫运动推行的几天、几周，甚至几十年，都对生产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设备磨损更快；工作场所事故飙升；产量增加之后，下降期几乎不可避免地接踵而来。当局回到上世纪20年代晚期骚扰专业人员的主题，又开始将经济困难归咎于渗透进管理层的所谓破坏分子，尤其是工程师和专家。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任何怀疑、生产节奏的任何中断，或任何技术故障，逐渐再被视为反革命行动。1936年前六个月，超过14,000名工业管理人员因破坏活动被捕。斯大林利用斯达汉诺夫运动，发动了一场新的恐怖浪潮。它作为“大恐怖”（Great Terror）而被世人永远铭记。#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