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常委名字含义解析
中国文化传承5千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内涵。在中共建政之前的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敬天敬神，天人合一的信仰和理念贯穿在中国人生活的一切细节之中。而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中国文字，据传来源于半神半人的仓颉，具有沟通天地神明的属性，通过中国的文字可以预测吉凶，测字术在民间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因此，中国人对于取名字也极为讲究，结合生辰八字和五行理论发展出一套成体系的姓名学。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名字中可能蕴含着其命运的一些重要信息。
中共19大结束后，产生了新一届七个常委。笔者发现，这新任七常委的名字合在一起，蕴含着重要的时局信息，似乎是上天通过这种方式在为当政者启示未来的政策方向。按照中共权力体系的内部分配结果，新任七常委的排名分别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我们来分别看看每个名字所代表的含义。
习近平的名字是近平，意味着上天赋予这个人的使命是，将中国社会带入接近太平盛世的状态。中国古人将社会的治乱状态分为三个阶段，所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根据习近平的名字与中国社会现状，习近平的天命应该是将中国社会由乱世带入升平世，为下一个太平世阶段奠定基础。而习近平之后的六个常委的名字，则揭示了习近平要实现这一使命所要克服的障碍、展示的决心、依靠的力量、采取的方式以及遵循的原则。分别来看看。
李克强的名字是克强，意思是习近平要实现前面所述的天命，需要战胜强敌或者是克服强大的障碍。
栗战书，名字是战书，意思是习近平要战胜强敌，就得对这个强敌下战书，要展示决心，向这个敌人宣战。
汪洋，名字是洋。洋这个字在政治学的范畴下，代表着民众。中国古人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用舟和水来分别代表统治者和民众。而洋就是最大的水，这里是指最大多数的民众，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最大多数的民意。结合上文，汪洋的名字在这里是指，当习近平向这个强敌下战书时，一定要代表最广大民众的民意。这里的民意具体是什么，我们在下文论述。
王沪宁，名字是沪宁，沪是指上海，宁是指安宁、平定的意思。沪宁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如果习近平能代表最广大的民意，向这个强敌宣战，那么就需要在上海实现安宁和平定。这暗示着习近平的这个强敌来自上海，不言而喻，就是上海帮和江泽民。沪宁这个名字显然是在向习近平启迪，应该铲除江泽民以及他所代表的上海帮。
赵乐际，名字是乐际。际在社会学范畴下是指人和人之间和状况，乐际的意思是人和人之间关系融洽，其乐融融。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习近平如果能顺应民意拿下江泽民，平定祸国殃民的上海帮，那么可以让民众在一定程度上满意，可以使中国社会有机会逐渐恢复和谐。
韩正，名字是正，意思是习近平要创建一个升平世，在拿下江泽民后，还得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要用正统的文化和理念，在道德、信仰、政治和经济的层面上进行全面的归正，让中国社会从当前被中共败坏的社会环境中，逐渐恢复正信、正气和正义。这就需要习近平抛弃让中国的一切都不正的共产党体制，开创中国历史的新局面。
以上仅仅是从名字本身的分析，不涉及各个常委个人的德行和作为。
下面，笔者将结合中国的现状和习近平所面临的局势，进一步解释以上七常委名字所揭示的玄机。
二、习近平的反腐治党
习近平和王岐山从18大主政后，以反腐名义拿下了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以及孙政才等国级和副国级高官，在中共内部产生强烈震撼。目前习近平的反腐打虎政策依然在继续推进，并将从经济腐败的层面，开始触及背后的政治原因。
11月7日，曾主掌习近平当局反腐大权的王岐山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开启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的文章，提出了政治腐败的概念。王岐山在文章中说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其中一个表现就是结成利益集团，妄图窃取党和国家权力。在19大期间，在会议第二天进行的分组讨论中，证监会主席刘士余首次以〝阴谋篡党夺权〞的字眼来描述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孙政才等人的实质问题。这是习近平当局首次公开了薄熙来、周永康等人的政变阴谋，暗示了北京当局五年来的反腐打虎，背后的主因实际是利用反腐来重点清除党内的政变集团。
在2012年初发生王立军夜奔美领馆，爆发重庆事件后，海外大纪元、新唐人等媒体就陆续发表文章分析说，薄熙来即将下台，原因是参与了推翻习近平的政变集团，而薄熙来之后，将会继续牵连出周永康等人，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重庆事件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将会波及政变集团的背后操控者曾庆红和江泽民。
从2012年到2017年，五年来中国时局的发展，正在印证大纪元和新唐人等海外媒体的预测。同时，大纪元等媒体也更进一步揭示出江泽民派系之所以策划推翻习近平的政变阴谋，背后的核心问题是法轮功问题。江泽民在1999年发动了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将中国上亿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列为镇压对象，从而在中国社会引发了当代最大的人道灾难。江泽民为了推动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不断执行下去，在人事任命上，以是否可以推行迫害法轮功政策作为最根本的用人标准，这样就在中共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迫害法轮功为政策取向的血债帮集团，就是以江泽民为首的江派体系或者说上海帮（上海帮是这个派系的首领）。
说到这里，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共的统治在习近平之前，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时代，主要的统治方式就是不断的发动政治运动，以极左的意识形态为价值标准进行内部和外部的不断清洗，以此建立了毛泽东绝对权威的统治。第二个阶段是邓小平时代，结束了政治运动，将国家重心转向经济发展。此时形成的主要统治方式，在政治上是元老集体统治，讲究内部矛盾协商解决，对外展示团结，在经济上则是双轨制，就是在开放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并行两套经济系统，一套是官方控制的计划经济，一套是开放给民众的市场化经济系统（不是西方的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中共权贵们通过计划经济掌控资源，利用市场化经济系统赚取超额利润，形成了初步的权贵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主要由中共太子党组成。
在江泽民时代，中共开始进入公开化的全面腐败时代，这也与江泽民的统治方式有关。江泽民由于没有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资历，在中共内部无法确立政治上的权威，于是在政治上发起迫害法轮功，以此为自己谋求政绩，树立权威；而在经济上进一步放纵官员腐败，以此吸引中共的地方和基层官员们继续为这个政权卖命。在胡锦涛执政期间，中国的大部分政治和经济资源依然控制在江泽民派系手中，江泽民创造的集体腐败和迫害法轮功的统治方式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在胡锦涛执政的中期，习近平被选为中共未来领导人，由于江泽民担心习近平在法轮功问题上不会加入血债帮，于是制定了用薄熙来取代习近平的政变计划。这一计划因为2012年的重庆事件而被暴露，习近平为了保命，随后与胡温李克强等人形成政治联盟，开始对抗江派血债帮集团，18大后，习近平联盟中又多了王岐山这个强力盟友。从2012年到2017年的19大，习近平联盟对抗江派血债帮集团的主要手段就是反腐。因此，习近平时代第一个阶段的统治方式就是反腐治党。
反腐治党为习近平巩固政权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首先反腐在名义上可以占领党内道德和纪律的制高点，没有人可以公开反对，也可以暂且避开清理政敌的实际动因，消除了政治上的可能动荡；其次，由于江泽民时代中共官员几乎无官不贪，人人都有把柄，因此，在习近平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强力政策下，中共官员们为了自保，不得不在政治上重新站队，这样就逐渐削弱了江泽民集团的势力。
在今年的19大上，虽然两派人马依然博弈激烈，但是习近平在人事任命上取得了绝大多数的胜利。在重要职位上，习近平派系的人马全面上位，使中共内部在权力格局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正是习近平反腐治党所带来的一个明显效应。
三、反腐治党的局限性
前面讲到，面对江泽民留下的两大统治方式，习近平首先采取了经济上的反腐败来打击政敌，建立自己的统治体系，这是出于情势所迫。但是，这种方式也具有显而易见的局限性。
首先，中共官员在腐败问题上，几乎人人都有把柄，江派官员是这样，习近平阵营也不会例外，所以，这一点也很容易被对手抓住进行反击，19大前所发生的针对王岐山家族的海外爆料，正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虽然外界并不能证实针对王岐山家族的爆料内容有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却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仅仅依靠中共内部这种不透明的黑帮帮规来反腐，如果换一个江派官员去调查王岐山，将很难保证王岐山的所谓“贪腐问题”不比周永康更严重。
其次，当前的中共官场是建立在腐败的地基上，用反腐的名义打击江派官员，在中共内部，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都很难得到真正的支持。大多数官员效忠习近平是出于害怕，而不是真心的拥护他的反腐政策，在这种环境下，蒙声发大财，大家一起腐败的政策反而更容易得到官员们的支持，这正是江泽民时代的权力基础。
第三，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为了维护中共的形象，也为了不引发更大的民愤，危及中共政权，被拿下的江派高官在被宣布罪状时，官方正式公布的涉案金额往往都很少，比如周永康在被调查时，传出他腐败金额高达上千亿人民币，但是法庭定案的贪腐金额却只有1.2亿多人民币，这个数额甚至不如大陆媒体经常披露出的一些基层地方干部的贪腐金额。其他的几位大老虎被正式宣布的贪腐金额也都没有超出周永康这个水平。这种投鼠忌器式的反腐也很难真正压服江派势力，江泽民集团很容易利用官方宣布的这些不起眼的涉案金额，来攻击习近平破坏政治稳定，这些案例反而会成为反习势力进行动员的教材。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虽然拿下了很多江派高官，但是反习势力依然根深蒂固，在江泽民曾庆红等人的运作下，依然会继续推出他们的未来掌门人，政变威胁依然时时存在，19大前夕落马的孙政才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习近平也许自己也知道投鼠忌器式的反腐治党只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工具，当局势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有新的突破。19大期间刘士余的奉命揭露政变阴谋，王岐山在19大后高调提出的政治腐败概念（利益集团篡党夺权），都预示着习近平的打虎行动将会突破经济腐败的层面，而上升到公开打击政变集团的政治高度。
四、习近平反腐治党的第二阶段：打击政变主谋
可以肯定的是，19大后，已经全面掌权的习近平当局一方面会继续以反腐治党的方式布局，用这种方式继续打击江派现任官员，巩固自己的权力成果。而另一方面，对于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等6名已经被拿下的江派副国级及国级高官，其罪名将会被正式定性为篡党夺权。唯有这样的政治定性，才能巩固习近平前5年的反腐成果，才能从政治上杜绝江派人马翻案的可能性。
如果局势进行到这一步，习近平同样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既然已经撕破脸走到这一步了，那么就像习近平自己说的那样，开弓没有回头箭，一直要打到终极大老虎，继续以政变主谋的罪名拿下江泽民，在中共权力体系中彻底清除江泽民派系；另一种选择是，以政变阴谋为上述6虎定罪后，以此威慑江泽民，警告江泽民彻底放弃幻想，安分守己，在达成内部交易的情况下放江泽民一马，将政变罪状全部推到以上6虎的身上。
笔者认为习近平更可能会选择前者，而不会选择后者。理由如下：
其一，习近平阵营和江泽民派系之间的这场生死之战，对习近平而已，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习近平在经历多次暗杀以及各种形式的政变之后，对于江泽民集团应该早已下定了坚决歼灭的决心。
其二，习近平如果放过江泽民，就面临一个最大的难题，对于江泽民留下的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将如何取舍？如果继续推行这一政策，那么习近平相当于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和江泽民取得了一致，那么之前双方的这场生死斗争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而如果习近平在法轮功问题上依然坚持不加入江泽民血债帮的立场，打算在条件具备时，结束这一场人道灾难。那么，放过江泽民这个罪魁祸首就是一个最大的失策。
其三，习近平当局拿下江泽民，以及拿下江泽民的可能罪名，在19大会议期间已有预兆。在19大上，外界发现，江泽民虽然按照中共内部规则列席了19大会议，但是中央电视台在播出现场画面时，多次将江泽民的镜头遮挡。而当习近平念报告中提到“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时，央视镜头就转向江泽民，而且是对江泽民的大特写。台湾媒体对此表示，“人民痛恨什么就是江泽民，这绝对不是巧合。世界上，特别在共产党的世界里面，没有偶然，只有必然。这画面一定都是千挑百选过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习近平当局在19大后，将会以反腐和打击政变集团主谋两种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拿下终极大老虎江泽民。当局势进行到这一步时，中国政局将进入一个巨变的临界点。
五、新任七常委名字对习近平的启示
如果习近平拿下江泽民，彻底覆灭反习政变集团。届时，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将会是，习近平将如何处理江泽民时代留下的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江泽民发起的这场不得人心的迫害运动，不仅对中国民众、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使中共自己走上了崩溃的绝路。
法轮功是一种古老的佛家修炼方法，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在江泽民发起迫害运动的1999年7月之前，据中国官方统计，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有7千万到1亿人。1998年，刚刚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位上卸任的乔石，带领一些离退休官员走访几个月，十多个城市，对法轮功在中国的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调查显示，法轮功修炼者普遍道德水平提升，身体健康，法轮功祛病健身率达到97%以上，1亿法轮功修炼者每年可以为国家节省大约1000亿元的医疗费。乔石在最后的调查报告中得出结论说，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无一害。这是在法轮功遭受迫害之前，中国官方对法轮功最权威的结论。
1999年7月，江泽民在大部分中共政治局常委反对的情况下，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运动。时至今日，这场迫害已经长达18年，大陆法轮功修炼者遭受了史无前例的苦难，成千上万的人被酷刑折磨致死，另据国际独立调查记者的分析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6年的16年期间，中共活体摘除良心犯器官案例达到90万至200万起，其中大部分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但是，纵使江泽民和中共用尽各种残酷迫害手段，都无法逼迫那些坚定的修炼者放弃信仰，绝大多数法轮功学员对信仰的坚定反而使中共感到恐惧。今天，中共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法轮功学员利用媒体、网络、传单等多种传播手段揭露它的邪恶罪行，揭穿它针对法轮功所散布的一整套谎言。
此外，迫害法轮功中所形成的高压维稳模式，不但消耗了巨额的中国社会公共资源，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官民矛盾，也给江泽民之后的胡温政权带来伤害，江派政法委势力通过迫害法轮功而上升为第二中央，致使胡温的政令不出中南海，无法对中国社会实施良性的改革。
在习近平时代的前5年，江泽民发起的这项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整体上依然在运行，但是在操作层面发生了一些具体的变化。在习近平反腐治党的新政策下，许多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高级官员纷纷被以反腐的名义拿下（比如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迫害法轮功的权力中心政法委的权力遭到削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场所之一劳教所被解散。随着习近平反腐的继续推行，江泽民政变集团成员的陆续被捕，如何给江泽民定罪和定性，也将考验着习近平的智慧、决心和魄力。
如果习近平在拿下江泽民后，能够顺应民意，以迫害法轮功的种群灭绝罪和反人类罪行公审江泽民，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那么，习近平将有机会把中国和平带入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缔造一个升平世。如此，习近平将有机会名列中华民族千古伟人之列。笔者以为，新任七常委的名字正是上天为习近平的升平之路所做出的启迪。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七常委的名字。
习近平，上天对这个人的天命已经蕴含在其中。如果习近平能结束中共对中华民族制造的百年魔难，中华民族将会重新迎来盛世，而习近平则至少可以为此盛世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开创出一个必需的社会环境。就像是唐高祖李渊树立反隋义旗，推翻隋朝，为后来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奠定基础一样。
李克强，这个名字的启迪有两层含义，一是习近平需要打掉江泽民这个强敌，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其次是习近平还需要面对中共这个中华民族的强敌，以大勇气大魄力，像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那样，带领中国人民走出共产魔教的魔窟。
栗战书，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习近平需要有大决心和魄力，向中华民族升平之路上的一切强敌和顽固势力宣战。栗战书这个名字和李克强的名字是一个整体含义的两个阶段。
汪洋，这个名字是说，习近平必须要顺应民意，以民心背向作为执政的依据，才能发出克强和下战书的决心。当前有20多万名法轮功学员实名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检举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触犯中国多项刑法以及国际法，犯下反人类和群体灭绝罪行，要求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将江泽民送上法庭。而支持法办江泽民的中国人，包括中国全部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亲属，以及遭受中共维稳政策迫害的其它中国民众，总数恐怕不止1亿。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民意的真实展现，习近平如果真想为中国以及中国民众做点事情，那么这个最切切实实的巨大民意就无法回避。
王沪宁，这个名字进一步深化以上几个常委名字所包含的启示内容，将习近平强敌的位置和指向揭示出来。这个名字是说，以上海为大本营的江泽民集团是制造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之一，是民众最痛恨的反华（江泽民是真正的汉奸和卖国贼）和反人类势力，也是习近平执政的最大障碍。习近平要实现以上目标，要顺应民意，就需要平定上海，彻底铲除江泽民集团。
赵乐际，这个名字表面是说人和人之间关系和谐。这个名字放在王沪宁之后，其中的启迪也相当清晰，只有拿下江泽民，结束迫害法轮功，让所有中国人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让中国社会拥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中华民族的活力和智慧也才能重新焕发出来，中国才能实现习近平所说的“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那么，中国社会将有机会重新恢复到一个和谐和繁荣的状态。
韩正，这个名字对习近平的启示在于这个”正“字。中国古人将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称为“政”，当今的政治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这个“政”字，是一个“正”和一个“文”组成，意思是为政者必须依靠文明而不是依靠暴力；而要达成文明的治理，则必须以“正”作为衡量善恶和是非的标准，作为终极的价值导向。“正”包含着正信、正念、正道、正德、正义、正气、正理、正行。所以，治理国家要以“正”为导向，施文德教化，让人民明理守礼，遵守纲常，而不是依靠军警，滥施刑罚，暴力镇压。这就是中国古代王朝为什么几千年一直都是使用儒家伦理来治理国家，长治久安的王朝都是儒家文化在君臣之间，朝野上下，得以真正贯通的时代。而儒家文化来源于敬天敬神的中华正统文化，其内在的核心就是一个“正”字。
与正相对立的就是邪。当今中国被一个邪教中共所统治，社会系统从文化到政治到经济都被中共邪教化、邪恶化，而要将中国社会的一切归正，就必须解体中共，从重塑中华传统的道德和正信。习近平如果要为中国社会打造一个长治久安的局面，在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后，还必须解体中共这个与中华正统格格不入的外来邪教组织，抛弃马列主义这种人类历史上的精神鸦片，重新为中国社会加载传统文化的因子，让儒释道文化以及当今法轮功所创立的真善忍的正信，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和信仰。如此，中国社会将会平稳走过共产时代的乱世，循着习近平开创的升平世，而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升级到一个太平盛世。
七常委的名字，连在一起既有清晰的层次区别，又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中国神传文化缔造的文字，其中的玄妙远远不止以上笔者所揭示的内容。
十九大以后的习近平，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一条路上通过反腐保党，继续共产党的极权专政，这是一条死路。另一条路是像蒋经国先生一样，“以专制结束专制”，抛弃中共，回复中华正统文化，那样，中华民族将会迎来真正的复兴。希望习近平能够为中国，也为他自己，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
──转自《希望之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